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是民国时期著名史学家，学术成就在两岸三地学术界颇有地位和影响，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文化史导论》、《宋明理学概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论文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

钱穆到台湾后，住在东吴大学。这是一处非常幽静的处所，钱穆称之为“素书楼”。为了探访钱穆故居，先要找到东吴大学。全世界大学旁都有许多小吃，东吴大学也不例外，问了综合楼下两位上课的同学，原来钱穆故居在综合楼后面，小楼掩映在树丛中。

钱穆与陈垣、吕思勉、陈演恪并称为民国“史学四大家”。四大家中，钱穆是唯一一位在49年离开大陆的大师。

吕思勉是钱穆的师长，吕思勉任教史学老师时，发现一份卷子有个学生只答了一道题，而这份卷子共有四道题，每道题25分，共100分，估计该生当时答这道题时太有激情，洋洋洒洒好大一篇，极为精彩，答完此题后就没时间做其他三题了。可是一道题答得再好也只有25分啊，怎么也不能及格了。但吕思勉给了这个学生75分，以鼓励学生的才华，这个学生就是钱穆。

吕思勉惜才，自己也有才，代表作有《秦汉史》、《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等，新中国成立后，吕思勉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同时被选为江苏省第一届政协委员。1953年，吕思勉最后一本断代史《隋唐五代史》写成完稿。计划中的《宋辽金元史》、《明清史》，直到逝世未能最终写完，成了遗憾。1956年上海为照顾知识分子，将一套寓所配给吕思勉一家居住，一年后吕思勉病逝，享年74岁。吕思勉夫妇安葬在万国公墓，但墓穴在文革时被毁了。钱穆晚年在台湾时还记得吕思勉给他试卷及格的事情，只是他再没机会见到恩师了。

陈垣和钱穆都是自学成才，陈垣在元史、宗教史、文献学等颇有建树，与胡适、傅斯年有深厚的交情，但是1949年，陈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批判胡适，但当时远在台湾的胡适不相信这是陈垣写的文章，胡适不相信陈垣思想能转变这么快，会痛骂曾经的好友，胡适认为肯定有人逼迫陈垣写这篇文章。1952年至1971年，陈垣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并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及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1959年，陈垣79岁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陈垣曾被软禁，1971年离世。总体来说，陈垣性格较为圆滑，在各个运动中并未吃到什么苦头。

但陈演恪就不同了，这四位史学家，最为民众知晓的应该是陈演恪，他的性格也最为刚烈，陈演恪在历史学、新考据学、区域学等领域颇具研究，国学功底深厚，36岁时，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被聘为清华研究员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著作有《陈寅恪集》、《读书札记一集》、《读书札记二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

1948年北平被围时，陈演恪和胡适一起被蒋介石派飞机接到南京，后来他拒绝了胡适和傅斯年邀请去台湾，选择留在广州，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陈演恪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他曾被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陈演恪患有眼疾，晚年曾失明，但大师在失明的情况下也不忘著书立说，可惜在文革中，陈寅恪遭到了残酷折磨，本来就虚弱的身体哪能受此打击，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也被洗劫一空，1969年一代宗师含恨辞世。

钱穆1949经广州去了香港，从此远离了大陆的朋友和妻儿。在香港，钱穆开始筹办“亚洲文商夜学院”，后更名为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钱穆出任院长，期间钱穆多次赴台讲学授。1952年，钱穆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的大楼惊声堂为台北联合国中国同志学会作演讲，被突然塌陷的屋顶砸中头部，养病期间，受到曾经是他学生的台中师范学校图书馆职员胡美琦精心照顾，1956年1月30日与钱穆和胡美琦结为夫妇，夫妇相差30多岁。胡氏未有生育，著有《中国教育史》等书，并帮助钱穆整理文稿，照顾钱穆生活起居。而钱穆在大陆曾有两次婚姻，第一任妻子邹氏逝世，孩子亦夭折。第二任妻子张一贯，曾做过苏州北街第二中心小学校长，与钱穆育有三子二女。钱穆不管去西南任教，还是去广州教书都不带家眷，一人而去。后来钱穆去香港和台湾定居，居然也是一个人很潇洒地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留下张一贯一个人在大陆含辛茹苦一手养大所有孩子，那个年代可以想见这个女人吃了多少苦，堪称伟大！

钱穆和陈垣一样，是自学成才的典范，同时钱穆受到胡适的帮助和提携，成为名教授，在胡适提倡的自由之精神的北大，可以痛快讲授自己的学术。他与傅斯年一个用哲学方式研究历史，一个用考据研究历史，因此学术思想颇为分离，未能成为知己。

一直到1965年（即便在钱穆已经定居台湾之后），钱一直担任香港新亚书院院长。1963年，香港政府请新亚书院、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合并成一所大学，据说钱穆坚持给新大学取名叫中文大学，也就是现在的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创立之初，曾受蒋介石资金支持，蒋介石对学者教授很重视，多次邀请钱穆到台湾讲学，给钱穆生活工作以极大的帮助，晚年也因了蒋，钱穆可以住在“素书楼”这么好的环境著书立说，因此钱穆对蒋介石感恩戴德，在蒋介石大寿之际，曾写过《总统蒋公八秋华诞寿文》，文中钱穆称蒋介石为“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并且说蒋乃“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后来李敖批判这篇寿文太肉麻认为寿文都在拍蒋的马屁，“学问竟不能阻止德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为他悲哀！”看李敖这意思，应该是把钱穆跟郭沫若相提了。

钱穆到台湾后居住于东吴大学的素学楼。素学楼背靠青山，绿树葱葱，环境清幽、静谧，二层小楼精致雅淡，掩映在树丛中颇为宜居，尤其适合做学问，在这里，钱穆著作了《朱子新学案》。《朱子新学案》是钱穆晚年的代表作，著作梳理了朱子思想，提出了一些新观点。钱穆家的客厅也成了授课之地，本校及外校来求学的学生云集，学生换了一茬又一茬，晚年的钱穆，在素书楼度过了二十多年的著书和授课时光，期间挡不住老友们的邀请，曾任文化大学教授一职。而钱穆在家中开馆授课的讲义也被整理成《晚学盲言》。1986年，92岁高龄的钱穆在素书楼为文化大学博士班学生上最后一课，消息一出，素书楼挤爆了，政治人物宋楚瑜也跑来听课，课上，钱穆呼吁大家不要忘了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中国，不要抹杀自己的文化。1990年钱穆逝世，1992年归葬于故乡江苏太湖之滨。总体来说，钱穆的晚年过得非常舒心，少妻相伴，经济无忧，住所幽雅，身体不错，做着自己喜欢做的学问，社会地位颇高，活得寿命颇长，应该是“民国四大家”中晚年最幸福的一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