校园新星（第226期）|刘霖杰：科幻小说的乌托邦书写可以内化为读者坚定的意志|乌托邦|刘霖杰|永恒的终结|科幻小说|科幻电影

科幻小说的乌托邦书写

可以内化为读者坚定的意志

刘霖杰

刘霖杰（1997-），湖南桂阳人，福建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研究生，曾获第二届晨星科幻文学奖最佳短篇小说提名奖，2017年度“科普中国—科普科幻文创项目”五十强，第三届新青年文化艺术创作奖传统文学二等奖，第二届湖南师范大学创意写作大赛三等奖，作品散见于《超新星》《镜像恋人》《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佳作集（科幻卷）》等。

采访实录

高校科幻：请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科幻的？

刘霖杰：最开始接触的不是科幻小说，而是科幻电影。记得小时候喜欢去影碟店租碟看电影，当时租到不少经典电影，比如《A.I人工智能》《黑客帝国》之类的，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终结者2》，看到T800进入铁水并向约翰·康纳伸出大拇指的那一刻，小时候的我看得痛哭流涕，自此我便对科幻题材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以前喜欢模仿一些经典科幻电影的世界观和设定来写类似于同人文的小说，写完之后在班里给同学们到处传阅，还收获了一大批读者，有的人经常每天找我催更。于是，我当时的小说创作从模仿其他科幻电影，逐步转向自己创造设定，进而尝试更加丰富的科幻设定与题材，我觉得自己这种对于科幻小说创作的兴趣，最主要的便是来源于小时候对于科幻题材电影的接触与启蒙。

高校科幻：科幻吸引您的点是什么？如何定义“科幻”？

刘霖杰：对于我来说的话，最主要的是故事有不有趣，其次便是世界观和设定能不能让人耳目一新。拿时间机器这类经典科幻设定来说，威尔斯的《时间机器》和阿西莫夫的《永恒的终结》属于设定类似的小说，那么即使是在设定上没有作出重大突破，但阿西莫夫的《永恒的终结》却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故事，当人类的时间穿越成为一种能够修整历史、控制世界变动的系统化操作之后，人类真的能获得永世无忧的未来吗？这是当时我读完《永恒的终结》后最大的感受。当然，我也并不是说两个作品孰优孰劣，《时间机器》的这种现代性优思给读者带来的体验与《永恒的终结》是完全不一样的，最重要的是能不能让读者产生“真有意思”或者“这样下去会怎样……”的想法。可能部分人认为科幻小说最吸引的人点是“设定”，对我而言，如果一部科幻小说拥有极其硬核的设定，但是故事性上却稍差一分的话，我可能读起来就很艰涩，就比如《龙蛋》。确实，《龙蛋》的设定看起来像是现实宇宙里真的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是它最有趣的部分却藏在结尾，如果前面没坚持住的话，前面的各种硬科幻设定也是白费了。

关于如何定义“科幻”，我想用达科·苏恩文的概念来定义，那就是“认知性陌生化”。但是后来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一定要用认知性的概念（科学知识）来实现故事的陌生化的话，那么，架空历史类的科幻和“新浪潮”的作品该怎么归纳进“科幻”里？菲利普·K·迪克的《高堡奇人》，里面没有多少关于未来事物的全新设定，仅仅是关于某种历史事件的倒转；泽拉兹尼的《光明王》中近乎于印度神话的描写，钱莉芳的《天意》中的现代人穿越到古代，如果真要严格按照苏恩文的概念来定义的话，这些恐怕无法囊括进来。之前重温《三体III》的时候，看到前面关于拜占庭帝国的剧情，我突然有一个想法，那就是“科幻”除了是认知性陌生化的作品之外，还可以是站在科学之一基线之外，对科学达成某种覆盖的作品。

高校科幻：为何为尝试进行科幻写作？您觉得创作科幻跟创作其他类型作品有什么区别？

刘霖杰：最开始是为了完成脑海中的一些挥之不去的幻想，一些关于世界的奇思妙想，后来初中的时候逐渐不写了。结果在这个时候，我结识了一位笔友，在帮助他修改作品的时候，我自己内心的创作冲动又被点燃了，于是开始一直坚持创作科幻小说。2014年的时候，当时想把自己写的长篇小说发出去，就找投稿的渠道，然后遇到《异想杂志》，打开了我创作的一个新阶段。当时这个电子杂志每个月都需要作者们提供一篇短篇小说，使得我开始源源不断地进行创作，然后每个月还有故事接龙的活动，确实让我脑子里蹦出许多挺有意思的剧情和设定。后来读大学之后，应邀一起和别人做《荒启科幻》，主编的活也让我接触到大量不同的作品与作者，让我对于科幻小说的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回想起来，这些都是我科幻小说创作路上不可忽视的启蒙因素。

创作科幻小说对于我来说，和其他类型作品有非常大的不同。科幻小说，最需要的就是让你有创作冲动的点子，而且这个点子要非常与众不同，当自己的想法被发现与其他作品有雷同之处的时候，自己的创作冲动都会被浇灭一大半。我觉得这种对于“新奇”的审美创作取向，对于科幻小说来说既是一种赐福，也是一种诅咒。当我写其他类型的作品时，最能支持写作热情的就是一种对于现实世界的瞬间的感性印象，凭借着这种感性印象，文本在我看来是流淌着的，是可以触摸到，感知到的。但是科幻小说的话，更像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建筑工作，当其中作为“设定”而创作的建筑原料存在纰漏时，与其担心自己的故事有不有趣，还不如担心一些读者如何看待你的这些描写。韩松不是在《想象力宣言》里提到类似的事情吗，刘慈欣的《带上她的眼睛》在《科幻世界》发表的时候，部分读者更在乎地心飞船这一设定是否合理，而不是关注被困在地心里的人这一主要矛盾。

高校科幻：您最喜欢的科幻小说是什么？是否对您的创作产生过很大影响？

刘霖杰：短篇小说的话，何夕的《伤心者》，张冉的《野猫山—东京1939》，阿瑟·克拉克的《星》；中篇小说，那就是丹尼尔·凯斯的《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长篇小说，西蒙斯的《海伯利安》前两部对于我来说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梯队作品，然后还有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还有罗宾逊的《红火星》之类的。我很想把韩松的《轨道》三部曲放进来，但我对于《地铁》《高铁》《轨道》的感受比较复杂，一方面，这三部作品对于处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乃至反现代的中国社会的刻画非常具象，以至于读完之后仍有一种战栗感缠绕在我心里；另一方面，这三部作品的阅读体验可以说是毁灭性的，虽然说韩松是为了打破中国传统科幻小说的阅读逻辑，但对于不熟悉韩松的读者来说，一上来就读这些无异于劝退。

说到创作的影响的话，我想《野猫山—东京1939》的影响对我来说是最大的，这篇小说以一场审讯来带出解放前的一起特殊军事行动，再将设定逐渐扩大到时空虫洞，并且张冉在其中应用的语言形式也非常到位，其中传给戴笠的消息都让我差点以为是现实世界里真实存在的了。最重要的是，这篇小说的结尾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震撼了，以至于读完之后的一系列创作中，都能见到对张冉的这一结尾的模仿。但是，模仿终究是达成不了那种震撼感的。

高校科幻：您觉得什么是好的科幻作品，如果用几个词去概括，您觉得是什么？可以展开分享一下。

刘霖杰：好的科幻作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读者觉得你的故事世界和设定是真实的，而不是抱着让科学界相信你写的东西是真实的一种想法。就拿如何抖出科幻小说里的主要设定这个来说，我以前读过的一些同龄人的作品里，最严重的就是急于抖出自己的设定包袱，以至于盖住了故事世界的展现。试想一下，科幻电影大家肯定有看过一些，我见过比较精妙的片段便是《星际穿越》里关于虫洞构造的阐释，宇航员仅仅用一支笔、一张纸就讲清了虫洞的结构和原理，我觉得这一桥段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作为反面例子，一些科幻电影对于某种强力武器的科学原理恨不得贴在观众脸上，听起来挺唬人，但是非常影响观影体验，观众既浪费时间听了一些听不懂的内容，又无法理解制片人的“良苦用心”，实在是有些浪费。罗伯特·索耶的科幻讲堂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展示而非告知”，我用这个词来概括科幻小说的设定描写，也就是抖设定要注重效果的表现，而非仅仅满足于原理的表述，如果是后者，为什么我不去读科普读物呢？

高校科幻：您目前创作的最满意的作品是什么？想通过创作这篇小说表达什么？

刘霖杰：《坚强者游戏》，这是一篇四万多字的中篇，讲的是人类文明毁灭后重建的另一个可能性。与其说满意故事里的世界观设定，不如说我更满意的是这篇作品的情绪表达，我把一些疯狂的情绪压缩在文本里，并且通过故事的推荐一步步来释放，最后达到释放的阈值，完成一种爆炸式的文本游戏，让我现在读来都很有快感。想表达什么？表达的不重要，能让别人感受到的才重要。就好像阅读韩松的作品，你很难说清他想在作品里说清什么东西，但是你的本能已经告诉你，你已经感受到他想传递的东西了。

高校科幻：作为一个年轻作者，您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反馈和帮助？

刘霖杰：以前我可能会说系统化的培训很重要，但是后来我自己参加了一些培训活动，比如鲁迅文学院，我才真正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想法的交换才是最重要的帮助，想法之间的碰撞是能衍生出新东西的。但我也很难说清要得到这样的反馈和帮助是不是需要一个平台来完成，因为就以前呆在电子杂志里的经验来说，这样的平台迟早会归于沉寂，要么是水群，要么是什么话也没了。不过，我还想说的是，即使是这样，不同作者之间的交流，以及多读多写，才是最大的帮助，培训和改稿，都没有前者那么重要。

高校科幻：在科幻小说的写作过程中有什么心得体会？会关注同代人和同代人的作品吗？

刘霖杰：最大的体会就是读者牢牢把控着科幻小说的风格生产，而且这种情况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我举个例子，许多不曾从事科幻小说创作的作家时常会借鉴科幻小说的元素来辅助创作，例如托马斯·品钦将热力学第二定律以及熵增的概念引入《万有引力之虹》中，借此来隐喻科学技术所成就的现代社会的走向，这使得该作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学中不可忽视的一大经典，而该作出版于1973年，其巨大的影响力也成功得到了科幻文学界的回应，但更像是一种消极的回应。1972年的星云奖和1973年的雨果奖被授予给阿西莫夫的《神们自己》，而1974年的雨果奖则授予给阿瑟·克拉克的《与罗摩相会》，前者讲述的是地球通过与平行宇宙交换物质而从中获得能源，后者则是神秘大型航天器飞入太阳系而引发的一系列探索事件。从这两部科幻小说的风格与故事上来看，仍然承袭科幻黄金时期的遗风，而科幻粉丝群体也为这些作家忠于以往风格给予奖励——雨果奖由世界科幻年会的参会者参与投票而选出，而星云奖则是由美国科幻和幻想作家协会的会员投票产生。

我经常和同代人交流作品的创作经验，同代人的作品我也阅读了不少，有一位作者我是觉得最让人惊艳的。他的作品风格类似于《银河系漫游指南》，非常幽默，用日常语言讲述着一桩又一桩的有趣故事。我为何感觉惊艳，不是因为作品或者语言如何，而是因为我觉得这位作者的幽默已经内化于自身了，能明显感觉到他的语言不是训练出来的，而是与生俱来的。我无论如何改善自己的语言，都没法去除里面的训练痕迹，说实话，我非常妒忌这些同代人的天赋，但同时，我也非常希望像这样的作者能够活跃于科幻文坛上，因为这样的作者实在是太少了。不过后来听说他有自己的职业了，或许写科幻小说只是他生活中的一个细微日常吧，他的作品以前在《荒启科幻》上有刊登几篇，最惊艳的就是《盖亚》了，时隔多年，我还是无法忘记读到结尾那一刻的震撼。

高校科幻：您觉得现在创作的科幻作品已形成明显的特征吗？还是一直在尝试？最想形成什么样的明显特征？

刘霖杰：以前的作品我感觉是有明显特征的，比如《缄默号》《坚强者游戏》，都是某种情感的压抑，而后得到逐步释放，最后到达另外一种世界的感觉。现在的话，我也说不清具体是什么特征，比如去年在鲁院写的一篇名为《眼梦》的小说，主要写的是一支迷路的舰队坠毁在一颗未知的行星上，上面的人在遗失技术和重拾技术的过程中会遭遇怎样的变化，在他们回归母星之后又会不会让母星的人遇到意想不到的事件。我给很多人看了之后都说结尾不好，结尾是主角回归到了平静的生活，一切就好像没发生过，但我感觉这应该就是这个故事世界里的逻辑，里面的人还没有准备好迎接回归，负责重建飞船的机器人们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会飞的铁菩萨。至于想形成怎样的特征，或许张冉的风格是我最希望达成的，他的作品里总洋溢着摇滚歌曲的曲调。

高校科幻：从何时开始有自觉意识地写作？与那时相比，您对文学的理解是否发生了变化？

刘霖杰：从高中加入《异想杂志》的时候吧，在这之前，感觉都是在随意地写，不成体系地写。认识到很多同僚之后，风格才大有变化，以前我偏爱写硬科幻，但是语言又不够简洁，至今我都记得主编跟我强调的，那就是“简洁，简洁，再简洁！”

以前或许感觉只有科幻业内人士才能写出我们想要的那种科幻小说的感觉，但是现在，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作者之后，我发现，不熟悉科幻小说传统的作者来写科幻小说，反而可以创造出另外一种陌生化的感觉，在这些作品里，感情是饱满的，世界是未封闭的，作者可以尽情书写而不用在意自己的设定别人是不是已经写过了。

高校科幻：您大学时的专业是什么？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您觉得专业对您创作的影响大吗？

刘霖杰：大学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至于为什么会学这个，纯粹是因为想学临床医学和影像医学没学成，只能换条赛道。或许也是因为如此，才让我积累了很多写作的素材，当时借阅了很多生物学、病毒学甚至还有天文学的教材来阅读，还选修了医学的课程，与其说专业对我创作的影响，不如说是以前残存的理想对我创作的影响更大些。

高校科幻：现在来看，科幻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在您生活和学习中扮演什么角色？

刘霖杰：因为现在做文艺学研究，所以科幻已经成为我研究的一部分了，以前我或许会把科幻作为一种标签来标榜自己，现在的话，因为已经是日常的一部分，所以可以用更加冷静的视角来看待科幻了。我没法说科幻是不是在我的生活里扮演了什么不可或缺的一角，但我喜欢它，它是我人生里重要的一个体验，它已组成了我的一部分。

高校科幻：创作科幻小说会注重小说与现实的联系吗？是否认同历史感、现实感的匮乏与经验的同质化是当代青年作家普遍面临的问题？

刘霖杰：科幻小说不可能脱离与现实的联系，创作科幻小说的这种乌托邦冲动，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对未来的现实可能性的书写，它书写的就是人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如果科幻小说作者压制内心的不满足，仅仅尝试拂去蒙在现实过程表面的灰尘，与未来达成内心层面的和解，那么乌托邦之梦将作为现实的对立而久久沉睡，失去对现实采取措施的能力。我创作科幻小说，很多时候产生的冲动也是基于对现实世界里的某种状况的感知，例如《缄默号》是对一种原生家庭内部冲突与自我实现的强烈不满，《细菌的核战争》是一种核武器诞生以来就已经长期存在的恐惧阴云的具现化。

至于“历史感、现实感的匮乏”，我想说的是，为什么作者要写科幻小说，为什么要架空历史，很大程度是对自身所处世界的现状持有否定性态度，其创作中的乌托邦冲动从本质上来说是作者意识到了现实世界的某种困境或是某种问题，凭借作者自身所掌握的知识而对这些困境和问题作出回应，从而构建出一座独立于现实世界的乌托邦孤岛，即科幻小说这一文本。用历史逻辑来形容科幻小说的纰漏的话，是不是有些简单化了，科幻小说对困境和问题的否定是基于世界尚未抵达终结这一事实，在世界作为过程时，一切事物都是处于当下的，需要否定来实现自身的发展。以莫尔的《乌托邦》为例，即使乌托邦书写尚不能彻底摆脱意识形态对其的影响，但是莫尔凭借乌托邦冲动来实现对世界的困境和问题的批判，创作《乌托邦》来表达对空想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希望的期待，其乌托邦社会是否能够实现、是否真实，已经成为次要问题，而其作品的否定性携带着对读者的启发。

对于“经验的同质化”，我觉得这不是作者的问题，这是一种时代的问题，是现代性另一面的问题，把它归咎于作者身上实在是有失偏颇。这个世界无时无刻不在生产新的经验，但是我们平时看到的，又是在某种程度上文化产业希望我们看到的东西。但至少，我们对于世界的感受是反抗同质化的一部分，与朋友说过的每一句交心话，支撑我们生活的每一份小确幸，甚至于别人的经验，都可以组成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仍然记得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给我分享他采访的经历，讲到有一位老人以前驻守在中苏边境上，夜晚，天空中燃起照明弹，他们借助着微光，紧张观察着边境上的每一处动静。听到这个故事以后，刚好散步途中播放了一首《荒野脱马》，这个老人的故事在我的脑海里组装起来，又成为我经验中的一部分，成为我的故事中的一部分。

高校科幻：最后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

刘霖杰：阿西莫夫在《神们自己》中描述这样一种世界：在这片世界中，作为它者的外星人分为理者、情者和抚育者，而非地球上人类的雌雄二性，处于一种中性状态。小说里，作为情者的杜阿，理者的奥登以及作为抚育者的崔特也并非对其现实的忠诚守卫，它们敢于突破现实赋予自身的定义，崔特作为温和的抚育者，为了尽到自己的责任而冒险窃取人工太阳，这在它身处的世界中都是罕见的。在它者世界的结尾部分，三者合为一体，成为带领它者突破限制的长老，或者说，成为一种“至善”。或许这种对至善的追求，便是阿西莫夫试图在这部作品中表达的想法，在这本科幻小说中，不存在性别差异造成的现实沟壑，并且技术的发达不与资本主义经济联系在一起，后者不对前者起决定性作用，这一现实可能性不仅是对现实世界的改善，也是阿西莫夫对于自身希望的书写。或许这就是科幻小说的价值所在，对于现实可能性的追求使得读者能够意识到现实的局限，通过对作为困境的现状的否定，来达成对未来发展的肯定。人们会发现，不存在不经努力就能到达的美好未来，科幻小说展现美好的现实可能性的同时，也表示实现这一可能性的过程是艰难的，也就是说，科幻小说的乌托邦书写可以内化为读者坚定的意志，指出未来应当如此，而且是必须如此，从而照亮瞬间的黑暗，指向光明的未来。

采访 | 赵文杰

文字编辑 | 李子夜

排版 | 宋城薇

审核 | 杨冰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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