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创发高峰”的标志性成果是什么呢？是教育数字化吗？可以肯定的是，答案就在教育强国建设的生动实践之中。
来源 | 中国教师报
作者 | 储召生 中国教师报总编辑
大约五六年前，我在梳理新中国大学发展史时曾提出一个“猜想”：“每隔20年，中国大学会迎来一个创新发展的高峰。” 因为高等教育的龙头作用，这个猜想其实也适用于整个教育领域。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实际上是教育主动回应国家发展要求的结果。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国家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我国教育事业也实现了向新型文化教育制度的转变。汉语拼音方案和汉字简化方案的推行，适应了“教育为工农服务”的要求。实行院系调整后的高等院校，大幅度扩大了招生，适应了工业化建设对专业人才的急迫需要。此后，便出现了新中国教育创新发展的三个“高峰”。
第一个是在1958年前后。1953年开始实施的“一五计划”，开启了国家大规模建设的新高潮，也吸引了华罗庚、钱学森、邓稼先等一大批海外学者回国效劳。到1957年，“一五计划”目标大都提前实现，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信心。特别是1958年“超英赶美”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出，对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这次“创发高峰”的标志性成果是“量的扩大”，特别是一批新型大学的产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基本实现了“村有小学、乡有初中”。高等教育主要有三个明显的改变：一是触角从中心城市向外延伸，广西大学、吉首大学等因此新设或重建；二是省级中医学院相继建立，改变了辛亥革命以来中医“失宠”的局面；三是北京、上海等地成立了科学技术大学，打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基础研究（综合大学）和应用研究（工科大学）分设的“苏联模式”。
第二个是在1978年前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阶级斗争为纲”被否定，各行各业都开始了拨乱反正。高考制度得到恢复，教学制度得以保证，一大批社会精英人才走进了大学校园。特别是1978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确定了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教育新目标。
这次“创发高峰”的标志性成果是“质的提高”，特别是一大批重点学校的建设。按照邓小平同志“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要注意普及，还要注意提高”的要求，国务院确定88所高校为全国重点大学，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的试行方案》。重点学校制度的实行，从制度上保证了这些大学和中小学能够集中最优秀的教师和学生。88所重点大学里，行业特色高校占了大多数，行业办学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大特色。
第三个是在1998年前后。随着新世纪的即将到来，党和国家确定了新的“三步走”目标，提出了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再翻一番”。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科教兴国”第一次正式成为国家战略，开始实施“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1998年5月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活动上，国家领导人更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
这次“创发高峰”的标志性成果是“实力跃升”，特别是“211”和“985”高校的突起。1998年开始实行高校合并重组，新浙江大学等巨型大学开始出现；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开始实施，吸引了一大批海外顶尖人才，也促进了高校人才制度的改革。与此同时，随着高校扩大招生规模，新建本科院校如雨后春笋，并逐渐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自此，国际大学排行榜上开始少不了中国高校的名字。
从上面的回顾可以看出，这三个“创发高峰”的形成，都对应了国家提出的一个“大发展计划”——1958年的“超英赶美”、1978年的“改革开放”和1998年的“新世纪”。国家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客观上为教育探索提供了实践检验的平台。换句话说，有国家和社会的大力支持，有教育工作者干事创业的舞台，才会出现教育改革发展的黄金时代。
这三个“创发高峰”的标志性成果，也值得我们去认真分析总结。1958年前后探索的地方大学、中医学院和科技大学建设，标志着不迷信“苏联模式”、探索“中国道路”的开始。1978年前后的重点高校建设和1998年前后的“211工程”“985工程”，充分体现了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人才战略，其建设模式也被韩国、德国、俄罗斯等诸多国家借鉴。
按照这一猜想，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当前我们或仍处于第四个“创发高峰”。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2018年新时代首次全国教育大会的召开，以及其后《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颁布，也为教育改革发展确定了方向。
第四个“创发高峰”的标志性成果是什么呢？是教育数字化吗？可以肯定的是，答案就在教育强国建设的生动实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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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中国教师报
编辑 | 皮皮兵不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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