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细心，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

当年毛主席这短短几句评价，注定汪东兴是老人家此生最为信任的下属，熟悉汪东兴的人们也知道，多年来，他做的最多的就是幕后工作，源于此，党中央当年很多不为人知的内情也都有他的暗中参与或辅助。

本文要聊聊的并非毛主席与汪东兴之间的往事，而是汪东兴在十年动荡期间对邓公的多次暗中维护，当然，这其中很多都是在毛主席的授意下完成的。

换言之，就在那段风云诡谲的岁月中，汪东兴对落难邓公的“搭救”几乎可以看作是毛主席、周总理于无声中对他的保护，只有历史尘埃落定之际，身为后人的我们才会感受到其中的用心良苦。

邓公在十年动荡中被打倒发生在1966年8月，直到1967年4月，戚本禹将他公开污蔑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后，邓公认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性质已确定，因此迫切想求见毛主席，《邓小平年谱（1904-1974）》对之后发生的两件事有过记载。

1967年5月，汪东兴受毛主席委托前去看望邓公并转达了三条意见：

第一，要忍，不要着急。

第二，刘、邓可以分开。

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毛主席写信。

之后的一天深夜，毛主席与邓公曾有过一次长谈，当时的毛主席也有过交代，邓公日后有事可以直接找汪东兴，信件也由汪东兴转交。

这些暗中部署都意味着毛主席并不想在邓公的处置问题上假手于人，也是对邓公的一种特殊保护，而汪东兴作为执行者，自然对邓公有着妥善的安排，直到下放江西之前，邓公的所有动向也只有毛主席及汪东兴最为清楚。

1969年10月22日，邓公夫妇被下放到江西南昌，随后开始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在此期间，汪东兴依旧是两位领导人之间的联系人，仅凭这一点足以说明，邓公下放时的表现只有毛主席和汪东兴最清楚。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邓公通过汪东兴向毛主席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一方面详细汇报了自己在江西两年来的劳动生活，一方面提出自己希望能够再为党做点工作，余下的就是希望毛主席能够帮忙安排好自家的几个孩子，毛主席阅信后直接做出批示。

“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这里的“汪”指的还是汪东兴。

从那之后，有汪东兴的精心安排，再加上周总理的大力协助，邓公虽没能立即回到北京，在江西的劳动生活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先前的公务员、秘书都得以回到他身边协助工作。

1972年12月27日，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汪东兴写了一封有关“恢复邓小平副总理职务”的建议信，在得到毛主席首肯后，邓公一家于1973年2月回到北京。

此后，表面上是周总理全力以赴推动邓公官复原职，暗地里，汪东兴也在竭尽全力改善邓公一家人的生活待遇，邓公的几位孩子都得以顺利回到大学继续学业，可想而知，这一切背后依旧有毛主席的大力推动。

回到权力核心的邓公度过了一段艰辛岁月，最难的工作自然是与“四人帮”的数次交锋，可对于那群渴望权力犹如嗜血般疯狂的宵小之徒而言，不将他置于死地是绝不肯罢休的。

1976年初，周总理病逝后算得上是邓公政治生涯中最为惊险的一关，好在，心细如发的汪东兴再度给了他周到的保护。

4月7日下午，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只见“四人帮”一口咬定邓公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甚至诬陷他曾亲自到场指挥，江青和张春桥一度扬言邓公极有可能会受到冲击以及被抓。

会后，汪东兴仔细回味“四人帮”在会上的发言，结合他们先前对彭真的一系列迫害举动，他意识到大事不好并立即请示毛主席。

“不能再冲击，不能抓走，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面对毛主席如此态度与问策，汪东兴提出了转移的建议也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随后，他一边命令中办警卫局参谋滕和松拟定警卫方案，一边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邓公转移到东交民巷，还与邓公确认了“并不存在指挥‘天安门事件’”这一事实。

“可能有人要冲击你，不要出去，散步就在院子里！”

简单交代后，汪东兴将邓公夫妇留在了警备严密的东交民巷，此时除了毛主席，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尤其是“四人帮”众人都不知道邓公的去向，更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汪东兴奉命精心部署的结果，面对“四人帮”咄咄逼人的态度，他的回击也是十分决绝。

“邓小平当天只是去北京饭店理发！让你们，你们都不去。记录我不写，以后也别让我去了，下次你们自己去问吧！”

后来，眼看江青等人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强调邓公不知去向等举动，汪东兴清醒地认识到，对方的确早已做到准备对邓公发起冲击，甚至极有可能想要将其置于死地。

源于汪东兴的周密维护，再加上毛主席“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处理决定，邓公得以在第三次被打倒后蛰伏，也为他第三次复出埋下了关键伏笔。

事实上，就在当年极为特殊的政治环境中，毛主席曾暗中委派汪东兴对不少老革命出手相助，其中，对邓公的维护最为典型，这是毛主席对汪东兴的信任与器重，也是邓公与他革命情谊至深的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