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楚“夷陵城”考辨|南郡|夷陵城|战国|江陵|白起|秦军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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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夷陵城”建城的历史悠久，始于战国时期，这在大量的文献和史籍中屡有记载。然而，夷陵城究竟在何地?这是由于史籍中记载不清，再是2000多年前夷陵古城又早已被毁于战火之中。故千百年来，探索古夷陵城故址在何处的工作一直是历代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拟从历史、考古、地名等学科研究入手，并在综合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夷陵城所在位置进行考证，夷陵城其位置就在西陵峡口处左岸前坪一带。

关键词：战国时期；楚国；夷陵城；宜昌；前坪

夷陵，始名于战国。战国以前不见记载，其得名的由来主要是因古夷陵地处于长江西陵峡出口处。所谓：“夷”,《尔雅·释诂第一》解释是指平坦。《老子》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所谓“陵”,《说文解字》云：“隘也。从埠”（隘，指险隘）。《尔雅·释地第九》解释：“‘陵’,大土山。”“大阜曰陵，大陵曰阿。”“阜”,土丘、丘陵，“阿”,大的丘陵。《辞源》注引《易·坎》：“地险，山川丘陵也。”今人古敬恒、刘利的《新编说文解字》中解释：“形声。从阜（表示与地形地势的高低上下有关）,夌声。本义：大土山。”正是因为西陵峡出口处地带的自然山川地理环境，古人曾留下了“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的千古绝句。勿庸多述，古“夷陵”主要是依其这一地带的山川地势而取名的。我国一些地名的由来，一般都与自然山川地貌有关。

从军事战略方面着眼，夷陵自古有：“川鄂咽喉”之称，是东下江汉平原及洞庭湖平原，西入我国西南腹地之重镇。所谓“峡路三巴接，江流九脉通”、“控楚蜀之交带，当水陆之要冲”、“上领巴夔，下引荆襄”等即是对古夷陵城所处地理位置、战略位置的真实写照。因此，自古以来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从这里东去百余公里便是楚国郢都——江陵纪南城，至西百余公里是巴人疆土。历史上，巴、蜀常与楚交战，正是因为古夷陵战略位置的重要，而强大的楚国为了竭力保住先祖长期发展和精心经营的地盘，故在楚国西方长江西陵峡出口处设置了军事重镇——夷陵。不仅如此，为了更有效的防御作用。又在三峡中段巫山设“巫郡”起“方城”。这些军事据点的设置自然有着楚王室的特殊用途。

查其文献史籍，对“夷陵”记载最早的典籍当推《史记》一书，书中《六国年表》记载：“秦拔我郢，烧夷陵”,又《楚世家》记云：“二十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此两条记载线索中，前者《六国年表》：“烧夷陵”可以理解，但后者《楚世家》中“烧先王墓夷陵”的记载尚有争议，不少学者认为是烧掉了楚王的陵墓（即夷陵）,在楚国都城纪南城西约五公里的丘陵及岗地上，多有楚贵族墓，即楚王陵区。据湖北宜昌文物部门的考古调查和勘探资料，在古沮漳河流域沿岸的当阳、荆门、枝江、草埠湖一带的丘陵上，楚贵族墓，王陵墓多有分布。从地望上看，沮漳河流域东岸的江陵部分地区（江陵西部地区）也属于古沮漳河流域地区。这样，不少学者就将沮漳河流域东岸一带岗岭上的这些高大显目的一座座楚王陵、贵族的坟丘理解是战国时期秦将白起“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了。检阅《史记》一书，“烧先王墓夷陵”之句仅只在《楚世家》中出现，而“烧夷陵”之言却在《史记》其它数卷传记中反复出现。如除《六国年表》记载外，其它传记中还有如下记载：

《白起列传》：“后七年，白起攻楚，拔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

《平原君列传》：“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

另《战国策·秦策》（卷四）蔡泽云：“白起率数万之师，以与楚战，一战举鄢、郢，再战烧夷陵。”因此，既然火烧的是楚王的陵墓，那么,《史记》中为什么都不直接说是“烧王陵”,而更多的记载则是“烧夷陵”呢?还有，我国古代那么多的王陵墓地，也皆都不见有将“夷”与“陵”联合一起的记载或称谓。如此看来，若就字论字，单是从“夷”字其本身的涵义来理解。“夷”与陵墓是很难联系得上的。其实，对《史记》中“烧夷陵”这一历史事件的记载，古今不少史学家都曾作过较详尽的考证，如被誉为“史记三家注”中就多有解释，现摘选几例具有影响的解释如下：

刘宋裴驷《史记集解》徐广曰：“年表云拔鄢，烧夷陵。”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解释：“夷陵，陵名，后为县，属南郡。”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中记云：“夷陵，今峡州郭下县。”

唐萧德言等《括地志》载曰：“峡州夷陵县是也。在荆州西。应劭云夷山在西北。”

南宋范晔《后汉书·卷一》：“田戎起夷陵。”注解：夷陵“县名，属南郡。有夷山，故曰夷陵，今硖州县也，故城在今县西北。”

《辞海》解释：夷陵“古邑名。战国楚邑。今湖北宜昌市东南。古县名，两汉置，治所在今湖北宜昌市东南。”

潘新藻著《湖北省建制沿革》中多处记载“夷陵”在湖北宜昌境内，但在标记“夷陵”的具体位置时，注明是在秭归新滩一带。

日本学人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解释：“夷陵，今湖北宜昌府东湖县。”

杨宽《战国史》中将“夷陵”标记在今湖北宜昌市（见战国前期中原地区形势图 <公元前350年> ）。

沈起炜编著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中记述：前278年，“破楚都郢、烧夷陵”,夷陵在今湖北宜昌。

张习孔等编著的《中国历史大事编年》中载曰：秦将白起取楚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西烧夷陵。夷陵，陵名，后为县，今湖北宜昌。

张正明主编的《楚文化志》中著曰：楚本部有城邑75座，夷陵即其中城邑之一。

前面言及，以“夷”是指平坦之意，而据考古调查资料，沮漳河沿岸地区（包括江陵、荆门的西部地区）的一些楚国王陵、贵族墓地，皆都分布在山丘、山岗上，前面不是河流，就是很宽敞的开阔地。这说明，当时楚人在选择墓地时是非常讲究风水的。其实，从古到今，人们在选择墓地时，一般也都是如此。

因此，据上述列举的这些史料依据，以及我们对“夷陵”本身字义的分析，我们认为，《史记·楚世家》中的“烧先王墓夷陵”之句应包涵有两层意思：其一是白起真的烧掉了楚先王陵墓，地点当在沮漳河沿岸地区；其二是秦军（白起）大战夷陵，战争中（后）烧掉了楚城邑——夷陵。从诸多史学家对“夷陵”解释的情况来看，应与后者说法更切合实际。不过，还要将上述《辞海》、《湖北省建制沿革》中解释“夷陵”之言提出来说明一下的是，前者说“夷陵”在湖北宜昌市东南，大致位置正确，但在宜昌市东南的方位不对（详见后文）,后者解释也是正确的，只是将“夷陵”标记在峡江内今湖北秭归新滩一带，误也！由此可见，夷陵当始名于战国，或许更早，其地应在湖北宜昌市境内。早先是一座“城邑”,后为县名。既然早在战国时期楚国就曾在西陵峡出口处一带设置过重镇夷陵。那么,这一地带就一定会有一些与当时历史发展有关的遗迹。然而，2000多年后的今日宜昌城区范围这么大，而且到处都在大兴土木，移山建房，昔日的旧貌早已不复存在。因此，寻找“夷陵城”故址，这里我们除了依据文献史籍中的有关记载以外，而更重要的是应该结合宜昌城区内近几十年来地下考古发现的文物资料，对2000多年前夷陵城的故址来进行一番探索。

我们先来查阅一下有关文献中的记载情况，据《水经注·卷三十四》记载：“江水出峡，东南流迳故城洲，洲附北岸，洲头曰郭洲，长二里，广一里。······江水又迳故城北，······江南岸有山孤秀，从江中仰望，壁立峻绝。袁山松为郡，尝登之瞩望焉。故其《记》云：······俯临大江，如萦带焉，视舟如凫雁矣。北对夷陵县之故城。城南临大江，秦令白起伐楚，三战而烧夷陵者也。”“故城洲”,即今葛洲坝水电站所在地。“夷陵县之故城”,即今宜昌城旧址。“江南有山孤秀”,当指现在的磨基山。上述记载只是指出了夷陵的大致方位，当在长江北岸，推测可能是今宜昌市西陵一路至葛洲坝工区一带。但具体地点在什么地方?无法考证。《史记·楚世家》注引《索引》记曰：“夷陵，陵名，属南郡。”又引《括地志》记曰：“峡州夷陵县是也，在荆州西。”包括前面《辞海》中说在今湖北宜昌市东南等，这些记述较笼统，皆未说出夷陵城的具体位置。又《水经注》引应劭曰：“夷山在西北，盖因山以名县也。王莽改曰居利。吴黄武元年，更名西陵也。”西陵，《通鉴》周赧王三十六年《注》,西陵即夷陵。按照古人的看法认为，夷陵是因西北有夷山而得名的，这与我们前面考证的：古“夷陵”主要是依其这一地带的山川地势而取名的观点相符合。还有学者认为：“白起拔楚西陵，在今三峡峡口南津关，后烧夷陵，即夷陵故城，在今宜昌市磨基山对岸。”至于说古夷陵城究竟是在西陵峡口，还是在磨基山对岸?这里我们暂姑且不论“夷陵”所在的具体位置，但可以肯定的是，夷陵城的大致方位应在宜昌市的西北，这为我们追索“夷陵城”旧址的具体位置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沿着上述记载线索去进行寻找，首先我们来看看《水经注》引应劭所云的“夷山”。夷山，据考证，其地即今三游洞，《旧唐志》：“隋夷陵县治石臬（鼻）城”。《夷陵志》：“后周移硖州治石鼻城。”《清一统志》曰：“石鼻山、下牢戊皆在东湖（宜昌）县西北，即石鼻城之处也。”这是说隋朝时宜昌城（夷陵）曾有在三游洞（夷山）东部下牢戍一带的说法。再往前推至到战国时期，夷陵故城的记载不详。

在宜昌城区的长江两岸，省、市的考古工作者已进行过无数次考古调查，并已大致上对宜昌城区周文化遗存的分布有了一比较清楚的了解。周代文化遗存发现最多的地点是在西陵峡口的三游洞——黄柏河出口处一带的前坪村。在三游洞的后山坡上，周代文化遗存相当丰富，文化堆积层厚达1米多，在堆积层中包涵有大量西周至战国时期当时人们用过后遗留下来的一些日常生活中的陶器。另外，从南津关至谭家包一带，也多有周代文化遗物发现。2001年11月至2002年1月，宜昌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为配合某施工单位的建设，在前坪王家沟一带发现了一处占地面积近1.5万平方米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类居住遗址。与此同时，在该遗址分布范围内还发现了一处周代冶铁遗址。当时人们冶铁后遗弃的废铁矿渣随处可见。此外，在三游洞对岸的牛扎坪一带也发现有较多的周代至六朝时期遗物，在田坎边上我们还发现灰坑遗迹，考古专家断定，这是一处古代人类居住遗址。经对三游洞——黄柏河以及牛扎坪一带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大量周代遗物比较研究，这些遗物皆为典型的楚文化遗物。由此可见，当时这一地带应居住着较多的楚国居民。

除发现的这些周代楚文化遗址以外，在前坪至葛洲坝一带还发掘出一批战国时期的楚墓。这批楚墓中，墓圹长在5米以上的就有好几座。墓葬中一般放置有随葬品，主要有青铜礼器、陶器、玉器等。此外，还出土有一些铜兵器，墓中葬兵器的现象比较普遍。墓葬时代包括有战国早期、中期、晚期。以晚期墓葬最多见。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墓葬皆为岩坑墓，即在岩石山上用铁斧、锸、锄等之类坚锐铁器挖掘而成，可见，当时挖掘墓坑时是下了相当大的功夫的。考虑到墓圹略偏大，当时挖掘墓坑时所用劳动力是很多的，加之墓中一般都放置有随葬品。据此我们认为；当时这批墓葬中主人生前的身份并非一般的平民。

这批战国时期的墓中除大多数是楚人墓外，另还发现有巴人墓和秦人墓。如前坪23号墓葬中出土的作战兵器铜矛，矛作柳叶形状，上饰有“手心纹”,这是巴人的典型器物，被考古学者称之为“巴式矛”。与“巴式矛”同出的还有一枚铜印，印文“穨”字。据研究，其字与秦“相邦义戟”铭文的“穨”字极相似，这是当时中原秦国通行的字体。考古专家认为，23号中的墓主人应属于秦人墓，而墓葬中出土的巴人兵器当是秦灭蜀、巴所获战利品，在攻伐夷陵时携带而来，死后埋入墓中，看来该墓的主人当为秦军的中、下级将领。

除秦人墓外，在葛洲坝4号墓中出土一枚铜印，印上铭文为“瞫偻”二字，这显为墓主人的姓名。所谓瞫氏，据考证，应是古代巴人五姓中之一的“瞫氏”。除印章以外，墓中还出土有巴人兵器铜戟刺，上饰有铭文“枳”字。“枳”,即今涪陵，战国时为巴国都城所在地之一，曾一度被楚国占领，《史记·苏秦传》：“楚得枳而国亡”即指此，《华阳国志·巴志》中也有“涪陵郡，巴之南鄙，从枳南入”的记载。秦置枳县（《元和志·卷三十八》）,属巴郡。这类铜戟刺在三峡地区巴人墓葬中常有出土，巴人兵器的发现可说明巴人曾有在前坪、葛洲坝一带活动过的历史事实。或许是随同秦人一起攻打过夷陵城邑的巴人士卒。这与文献中记载，秦灭蜀后继而灭巴，并得巴之劲卒，再浮大舶船以东向（伐）楚,取巫郡是相吻合的。

宜昌前坪及葛洲坝一带不仅时有战国时期的墓葬发现，而且发掘出的西汉、东汉时期的墓葬则更多。据统计，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在前坪一带已清理出两汉时期的墓葬多达150余座。另据考古调查、勘探，在前坪一带的岗岗岭岭、山山包包上，至今仍分布着数以千计的战国至东汉时期的墓葬。据已发掘出的两汉时期墓葬资料情况可知。其中的西汉墓墓圹一般多在2～6米、宽1.5～4米之间。墓葬中普遍都放置有随葬品，有的墓葬中仅青铜器就有10余件。由此可见，前坪一带两汉时期的墓葬中，墓主人身份为下等贵族的应占有一定的比例。还值得注意的是，在前坪谭家包还发掘出一批西汉时期的家族（许氏）墓地，即“族坟墓”。

若单从考古发掘出来的这些墓葬，以及现在前坪一带仍还分布有数以千计的墓葬资料现象分析，说明至少是从战国至东汉时期，前坪一带应居住着不少的居民，甚至更可以肯定的说，当时这些墓葬中的死者生前居住地也不会在离前坪很远的地方。正如考古学者在研究前坪两汉时期墓葬时指出的“前坪有密集的两汉墓葬，这说明附近必有重要的居住遗址，否则，是不会有这样多的两汉墓葬发现的。”

这里，笔者还要特别提出来的是，未修长江葛洲坝水电站以前，在原前坪一带沿江（长江）、沿河（黄柏河，古时称长江溪）第一级台地的边缘至后山脚处，有着分布面积较大的耕地，土地相当肥沃。由第一级台地的边缘至西南的西坝、葛洲坝，其间的距离都不太远。原前坪村村民绝大多数的祖祖辈辈都靠前坪现已被江水淹没的土地种植蔬菜、瓜果养活度日。20世纪70年代，因长江葛洲坝的建设所需，绝大多数居民已移居此地。

笔者出生于前坪，故居旧址已淹没于江水上，记得小时候，在前坪一带常见有一些残陶片（器）被挖掘出来，尤其是一些沟沟坎坎及堰塘边，这类残陶器（片）最多，在我印象中最深的是，陶片（器）中就有现在我们在宜昌地区考古发掘出土的楚文化遗物中通常见到的鬲足、豆柄、豆盘、鼎足等，只是那时笔者只认为是一些较古怪的残陶片（器）,觉得很好玩。后来，因葛洲坝工程大规模的挖土，一些残陶片也随之被挖掉了。

从黄柏河与长江交界处再往南（镇镜山西侧）,即现在的葛洲坝工区。过去，这一地带也是一山前台地，只不过是台地的面积没有前坪临江处台地面积那么大。其地主要为沙性土质，当为长江洪水冲击后的淤泥土，土地肥沃，宜种植各类蔬菜。在这一地带，至今没有发现过战国至六朝时期的墓葬和其他一些古遗迹现象。据说，在这一地带发现过零星的一种较厚的灰陶片，陶片的一面饰有绳纹，推测这可能是东汉或是六朝时期的板瓦块。

目前，在宜昌老城区（指西陵区）一带发现的古墓葬主要集中分布在如今的星火路、四方堰、樵湖岭、市机床厂、市一中一带，建国以来，宜昌市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已在这一地带发掘出数十余座古墓，墓葬时代最早的为东汉，东汉以后的三国至两晋时期的墓葬最多，另在西坝也发现过三国至两晋时期的墓葬。宜昌市东山一带的山丘、山岗上多是明清时期的墓葬群。

上述考古在宜昌城区内发掘出的一批批地下文物资料，不仅为我们研究1600多年以前的宜昌旧城变迁及沿革的历史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而且也为我们寻找宜昌旧城的所在位置指出了一个大致方向。

据前面介绍的地下出土文物资料，再结合有关文献中记载以及西陵峡出口处前坪一带的地理环境等综合分析，不难看出，所谓战国时期“夷陵城”旧址，其地应该就在现已被长江淹没处的宜昌西北前坪一带。原在前坪第一级台地上发现的一些周代楚人遗物，其中有不少遗物极可能就是当时夷陵城居民用过后遗留下来的一些日常生活用具。

前坪被淹没的原一级台地，面积大，范围广。其西北不远与南津关、三游洞为低山岗岭相接，西南与西坝、葛洲坝相望，这一地带都发现有东周时期的楚人居住遗址。前面临长江，背（东）靠岗岭（现在的前坪村为二级、三级阶地）,即南津关、王家沟、包金头、天灯包、云盘岗、朱家包、谭家包、朱家嘴等地。黄柏河由东北向西南环绕前坪注人长江。这里交通便利，农业生产发达，有山有水，地理条件十分优越，故“夷陵城”建在前坪应具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当时夷陵城虽说建在前坪一带，但其城的规模并不是很大。至于说城内及附近地区居民人数，我们不妨从文献中记载的两汉时期夷陵县人口的基本情况来进行推测一下，以供作参考。据记载：前汉时，夷陵县人口约三万余人；后汉时，夷陵县人口约四万余人。晋代时，夷陵县人口约2万。再降至到隋朝时，夷陵郡（郡置夷陵）人口约1万余。唐贞观年间，夷陵郡（郡置夷陵）人口近2万。再又降至北宋时，人口也不是太多，根据“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当时任夷陵县令的欧阳修曾在《与薛少卿公期》一书中说：夷陵“而县民一二千户”。若按平均每户六口人计算，也不足二万人口。参照上述，推测战国时期夷陵城及附近地区的居民可能有二、三千人，大致上相当于20世纪70年代前坪一带的居民人数。不过，考虑到战国时期此地有楚西方门户之称，在军事上当具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故当时楚王室派驻有相当数量的陆军、水军（舟师）在这里驻守，其人数可能多达有数千人，甚至上万人。

唐宋时期的夷陵已从下牢戍（下牢溪口）前坪一带迁移到今宜昌市老城区，其城池建设及规模，据北宋欧阳修《夷陵县至喜堂记》记载：“峡州治夷陵······,地解而贫，故夷陵为下县。而峡为小州。州居无郭郛，······景祐二年，尚书驾部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树木，增城栅。璧南北之街，作门市区。”这说明北宋景祐年间，夷陵城不仅面积小，而且夷陵城给人是一种破烂不堪的感觉。又历史发展到距北宋约140余年的南宋时期，夷陵城的规模仍然不大，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吴船录·卷下》中曾记曰：“夷陵即其地，自古以为重镇。三国时又为吴之西陵，陆逊以为夷陵要害，国之关限。今吴蜀共道此地，但为燕尔荒垒耳。”这是说，南宋时“夷陵城”仍不过是小小的一个荒城而已。北宋、南宋时的“夷陵城”即就是如今西陵区陶珠路西北边的所谓四环路（即环城东路、环城南路、环城西路、环城北路）。其城池：“周长八百三十六丈、高二丈二尺，有垛口三千九百零三个。”该城池后一直延用到明清时期。由此可见，从战国以来至明清时期，夷陵城的规模都不是很大，或许是其地较偏僻之故也。

当时夷陵城的防御设备较简陋，除了依其这里天然的屏障（即长江和黄柏河）为防御条件外，也采用过建筑“木栅栏”形式的防御工事。这种“木栅栏”形式的防御工事，在我国古代战争中普遍都采用过。如强大的楚国，其早期（楚平王以前）建筑城市时也曾经有过，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楚子囊还自伐吴、卒，将死，遗言谓子庚必城郢。”这不仅说明楚国早期的城市无“城垣”,而且也暗示出了修筑“城池”（城垣）当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据研究，典籍中记载的楚国曾在“巫山起方城”,又在长阳、奉节设“关寨”（即扦关）等，皆是用“栅栏”（巴、蜀人称之为“樊篱”）的形式来作为为防御工事的。与楚为邻的巴国在先秦时也有过用“栅栏”构筑防御工事的历史，巴史学者研究；所谓巴国五都均无土砌城垣，仅在城周围树立樊篱（即“栅栏”）,使用荆棘等木构制樊篱，其原因因与频繁的军事行动相关。

到目前为止，在前坪及宜昌城区皆不见有“城垣”遗址的迹象，此外，在宜昌地区范围内，汉以前的“城垣”遗迹除在东边沮漳河流域有见以外，其他地方（包括三峡地区）不见。由此可见。当时夷陵城的防御设备主要是构筑的一种极简易的“木栅栏”之说的观点是勿庸怀疑的。假若古“夷陵城”筑有城垣的话，即使是夷陵城被毁于战火之中，那么,其城垣也一定会保存下来的。正是因为夷陵城无城垣，故该城邑被秦军烧毁后，此地房屋建筑等也就被夷为平地了，再若遇上洪水上涨，或是暴雨冲击，数年后也就难找到了故址了。因此，千百年来，历代史学家在记述夷陵城的旧址时，出现了忽东忽西、时南时北的著录，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这也是难免的。

顺便再简说一下两汉时期的夷陵城。据有关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资料，为军事战争需要，东汉至西晋时期，在前坪附近地区筑有数座古城，大致情况如下：

西北西陵峡口的三游洞山顶滨江长廊建设中发现有用砖砌筑的城墙，城墙始建于东汉，延用于六朝。另在城墙的南端还发现一座用砖砌筑的近似正方形的军垒，军垒砌砖上模印有“延光四年”（公元125年）的纪年铭文。据考证，该军垒始建于东汉时期，延用于六朝以后。据《寰宇记·吴志》记载：“陆逊破刘备，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即此山也”。又据清《东湖县志》记载：三国时“刘封城在县（今宜昌市）西北二十里三游洞顶，章武初封守宜都所筑。”由此可见，该城墙与当时的吴、蜀都可能有过联系。

在三游洞（长江）对岸的牛扎坪临江处，考古工作者也发现了一座与三游洞相对峙的古军垒，古军垒的年代大致与长江北岸的古军垒遗址的年代相当（东汉——六朝）：

西南葛洲坝上过去发现有汉代的残城墙。三国时期，吴西陵督步骘镇守西陵时又在该洲上筑城，后其子步阐继为西陵督，故典籍中又称之为“步阐故城”。

南边的西坝上也曾发现过古城遗迹。相传是西晋初年吴陆抗为讨伐步阐而筑，史书中称之为“陆抗城”。此城“即山为墉，四面天险”。

有了上述文献，考古两大方面的证据，这样，我们也就可以推测出：西晋以前，古夷陵仍在宜昌市西北，尤其是前坪一带地理条件优越，战国时期曾又有过建筑夷陵城的历史基础，因此，汉（指西汉、东汉）时在前坪一带仍建有古城是很有可能的。《水经注·江水》（卷三十三）记载：“北对夷陵县之故城。”《初学记》八、二十四引《荆州图记》云：“夷陵县南对岸有陆抗城。周回十里三百四十步。即山为墉，四面天险。”（对岸，即是针对旧时的长江溪，今黄柏河而言的）,其地望与两汉时在前坪一带设夷陵城的位置相吻合。这正与考古学者认为的：“南临大江的汉夷陵，当在今宜昌西坝以北的南津关至前坪一带”之观点相同。否则的话，前坪至南津关一带分布的如此之多，且等级较高的两汉时期的墓葬，以及随处可见有一些汉代的房屋建筑材料板瓦、筒瓦等，我们也就无法解释了。至于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复改为夷陵，极有可能迁到现在葛洲坝工区至西陵区（政府所在地）一带，在这一地带的星火路、四方堰、市一中、机床厂等地多有三国、两晋（以两晋时代为主）时期的墓葬发现即是最好的历史见证。笔者在宜昌地区从事文物考古工作近30年了。故对宜昌城区内各地动土的地方我是十分关注的。数十年来对宜昌城区文物考古工作方面的普查勘探、调查发掘、反反复复、复复反反。踏遍了宜昌城区的山山岭岭、大街小巷，基本上对宜昌城区的历史文化遗存有了一大致了解。10年前，我就对“夷陵城”旧址所处地点进行过探讨，并猜测战国时期的“夷陵城”很可能就在宜昌城区西北方向的前坪一带。现在看来，“夷陵城”在前坪一带说法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

拟就上面的文献和考古资料，以及我们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我们不妨来勾勒一下当时古“夷陵城”的真实历史图景。大致上是：战国时期的楚人在前坪一带用较简陋的“木栅栏”构筑了城郭防御工事，并选择在适当的地方留有数条出入的通道，通道有人把守。栅栏内居住有一些普通居民和楚国军队将士，其居所多是一些茅草、竹木之类的建筑，用瓦材履盖屋顶的建筑较少。在城外围以及前坪一带的第二级、第三级台地上也住有一些居民（现这一带仍有大量东周时期的遗物可证）,当时这一地带的居民有的从事农作物种植，有的从事商贸交易，有的从事手工业，有的从事捕渔业等。在北边的王家沟一带设有冶铸（铁）业基地”。再往北边西陵峡口处的三游洞一带（包括对岸牛扎坪）除有一些楚国居民在这里居住外，并还驻有军队守护着西陵峡口。从地理环境着眼，这一地带进可攻，退可守，有着绝好的决战条件。由此往东，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不足两天便可到达楚郢都——纪南城；向西有天然的长江水道可进入三峡地区的当时楚国前沿阵地——巫郡（即方城所在地，今巫山县北）,再往西便可直接进攻巴国。若是楚巫郡一旦失守，楚郢都的安危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关隘“夷陵”一带的阻击和防御任务是至关重要的。毫无疑问，东周时期在前坪一带设置夷陵城，使之成为当时楚国征伐西方巴、蜀，阻击秦军东下的大本营基地，这是有着极其深远的战略意义。

当时在前坪（夷陵城）一带居住的居民（包括一些将士）死后，选择葬地时，当然也不会太远，多在这一地带较高的一些山岗或山岭上。据文献记载，战国时期，秦附庸的蜀守将张若率部东向伐楚。与此同时，秦军又由汉水东下攻伐楚郢都。此时无论是北边，还是南边，楚军皆是连连败退，大势所去。于是，张若所部先攻占领了楚巫郡（即巫山、巴东一带）,后又夺取了楚黔中地。宜昌与巫郡连接，秦军顺江而下数日可到，攻占夷陵并非难事，因此，不排除攻占夷陵是由长江上游而来的秦军。正如有学者研究的：“宜昌作为楚蜀水陆要冲的重要关隘，秦在攻取巫、黔中之时，岂有不乘势攻占之理。”这样，秦人入侵楚国，攻打夷陵所部中当有不少的巴人将士参战。因此，无论是秦人，还是巴人，战死后埋葬在异国土地前坪一带，这也是合乎情理的。考古不仅在前坪一带发现有秦人墓、巴人墓，从三峡地区的巫山往东至枝江的长江两岸地区，战国时期的巴人铜兵器多有发现，这些巴人铜兵器制作精良，大有堪称我国古代兵器之精品的说法。若是我们笼统认为这些巴人铜兵器主要是用于上层贵族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或许是楚人在战争中所获，这也未必完全符合逻辑，这其中有不少是当时巴人（也有的是秦人）在攻打楚国时阵亡后，就地埋葬于此的，也有的死者可能与战国时期的“秦、楚夷陵之战”有关。

概上所述，在文献史籍中记载不是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好的是通过近几十年，文物考古部门在宜昌城区内发掘出了一批批的珍遗历史文物资料，根据考古发现的这些资料线索，再结合文献史籍中的相关记载，使我们较准确的推测出了，战国至两汉时期，古夷陵城址当在宜昌市西北前坪一带说法的观点。尽管目前学术界对战国时期“夷陵城”具体位置有过各种推测，甚至有不少学者认为“夷陵”并非是地名，而是指“楚王陵”。不过，退一步说，从上述各种明摆着的现象分析，即使是前坪一带不是史籍中所称的古夷陵城，但至少在战国时期已是一座“城邑”,这是说得过去的。不仅如此，西汉、东汉时期，这里（指前坪一带）仍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城邑。而晋代以后的宜昌故城当在现（宜昌市西陵区）西陵一路以北的地区。相信本文观点，对我们研究宜昌始建“城市”及沿革、发展、变迁等或多或少定会有些帮助的。

作者：杨华向光华

来源：《三峡大学学报》2004第3期

选稿：耿曈

编辑：易欣嘉玉

校对：黎淑琪

审订：王玉凤

责编：耿曈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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