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野十三兵团是我军主力部队，下辖38军、47军和49军，38军还是四野头号主力军，兵团的两任司令员黄永胜、邓华；政治委员萧华；副司令员李天佑、洪学智、韩先楚这6位将领1955年全部授衔上将。首任司令员程子华在大授衔时确没有授衔，成为了解放军19个野战兵团首任司令员中唯一没有参与授衔的将领，要知道这些首任司令员中出了1个元帅（徐向前）、3个大将（许光达、陈赓、肖劲光）和14个上将，只有他在授衔方面一无所有。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程子华都成为了独一无二的“失落者”，这是什么原因呢？
先简要回顾一下程子华的革命经历，他1926年入党，后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参加广州起义后做了一段时间兵运工作后去苏区工作一直担任师级领导工作，1934年被周恩来委派至鄂豫皖苏区并担任红25军军长，徐海东大将改任副军长，作为主要领导人程子华率领25军长征，在军政委吴焕先牺牲后，他任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兼25军政委，到达陕北后作为中央红军的前将领迎接了“老东家”的到来，可以说程子华对中央红军的长征是立有大功的。
抗战期间，程子华带领一批老干部去冀中工作任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政委，正式开始了其在晋察冀的生涯。可以说他在冀中和新加入的吕正操配合默契，而且率部队参加了百团大战。1943年聂荣臻、刘澜涛等领导赴延安准备七大，程子华代理晋察冀分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抗战后期正式成为一方大员。
解放战争前期程子华先和肖克一起统率冀热辽军区指挥了多场战役，但战果一般，丢失了张家口，随后脱离晋察冀加入了东北军区阵营，正式成为了林彪麾下将领。程子华任东野二兵团（由冀察热辽军区前指改编）司令员兼政委，率领东野第8、9、11纵和3个独立师指挥大兵团作战。1948年底他率部参加了辽沈战役，并参与指挥了塔山阻击战，林彪向他下了那道著名的命令“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塔山阻击战的胜利为辽沈战役的成功奠定了基础。1948年11月，东北第二兵团组成先遣兵团，参加平津战役。林彪入关前，军委授权程子华指挥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在北平和绥远沿线作战，可以说此时程子华已同时指挥三个兵团，达到了军事生涯的最高峰，但同时也孕育着危机。
平津战役初期，他率部“擅自”拿下密云，惊动了傅作义的35军回援北平，暴露了中央意图，差点延误了整个战役进程。此后大整编，程子华被任命为十三兵团司令员，政委为萧华。正当程子华率部进入湖南后，中央一纸调令，他直接被任命为山西省委书记、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此时开始他正式脱离了野战部队编制。1950年10月他被任命为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正式脱离军界。所以1952年全军评级时，他也并没有参加。
此时，我们就可以来讨论程子华为什么会缺席1955年的大授衔了。我认为原因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原因是程子华相对于其他兵团司令员而言，他更偏政工，他的政工属性大于军事属性。土地革命时期吴焕先牺牲后他接替红25军政委，此时军长是徐海东；抗战期间，他任冀中军区政治委员，司令员是吕正操；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冀热辽军区政委，司令员是肖克；最后是肖克调晋察冀军区工作，他才独自带队伍加入东北，很多时间他都是独立作为政委使用的，而如果是统计首任兵团政委则有多位将领（谭启龙、袁仲贤等）是没有参与授衔的。
第二方面原因是他确实被调离军队系统。注意不是1949年调离13兵团去山西，而是从山西调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程子华作为山西人，解放前后主政山西是当时的统一安排，黄克诚去湖南、张云逸去广西，甚至叶剑英去广东，都是主政一方，1955年这些将领都参与了授衔而且还被授予大将或者元帅，所以调离四野并不是他不参与授衔的原因。因为山西是老根据地，剿匪工作不重，1950年他从山西去供销总社工作，先做副主任，后做主任，这才使其彻底脱离了军队。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这个岗位可以说对于全国的经济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方面原因可能与平津战役的表现有一定关系。毕竟攻占密云确实暴露了我军意图，有可能对和平逼傅作义起义造成影响，如果北平真的无法和平解放，程子华罪过不小。但我觉得这不是主要原因，因为这一事件毕竟没有造成恶劣的影响，而且解放战争多位将领其实都有军事上的失误，比如长津湖的宋时轮，五次战役的王近山，大同集宁战役的张宗逊等，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上级领导也不会仅仅因为这一失误直接将其踢出军队。
程子华在上世纪80年代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副国级领导人，可以说这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上将，达到了相当于大将的级别，这也说明其实组织上也并没有把攻占密云作为他一生的污点。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