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除四害”运动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运动从1958年2月开始，一开始“四害”的定义为：老鼠、麻雀、苍蝇、蚊子。1960年3月，“四害”被重新定义为：老鼠、臭虫、苍蝇以及蚊子。今天的佞人们对那场运动称为打麻雀运动加以嘲讽并称之为荒唐，那么我们就来还原那段历史，当时为什么要搞“除四害”运动，它到底荒不荒唐？

时间轴：1958-1960

1958年4月19日清晨4时，北京开始了一场特殊的行动。

数百万大军拿起锣鼓、竹竿彩旗，开始走向指定的战斗岗位。830多个投药区撒上毒饵，200多个射击区埋伏大批神枪手，这数百万大军要对付的不是地上的人，而是天上的麻雀。

凌晨4时45分左右，时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来的一线领导来到剿雀总指挥部督战。

5时正，王昆仑一声令下：“开始！”

870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顿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数百万双眼睛警惕监视着天空。这数百万人还不够，还扎了无数假人、草人来助威。

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可谓是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人人手持武器，各尽所能。

麻雀在天罗地网中乱飞，有的被轰到施放毒饵的诱捕区，有的被赶到火枪歼灭区，有的吃了毒米中毒丧命，有的在火枪声里中弹死亡，还有的是因为无落脚栖息之地而累死。

中国科学院2000多名科学家和工作人员也参加了“剿雀”大战，这些知识分子和科学界的杰出人物，在“剿雀”战斗中也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

鸟类学专家郑作新研究了一辈子鸟类，但从没研究过如何“剿灭麻雀”，也只能手敲锣鼓扯起喉咙鼓噪，数学家华罗庚、火箭专家钱学森也前往参战。

首都300万人民布下天罗地网，围剿“害鸟”麻雀的战果极为辉煌！

奋战整日，到晚上10时止，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万余只。

这一场奇怪的剿鸟战斗，如不是1958年4月20日最权威的《人民日报》留下的真实记载，后人当视为天方夜谭！据称：从4月19日至21日，北京市300万人连续突击三天，共歼灭麻雀40余万只。

这就是今天的佞人们对当年的“除四害”运动嘲讽，将此视为荒唐。

对于这场运动，我们有必要了解它的前因后果。

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总有原因，那么“除四害”运动的起因是什么呢？

“除四害”运动并不是像佞人们嘲讽的那样，突然哪一天冒出来的想法，而是来自朝鲜战争。

从1952年1月开始，在朝鲜战场上失利美军不顾国际公法，实施了持续近一年的细菌战。

他们以飞机投撒和火炮布撒带菌的生物，如苍蝇、鼠、兔之类以及杂物等，开始了恐怖的细菌战。投撒的病菌达10多种，其中包括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热等烈性传染病，实施范围从志愿军前线到我们的后方，遍及朝鲜北半部7个道、44个郡以及中国东北的一些地区。

据统计，在我国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的沈阳、抚顺、鞍山、通化、安东、锦州等地，美军撒下来的昆虫或其他毒物的种类有35至38种。这些昆虫含有鼠疫菌、沙门氏菌等细菌和微生物。

美国对我们发起的细菌战并不仅限于朝鲜战场和我们的东北地区，美国并没有停止撒布细菌的行动，反而继续向我国的青岛、江苏、江西、河南、安徽等地投放毒虫毒物。

1952年3月14日，我们的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任务是领导反细菌战，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3月19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向各省、市、自治区发布反细菌战的指示，要求各地做好灭蝇、灭蚊、灭蚤、灭鼠以及杀灭其它病媒昆虫的工作。

这就是“除四害”运动的源头，因为美国对我们实施了近一年的细菌战，所以我们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这场爱国卫生运动持续了十年，分为两个阶段。

从1949年到1954年是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以消灭病媒虫兽为主要内容的卫生防疫运动，以突击性运动为主要特征。

从1955年到1959年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进入到以“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为主要内容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的卫生防疫工作遵循“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原则，以对国防和经济建设威胁最大的天花、鼠疫、霍乱这些烈性传染病作为防治重点。

鉴于美国在1952年发动细菌战，因此根据当时政务院的决定，提出了在1953年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一九五三年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

指示要求“无论在城市、农村、工厂、矿山、交通线、部队、机关、学校，应更加普遍深入地发动群众，进行清除垃圾、疏通沟渠、填平洼地、改善饮水、合理处理粪便、捕鼠、灭蝇、灭蚊、灭蚤、灭虱、灭臭虫等工作。此外，城市应着重食品行业、卫生行业（如浴室、理发店等）、公共场所卫生的改善，工厂矿山应着重卫生安全设施的改善，有地方性流行病的地区应着重地方性流行病的预防。”

在革命时期，我们的胜利来自发动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我们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伟力所在，这种经验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当时我们没有先进的技术设备，没有事情都需要人民群众的参与，否则根本无法达成，这是客观因素造成。我们不能超越客观历史胡说八道，就像我们不能指责原始人类不穿衣服而不文明一样，是基本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运动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趁热打铁这个道理大家应该都明白，既然爱国卫生运动已经开展起来了，那就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健康隐患问题趁机都解决掉，这是一种高效率而低成本的做法。

因此在1955年2月，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指示各地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开展春季爱国卫生运动。

指示指出：“春季爱国卫生运动在城市，应配合工业生产和国家经济建设，在农村应与春耕施肥、防治畜病等相结合，以改进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1956年1月23日至2月4日，卫生部召开1956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会议制定了卫生事业十二年规划。“

规划确定从1956年起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四害”以及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天花、鼠疫、疟疾、黑热病、钩虫病、血丝虫病、新生儿破伤风和性病。其他疾病，例如：麻疹、赤痢、伤寒、流行性乙型脑炎、脊髓灰白质炎、白喉、肺结核、麻风、沙眼、甲状腺肿、大骨节病、克山病等也应当积极防治”。

同年，中央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也涉及了关于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规定，其中，第26条指出：“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钩虫病、黑热病、脑炎、鼠疫、疟疾、天花和性病。”

《纲要》第27条指出：“除四害。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这里将“四害”定义为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因为老鼠、苍蝇和蚊子携带病菌，传播各种疾病，比如鼠疫、流行性出血热、疟疾、登革热、伤寒、霍乱、钩虫病、蛲虫病、脊髓灰质炎、病毒性肝炎等等。

那么麻雀当时为什么要列入其中呢？因为麻雀在粮食丰收的时候会吃稻米，造成粮食减产，而当时粮食对我们有多重要呢？

先来看当时我国的人口增长数据和粮食增长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1950年，人口55,196万人，粮食13,213万吨；

1951年，人口56,300万人，增长1,104万人，增长率2.00%；粮食14,369万吨，增长1,156万吨，增长率8.75%；

1952年，人口57,482，增长1,182万人，增长率2.10%；粮食16,393万吨，增长2,024万吨，增长率14.09%；

1953年，人口58,796，增长1,314万人，增长率2.29%；粮食16,684万吨，增长291万吨，增长率1.78%；

1954年，人口60,266，增长1,470万人，增长率2.50%；粮食16,953万吨，增长269万吨，增长率1.61%；

1955年，人口61,465，增长1,199万人，增长率1.99%；粮食18,395万吨，增长1,442万吨，增长率8.50%；

1956年，人口62,828，增长1,363万人，增长率2.22%；粮食19,276万吨，增长881万吨，增长率4.79%；

1957年，人口64,653，增长1,825万人，增长率2.90%；粮食19,505万吨，增长229万吨，增长率1.19%；

1958年，人口65,994，增长1,341万人，增长率2.07%；粮食19,766万吨，增长262万吨，增长率1.34%；

1959年，人口67,207，增长1,213万人，增长率1.84%；粮食16,969万吨，增长-2,797万吨，增长率-14.15%；

从数据显示可以看出，从1950年到1959年，我国的人口基本保持2%的增长，但是粮食增长则在1953年、1954年、1957年、1958年低于人口增长，1959年更是出现了负增长，这就意味着这几年会出现粮食无法满足新增的人口的需求。

当时我们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封锁，在1953年之后又因为赫鲁晓夫实行修正主义，逐渐与苏联的关系走向破裂，于是粮食问题逐渐凸显出来。

为什么粮食问题会凸显出来呢？

1953年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时，苏联援建了我们“156项重点工程”，但是这援建不是白送，而是到一定时期要偿还，偿还的形式多种多样，不一定要用货币，也可以通过资源物资，比如战略性的矿产和鲜活农作物。

苏联是一个粮食需求大国，所以我们当时的粮食除了要满足自己国内人民的生活之外，还肩负着出口还债的使命。

那时候苏联给我们援建的项目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主，所以没有什么化肥厂，而粮食要增产，除了需要优良的种子，广袤的农田，辛勤的劳作，先进的技术，科学的培育之外，还需要化肥来补充土壤中的营养。

在当时无法大面积提升产量的时候，有人想到了从老鼠和麻雀的嘴里抢粮食。

因此在1956年提出的《农业发展纲要》中将“麻雀”列为“四害”也在情理之中，既然不能大面积增加粮食，那么老鼠和麻雀嘴里的粮食就是现成的粮食，只要剿灭它们就能变相增加粮食。

当时有人以每只麻雀连吃带糟踏粮食每年按5公斤计算，共可节省粮食200多万斤，又按每年每对麻雀繁殖15只计算，可节省1500多万斤粮食，所以有人提出了捕杀麻雀。

对于“除四害”问题，老人家采取了支持的态度。他在1957年10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指出：“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

1958年5月，后来的一线领导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将“消灭‘四害’，讲究卫生，提倡体育，消灭主要疾病，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振奋民族精神”作为文化革命的重要内容。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开展除四害运动的决定》，指出：“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是增强人民体质、保护劳动力、提高劳动效率的一项带根本性的重要措施。为了保障工农业生产大跃进，除四害、讲卫生运动也应该大跃进。”

任务和目标制定出来了，在实际执行中，下面的人却走了样。我们取得胜利的经验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但不是瞎指挥，更不是不切实际地不考虑生产计划。

“除四害”运动持续到1960年3月，老人家在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关于除“四害”，“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代表党中央所作的《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中，正式宣布：“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于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灭臭虫。”

今天的佞人们称当时的“除四害”运动荒唐，真正荒唐的是下面那些从中作梗之人。翻看过去的历史不难发现，只要大规模的运动出现问题，多与下面那些心怀不轨的人使坏有关。

早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老人家就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当时出台的报告为麻雀平反，并不是什么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林木果树害虫真正的‘天敌’是其他益鸟，比如啄木鸟、燕子、杜鹃、喜鹊、夜鹰、蓝翡翠、三宝鸟、戴胜、画眉、松鸦等等，麻雀根本算不上什么。

为麻雀平反的真正原因是下面那些从中作梗的干部破坏了有序的生产计划，大规模组织人力物力捕杀麻雀，干了一件高成本低收益的事情。

捕杀麻雀这种事情完全可以交给专业的人去干，比如当时每个乡的民兵，他们完全可以不破坏原定的生产任务，有计划有节奏地进行，这样做佞人们敢称为荒唐吗？丰收时小学生放学回家，看到麻雀在地里觅食将其赶走，这样做佞人们敢称为荒唐吗？说到底还是在于实际执行时怎么做？

这一点可以从当时同时进行的消灭血吸虫病可以看出，一对比就能发现问题。

1953年12月，我们召开了第三届卫生会议上卫生部，老人家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提出，在7年内，要基本消灭以血吸虫病为代表的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

1956年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社论。

社论表示，“党中央和血吸虫病流行地区的党委决定把消灭血吸虫病的任务和农村合作化运动结合起来，列为地方党委的重要工作之一。”并且提出“消灭血吸虫病的方针是：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依靠互助合作，组织中西医力量，积极防治，逐步消灭。消灭的基本方法应该是预防和治疗并重，加强对于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给科学工作者以物质上的支持和工作上的便利，使科学研究工作能够适应防治工作的需要。”

2月17日，老人家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

由此消灭血吸虫病井然有序地开展，到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江西省余江县首先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消息。得知这个消息的第二天，老人家激动地写下了《送瘟神》的诗。

同样是全国性的运动，为什么血吸虫病被彻底消灭了，没有影响到生产计划，而“除四害”运动却被下面的人搞成了鸡飞狗跳？这其中的问题到底在哪里还不清楚吗？

佞人们嘲讽当年的“除四害”运动，今天难道就没有“除四害”运动了吗？今天“除四害”依然还在继续进行，今天的“四害”变成了蚊、蝇、鼠、蟑。

然而，为什么今天的佞人们不称其为荒唐？因为全民没有被当年那些从中使坏的人以破坏生产计划的方式组织起来而已，这些爱国卫生运动依然在持续进行中。

当年在粮食产量没办法大幅提升的情况下，既要保证本国人民的生活，又要出口粮食还债，直接从老鼠和麻雀嘴里抢粮食的想法并没有错，错在这种想法交给了当年那些心怀不轨之人去执行，最终只能得出最坏的结果。

老人家那个时代的一些干部，有的文化水平低，有的心怀恶意，他们打着执行最高统帅的指示，专干高成本低收益还让老人家背负骂名的事情，这也是老人家心里的无奈。

如果你想了解过去那个时代的真相，请关注下一章《上山下乡：保存希望》。

参考文献：

1、建国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1949-1959）．金媛媛．安徽大学．2010-04-01

2、新中国初期“除四害”运动社会动员研究．高中伟;田向勇．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3-20

3、近20亿只麻雀被累死打死，看围剿麻雀运动中的荒唐事．齐鲁晚报．2019-04-19

4、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