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达章（1869-1913年）是徐悲鸿的父亲，亦是徐悲鸿的启蒙老师。从1900年开始，徐悲鸿就在父亲的“严督”下读国学经典，1903年读完《左传》后才正式学画，徐达章的绘画教学，以人物画和色彩为首重，强调写生和默写。
绘画是徐达章一生的最爱，其作品包括绣像画、水陆画、界画、人物、花鸟、山水，工笔、写意、水墨、墨彩等，可谓题材广泛，异彩纷呈。他尤其酷爱人物画，徐悲鸿曾经在《悲鸿自述》中说：“先君讳达章……尤为好写人物，自由父母、姊妹（先君无兄弟），至于邻佣、乞丐，皆曲意刻画，纵其拟仿……”由是，徐达章教儿子绘画时首重人物画就在情理之中了。具体要求就是每天午饭后临摹吴友如的《点石斋画报》石印界画人物一张，并逐渐学习着色。1904年徐悲鸿就已成为父亲的小助手，常帮助渲染画面上非重要部位的色彩，1912年在《时事新报》所附画报上发表人物画《时迁偷鸡》，并获二等奖。
徐悲鸿 徐达章像
徐达章教画虽然是从临摹开始的，但他非常重视写生，徐悲鸿曾说：“先君讳达章……观察精微，会心造物……独喜描写所见，如鸡、犬、牛、羊、村、树、猫、花……先君无所师承，一宗造物。”
默写也是徐悲鸿从小练就的童子功。徐悲鸿夫人廖静文曾说：“徐悲鸿每次随父亲进城时，必至画店观赏石涛、八大及任伯年等人之作，回家后凭记忆默写。”从小练就的默写能力在留欧期间又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他在《悲鸿自述》中述及恩师达仰“令吾于每一精究之课竟，默背一次，记其特征，然后再与对象相较，而正其差，则所得愈坚实矣。”
徐悲鸿回国后投身艺术教育，默写正是其教学重点内容之一，素描教学中他特别强调记忆“要点”，要求学员画后还要背出来，并和写生的习作对照……卢开祥在《为了祖国的美术事业——忆徐悲鸿先生》中叙述徐悲鸿的“背书、默画理相同”的观点：“徐先生说：读书要背书，画画要默画，这是同样的道理。画插图的基本功，就是要有背画的本领。徐先生规定：在学校的学生，每周的素描作业完成后，要增加半天时间将本周的素描作业默背出来，要求轮廓和明暗调子大致准确。日积月累，就会在头脑中有比较丰富的形象资料。徐先生要求学生们在看戏、看电影以后，能把最感人的场面、人物、色调、气氛……默写出来。徐先生还要求学生们将出去看到的景物的最美好的第一眼印象记住，回来后能将这种印象描画出来。”
清 徐达章 松荫课子图
徐悲鸿还在《钟志先生惠鉴奉》中说自己“推行默写方法，即凡研究一星期素描，在星期五日，费半小时时间，用一小纸默出，将记忆所及尽量背画出来，翌日对对象改正，自画像亦然。三四次后，诸生皆能默写自己，且能神似，加强想象力，无过于此。请先生亦在中大实施，可得三倍效力也。”徐悲鸿在中央美术学院任职期间曾说：“默写最重要，因可缩短学习时期。”至此，徐悲鸿发端自其父亲的默写对其深远影响可见一斑。
更可贵的是，从1901年开始，徐达章正式教徐悲鸿执笔学书，1904年底徐悲鸿已能替同村农家写春联，如“时和世泰”“人寿年丰”之类。期间徐达章主要从颜鲁公家庙碑开始，溯源至二王及魏碑，后又教授智永千字文等碑帖，这给徐悲鸿打下了坚实的书法基础。徐达章碑帖互鉴的书学精神，使徐悲鸿从小就吸收碑帖两方面的营养。父亲去世后，徐悲鸿在“尊碑”“尚碑”大家康有为的帮助下，深研碑学并获巨大提升，终于形成其最著名的碑体书风，对后世影响深巨。
清 徐达章 祝寿图
另外，徐达章还擅长篆刻。其刻印首在言志，直指内心。徐悲鸿受父教导，亦爱篆刻，他不仅自刻过“江南贫侠”“好德”“精爽”“颠沛必于是”等，还仿齐白石而刻“江南布衣”，仿陈子奋刻“悲鸿之印”和“悲鸿”，仿杨仲子刻“徐悲鸿”（两方）。
徐悲鸿受父所教从小对诗词情有独钟，十岁时曾随父坐船由宜兴到溧阳，途中即景偶得首诗：“春水绿弥漫，春山秀色含；一帆风信好，舟过万重峦。”成名后的徐悲鸿，虽然视作画和收藏如生命，但作诗和挥毫书法亦是须臾不离左右。
虽然徐达章最爱绘画且诗书画印皆能，然而其最深厚的学问在其儒学，他也是镇上有名的私塾先生。他对孔子和朱熹尤为尊崇，与其深厚儒学相比，书画也仅自己“偶好”而已。更重要的是，当年徐达章正式对儿子施教之时，虽然终极目标是把儿子培养成为优秀画家，但占据首发的却是国学圣贤教育，读经四年后才开始教授绘画，期间儿子多次央求学画，父亲却说：“你现在应该专心读书，等读完了《左传》再学画亦不迟。”
徐达章给予徐悲鸿的启蒙教育，不仅在于传统绘画造型和色彩以及写生求真的诸己立场，更有传统国学文化基因的传续。徐悲鸿最终形成了追求真善美的艺术方向，回归“师法造化，中得心源”的民族精神。（作者系北京徐悲鸿纪念馆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博士毕业）
来源：美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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