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去对于杨绛先生的崇敬，不独独是因为其丈夫钱钟书先生曾经出色地翻译了《毛泽东选集》，也不只是因为听说钱先生在反毛思潮泛滥时、忧心忡忡地说了这样的话：“反对毛泽东，中华民族的灾难就生了根，总有一天这个民族是要集体为它付出代价的。”
最重要的是，杨绛先生本人在文革过后、铺天盖地的控诉“文革”声中，在1981年写出了一本笔调平静、感情温婉的《干校六记》，书里讲的全是干校生活的琐事，没有半点激烈的指责，更没有声嘶力竭的控诉。
大家知道，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都爱标榜自己“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极少数人才能达到的境界，所以，当时才会有那么多的人、通过各种方式讲述自己曾经遭受过的“非人待遇”。
但身为女子的杨绛先生，她真正做到了不为物喜、不为己悲。她坚守着自己，不迎合、不媚俗，不抹黑、不歪曲，不刻意峥嵘。这是很多男人都做不到的。
这就是传说中的“超凡脱俗”吧。杨绛先生的学生郑土生说：“‘文革’后期有一项措施，让革命群众入住‘反动学术权威’家，名曰‘掺沙子’。
“掺入钱杨家的这对革命男女，对两位‘老先生’百般刁难，还动手打过杨先生。钱杨夫妇被迫于1973年12月请示领导准许，逃离原住处，开始四处流亡。
“就是这样的人，杨先生后来写文章，也不提名字，只说是‘强邻’。”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胡真才证实：“后来出版杨先生的作品集时，她连这篇文章都删去了，不收入。”
《干校六记》出版后，胡乔木在一次宴会上对钱钟书说，这本书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美国首任驻华办事处主任洛德（1985年到1989年期间担任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的夫人读了《干校六记》后，提出要见杨绛。杨绛见了他们夫妇一次。
此后美使馆请喝茶、请看电影、请吃饭，不断拉拢，杨绛只去了一次茶会。再后来，洛德夫人请杨绛为她的作品写一篇书评，杨绛婉言拒绝了。“她对国家对民族有很深的感情，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很清醒。”郑土生说。
杨绛，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1911年7月17日生在北京，未满百日，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少年时代，杨绛在上海读书时，学习好、但淘气顽皮。曾因为上课说话被罚站示众，却因不服两人说话只罚一人而大哭到下课。
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中英文俱佳。身为大家闺秀又是才女，仍全然未脱孩子般的淘气。当时，她除了戏曲、歌咏、器乐演出外，还很得意自己善于“削水片”，“一片薄砖或瓦片抛出去能在水面上跳十几跳”。
1932年初，东吴大学学潮停课，开学无期。她毕业在即，不能坐等着浪费时间，就想到燕京大学借读，借读手续由她的同学孙令衔（后为天津大学教授，杨绛七妹杨桼的丈夫）请费孝通帮忙办理。
借读燕京大学的手续办妥，杨绛的父亲不大放心，说：“你若能邀约到男女同学各3人同行，我便同意你去。”杨绛果然约到周芬、张令仪两女生，孙令衔、徐献瑜、沈福彭三位男生。
1932年2月下旬，杨绛等5人北上。路上走了3天，到北平已是2月27日晚上。他们发现火车站上有个人在四处打探，原来是费孝通。他已是第三次来接站，前两次都扑空。
杨绛一行5人须经考试方能注册入学。杨绛考试结束后，便到清华大学去看望老友蒋恩钿（后来的“月季夫人”），孙令衔去清华看望表兄。于是，一段姻缘就此开启了。孙令衔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是钱钟书。这是钱钟书和杨绛的第一次见面。
杨绛初见钱钟书时，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浑身儒雅气质，“蔚然而深秀”。而杨绛更有一番神韵：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彼此竟相互难忘。
然而，孙令衔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钟书，说杨季康有男朋友（指费孝通）；又跟杨绛说，他表兄已订婚（指叶崇范）。钱钟书存心要和杨绛好，于是写信给杨绛，约她相会。
见面后，钱钟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的回答是：“我也没有男朋友。”两人虽然没有互倾爱慕，但从此书信往返，以后林间漫步，荷塘小憩，开始了他们长达60余年的相濡以沫。
杨绛与钱钟书交好以后，给费孝通写过一封信，告诉他：“我有男朋友了。”杨绛是费孝通的初恋，两人相识于苏州振华女中。在那时，费孝通就爱上了杨绛。当时，费孝通的算术在班上是强项，而杨绛的算术为弱项，尤其是演算四则题时，杨绛常常被“吊黑板”。
每每这时，老师就让费孝通给她作答。杨绛为此很是不高兴。逢到上体操课时，杨绛个子最小，排在倒数第二，费孝通因是男生，则排在最后一位。在老师教跳土风舞时，有一段舞需要两人互挽着胳膊转圈。其他的同学都跳了起来，费孝通却始终不肯与杨绛挽着胳膊跳。杨绛气愤地说：“那你排到前面去。”
费孝通回答说：“前面也是女生，我也不愿去。”杨绛一听更是来火，冲着费孝通说：“我们全校都是女生，那你来女中干什么？”为发泄对费孝通的“仇恨”，她还用树枝在沙地上画了一个嘴巴张着闭不拢的呆小子，逼问费孝通：“这是谁？这是谁？”
后来，两人又都求学于东吴大学。东吴许多男生追求杨先生，费孝通就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费孝通转学北大前，曾问阿季（杨绛小名）“可以作个朋友吗”，杨绛只愿和他维持普通朋友关系：“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
听说杨绛和钱钟书交往后，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但杨绛的态度还是没变：“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
费孝通很失望也很无奈，只得接受现实，仍跟杨绛做普通朋友。后来，费孝通与钱钟书也成为朋友，与他们夫妇友好相处。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钟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两人关系处得不错。钱钟书出国前新买的一双皮鞋，刚下飞机鞋跟就脱落了。费孝通手头有外币，马上借钱给他修好。
钱钟书每天为杨绛记下详细的日记，留待面交，所以不寄家信。费孝通主动送他邮票，让他寄信。钱钟书想想好笑，淘气地借《围城》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跟费孝通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指爱上同一个人）。”
钱钟书去世后，费孝通曾去拜访杨绛，杨绛送他下楼时，一语双关地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但费孝通有新作出版，仍送杨绛“指正”，有时也派女儿或身边工作人员探望杨绛。晚年的费孝通因病住院后，杨绛专程去看望过这位老同学。
2016年5月25日凌晨，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此去经年，如去特编集此小文、以表达对杨绛先生的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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