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24日，济南战役结束，华北国民党军与南线国民党军的陆路联系被切断，这使得“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不得不开始考虑自身的前途与出路。为此，傅作义让“华北剿总”参谋长李世杰就整个华北的军事出路问题提出建议方案，供他研究。

根据当时的形势，李世杰向傅作义提出了三个方案：一、适时放弃热察冀，全军向绥远转移，休养生息，尔后再战；二、适时放弃承德、张家口、保定各大城市，以少部分兵力暂时控制北平，主力转移至天津、塘沽固守，确保华北的滩头阵地，以便尔后行动自如，必要时能够南撤；三、将原来察绥军（傅作义的嫡系部队）转退绥远，将国民党中央军集中于天津、塘沽，分别守备各地，以便尔后行动。

对于李世杰提出的建议，傅作义认为第三种方案有分裂嫌疑，太过唐突，不能考虑，第一、第二种方案可以研究，但究竟该何去何从，此时的傅作义既下不了决心，也没有明确的主张，做不出取舍。

当时的局势，可谓是阴云压顶，翻过9月到了10月，坏消息如同大山崩塌，一波接一波地袭来。

先是东北的国军精锐廖耀湘兵团被围歼，接着又是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打得一团糟，蒋介石在此期间来到北平，本为筹划增援锦州的战事，不料宋美龄从上海打来电话，要他去上海阻止蒋经国“胡来”，他竟视战事如儿戏，匆忙乘飞机到上海去了。

这件事对傅作义刺激很大，他曾对亲信感叹不已地说：蒋介石不爱江山爱美人，我们不能再跟他走。

1948年11月3日，即沈阳失守的第二天，何应钦在南京国防部主持召开研究华北军事问题的会议，主张华北兵力应迅速南撤。

这一方案虽然消极，且充满了风险，但考虑到淮海战场急需投入更多兵力，蒋介石犹豫再三，最后决定召傅作义来南京，共同拍板此事。

11月4日，傅作义带领“华北剿总”副参谋长梁述哉从北平南苑机场起飞，当天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何应钦在机场接到傅作义之后，随即与之展开了密谈。

何应钦对傅作义说：奉蒋委员长之命，转达两件事。一是已经内定调你任东南军政长官，所有军队完全归你指挥。华北的部队完全南撤，撤退华北部队的船位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听候调用；二是在上一条的前提下，请你在即将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就要讨论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积极意见。

对于蒋介石的这个安排，傅作义当时的心态非常的复杂。一方面，他深知蒋介石此时对他的倚重，只是权宜之计，是利用，假以时日，他那一套排斥剪除异己的手段，必将用到自己身上，因此大军绝不能南撤，自己的基础部队和基础地盘，必须牢牢地抓住；另一方面，天下大势、人心向背，已渐趋明朗，如果不南撤，自己又该何去何从，与共产党是可以接触，可以谈，万一人家不能谅解，岂不是自陷死地，不能自拔？

作为从乱世中拼杀出来，享有盛名的一代名将、名副其实的“华北王”，即便是到了异常被动，难以抉择的时候，可是在傅作义身上，仍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他的自负。

抛开一切的愁云与忧虑，傅作义最后形成了一个看法，他认为东北解放军经过辽沈战役，至少要休整三个月，才能入关，自己则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扩军备战，将60万之众扩充成100万大军，而后再争取一些美援，观察、等待战局形势的变化，能够翻盘最好，即便不能，到时候也有很大的资本跟共产党谈组建联合政府这一议题。

打定了这个算盘，再与蒋介石商讨华北军事问题，傅作义便有了主张，简而言之，就是佯装主战，如此，才能打消蒋介石的南撤之议，并顺利脱身返回北平。

会议召开前，“主和”派张治中已经知晓傅作义的态度，于是和他开玩笑，请君入瓮吧，“主战”派。

傅作义深沉一笑，而后在会上向蒋介石抛出了他精心炮制的观点：“固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

“偏安”一词，极大地刺激了蒋介石，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偏安江南的王朝历来没有好结局，而且备受后人的鄙薄。除此之外，蒋介石也深深地知道，南撤是一个极其被动的战略选择，表面上看似乎可以保住一部分兵力，但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惨痛的，华北一失，华中华南就失去了屏幛，弄不好就会引发江山尽失的悲剧。

所以，当见到傅作义具有“固守华北”的意志后，蒋介石一慷慨，也就站在了傅作义的一边。

傅作义由此摆脱蒋介石，顺利回到北平后，一方面，他开始有目的地扩军，另一方面，他悄然推开了一扇门，想与共产党做试探性地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