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河南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经过多年考古研究,如今可以确认:该遗址是具有“王朝气象的广域王权”,即二里头王朝

由于二里头遗址与夏桀之都斟鄩,在时空上与史书记载高度一致,因此如今被普遍认为是夏朝都邑,在二里头的夏朝是货真价实的王朝。

但问题是:二里头为何具有“王朝气象”,夏人为何能让四方诸族臣服?夏朝始于距今4000年前后,二里头上限距今3750年,只能算作“后半夏”,那么“前半夏”何在,是不是具有“王朝气象”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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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前半夏”的问题,笔者此前文章已经谈过,如今考证发现“前半夏”,最可能是在郑州新密的新砦遗址。

去年,第三届中国考古·郑州论坛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春青:“河南新砦遗址发现有公元前2000年的龙山文化晚期城墙及护城河,公元前1850至1750年间的‘新砦期’城址,以及‘新砦期’的巨型祭祀遗迹。新密新砦遗址可能为夏代早期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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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谦:新砦期遗存——“后羿代夏”确有其事的证据》一文指出:新砦期主体因素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发展而来,含有一定数量的山东龙山文化因素。李伯谦认为,新砦期文化是后羿代夏之后夏夷文化融合的结果。

总之,新砦遗址缺少“王朝气象的广域王权”的特征,而似一个区域性王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前半夏可能还不能称之为“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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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砦遗址在前,二里头在后,因此在公元前1750年之前,夏人从新砦迁到二里头。

问题在于:夏朝为何此时迁都,且迁到河洛之间的二里头?对此,考古发现了一个非常“巧合”的现象。

在公元前1750年之前,二里头遗址之西北,两个强大的政权先后衰亡。

首先是陶寺遗址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临汾襄汾,是“最早的中国”,如今被普遍视为“尧都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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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调查发现,以陶寺遗址为中心,汾河以东、塔儿山以西的10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南北存在两大遗址群对陶寺遗址形成了拱卫之势,其中周家庄遗址聚落主体近300万平方米。因此,陶寺政权实力非常强大。

更为重要的是,陶寺距离洛阳仅240余公里(如今高速距离,直线距离大概只有一半),周礼记载“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洛阳大致处于陶寺王畿势力范围。

不过,在公元前1900年时,陶寺政权衰亡。当然,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作为一个庞大的势力,不可能一夜全无,大概还有一些残余势力统治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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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石峁遗址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榆林神木,面积约425万平方米,是一座史前石筑巨城。

如今,对于石峁遗址的主人,学者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该遗址含有良渚文化因素,且必然是一个强大的政权。

近年DNA检测发现,石峁先民是中国人的祖先,不是外来民族,且母系与陶寺遗址关系密切,因此有猜测石峁势力参与攻击陶寺早期政权,掠夺了大量陶寺女性。

石峁距离陶寺大概500公里,距离洛阳大概750公里(这是当下高速公路距离,直线距离大概只有一半)。既然石峁能够攻击陶寺,那么显然洛阳也在其攻击范围之内。

巧合的是,公元前1800年前后,石峁势力开始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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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夏朝迁到二里头前,陶寺与石峁这两股强大的势力先后衰亡,而留下了势力空白。那么,夏人迁都与此有没有关系呢?夏人从区域性政权升级为“王朝”,是不是也与吸收或征服陶寺、石峁残余势力有关?

如今考古证实,二里头具有多元文化,其中就包括石峁、陶寺文化因素:

首先是陶寺影响二里头。比如礼制,二里头文化中的主要礼器如玉器、乐器、漆器以及崇拜以蛇为原形的龙都和陶寺遗址一样。

其次是石峁影响二里头。学者韩建业《石峁与二里头》指出“二里头文化的形成,还有来自于齐家文化、老虎山文化(石峁文化)等的贡献。”

因此,石峁、陶寺文化必然影响了二里头,乃至两者有残余势力加入了夏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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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前半夏是区域性政权,与石峁、陶寺鼎立,但当石峁、陶寺衰亡之后,留下了势力空白区,于是夏政权趁势西进,或征服或吸收了石峁与陶寺的残余势力,并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之下,由此在二里头时成为真正的王朝。

反之,如果石峁、陶寺还在,还保持强大的威慑力,估计夏政权不会、也不敢轻易西进,而在新砦遗址,还能借助嵩山山脉做屏障。

其实,作为中国第一个王朝的夏朝,不太可能一上来就成为广域王权,而这种从区域政权到王朝政权的进化,无疑更符合历史逻辑。我们习以为常的很多东西,历史上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的。

当然,这么说夏朝,可能有人认为笔者把中国王朝史说短了,但实际上不是把中国王朝史说短了,而是如今西方把古埃及、两河等文明的王朝史说长了,而且大肆注水,过于夸张了。中国王朝的疆域、人口、物产等,又岂是西方的所谓王朝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