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1949年广州珠江边，55岁已经成为了大师级人物的钱穆望着隔岸灯火，孑然一身。几乎所有人都认定，这位一生痛恨国民党腐败、当场退回胡适机票的国学大师会留在大陆。北京方面也通过多位钱穆的老友向其带话，邀请他主持北大历史系，承诺保留他的学术自由。然而钱穆最后的选择终究是出人意料。
大梦谁先觉
钱穆的性格里，刻着中国传统士大夫最固执的底色。
余英时评价自己的老师“一生为故国招魂，从未有过一丝动摇”。牟宗三则说，钱穆是中国文化的最后一位守夜人，在所有人都否定传统的时候，他独自扛起了文化的大旗。
忆往昔抗战时期，钱穆辗转西南，在漏雨的破败教室里他写下煌煌巨著《国史大纲》。钱穆在序言里写下了振聋发聩影响了几代人的话：凡读本书者，必先对本国以往历史抱有温情与敬意。
都说文人相轻，钱穆也曾经因为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而和很多著名学者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是此为观点之争，从来没有人怀疑过钱穆的人品和学识。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钱穆的思想主张，在20世纪的中国显得格外特立独行。
在民国这样一个老旧新潮兼收并蓄的独特时代，钱穆既反对全盘西化的激进主张，也不认同阶级斗争的革命理论。他认为中国文化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逻辑，不能用西方的历史框架来生搬硬套。
钱穆在写其代表作之一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时，提笔驳斥了当时流行的“中国古代是专制社会”的片面观点，指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蕴含着很多合理的因素。
老先生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能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否则就会变成没有根的民族。关于这一点，钱穆和新文化运动干将胡适争论了一辈子，这两个人学术观点完全对立，但是二人私下里始终保持着相互尊重的友谊。
天涯何处是我家
1948年底，国民党的败局已经无法挽回。此时的钱穆正在无锡江南大学任教，生活平静安稳。
钱穆的学术对手也是老友胡适从南京寄来机票，劝他一起去台湾，然而当时的钱穆当场把机票退了回去。
钱穆曾经对朋友说道：国民党已经烂到了根子里，我不想和他们一起灭亡。与此同时北京方面也多次派人联系钱穆，告诉他新中国需要他这样的学者。
钱穆当时非常犹豫，他不想离开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故土，更不想离开自己的妻子和五个年幼的子女。他本来打算留下来，继续在江南大学教书。
然而局势的发展很快打破了钱穆的幻想。北平解放后，他陆续收到来自北方的消息。很多曾经和他共事的学者命运坎坷，胡适更是被贴上了各种恶劣的标签，遭到了全国性的声讨。
钱穆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思想和北京的思想是冲突的，如果留下来，等待他的只会是无休止的折腾。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很多大学的教学秩序被彻底打乱，学术研究变成了政治宣传的工具。
作为一个更加纯粹的文人，钱穆无法想象自己的学术研究要服从于上层建筑的需要，那对他来说比死亡还要痛苦。
壮士断腕，非得已也。1949年春天，钱穆独自一人离开无锡前往广州。他没有告诉家人自己的真实去向，只说要去广州开会。
在广州的几个月里，钱穆每天都在关注局势的变化，内心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挣扎。北京方面再次派人找到他，承诺只要他回来，就可以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所长。
钱穆最终还是拒绝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离开不是为了个人的安危，我是怕中国文化的火种在我这一代人手里熄灭。
老先生知道这一走，可能就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家人了，但是他没有别的选择，总要保留一种独立的思考。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1949年秋天，钱穆登上了开往香港的小船。他走的时候，只带了五箱书和几件换洗衣物。在香港，他创办了新亚书院，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
1967年，钱穆移居台湾，蒋介石亲自接见了他，给了他很高的礼遇。但是钱穆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学术研究和教学中。他一生写了一千多万字的著作，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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