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江西省新余县公安局进行全城户口的核对工作，对每户的人员历史进行全面的了解调查。有一天，刚从部队转业的县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到城西兴记盐铺核查，发现店里的管账先生十分面熟，于是他对此人进行了盘问，发现此人并不是本地人，而且回答问话有许多地方前后矛盾。
“莫非是他？”11年前，黄宜蕃在新四军军部当副参谋长周子昆的警卫员时，经常见到政委项英的副官刘厚总，经过仔细回忆，黄宜蕃觉得此人确实和刘厚总长得很像，他马上把这一情况向局长进行了汇报，局长听后果断作出指示：“立即逮捕！”
项英
7月28日，黄宜蕃带着公安人民包围了兴记盐铺，一举将管账先生抓获，黄宜蕃问他：“刘副官，别来无恙？”
对方听后大惊，连忙否认：“我不是什么刘副官，你们认错人了！”
黄宜蕃大怒：“刘厚总，别装蒜了，你难道忘记了，我们在一起开过会，吃过饭呢！来人，把这个可耻的叛徒带走！”
刘厚总作为项英的副官，为什么要隐姓埋名去做一个账房先生？黄宜蕃又为什么要称他为“叛徒”？
1904年，刘厚总出生于湖南耒阳，他的父亲是当地著名的武师，所以刘厚总从小就练成了一身好武艺，在当地有一定的名声。1928年，朱德在湘南发动年关暴动，24岁的刘厚总积极参加，当上了江头圩赤卫队总队长，并立下了不少战功。
开国中将王紫峰曾在刘厚总手下担任过赤卫小队队长，他曾回忆说，刘厚总作战十分勇猛，总是拿着一把鬼头大刀冲在队伍的最前面，曾一次就砍杀了5个国民党兵。王紫峰认为，如果刘厚总跟着朱德一起上井冈山，也许会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
王紫峰
但是朱德带部队上井冈山后，组织根据斗争的需要，让刘厚总留在耒阳打游击。在这段日子里，刘厚总的对敌斗争是坚决的，他在只有十几条人枪的情况下，深入偏远山村，发动群众，很快把队伍拉了起来。1934年，刘厚总组建了名震全国的湘南游击队，这支队伍共有300余人。
1937年，根据国共谈判的结果，湘南游击队编入新四军。1938年4月初，刘厚总带领游击队来到了新四军军部云岭，见到了项英、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等领导人。项英对刘厚总这些年的斗争历史十分满意，便先安排他在军部住了下来。
一天晚上，刘厚总吃完晚饭后，来到营房门口的操场上练起了拳。正好此时项英和周子昆从这里路过，项英见刘厚总武艺高强，不禁喝彩：“好拳术！”
刘厚总见是项英和周子昆来了，连忙收了拳，向他们报告说：“闲着没事，玩玩而已，请政委、参谋长指点指点！”
项英说：“好，再玩一套给我们看看！”于是刘厚总使出了自己的浑身解数，项英和周子昆都看呆了。
周子昆
刘厚总打完拳以后，问项英和周子昆：“首长，你们要去哪里？”
周子昆说：“我们去二支队。”
刘厚总关心地说：“天晚了，我送你们一趟。”项英同意了。
当项英等人爬上一座山坡时，有两只山鹰突然飞了过来，刘厚总马上对项英说：“政委，您想不想吃这鹰肉？”
项英说：“想啊，就是难得逮住！”
项英话音刚落，只听“叭”的一声枪响，山鹰跌落在了地上，刘厚总上前捡了起来，掂了掂说：“好肥啊！”
项英伸出大拇指说：“原来你的枪法也挺准的！”
不久以后，新四军党委为了培养营连排的基层骨干，决定成立一个教导队，在项英的大力推荐下，刘厚总担任了教导队的大队长。
刘厚总上任以后，对教导队的工作抓得很紧，但因为他此前一直在地方打游击，身上的游击习气很重，经常打骂体罚学员，让大家十分反感。有一次，一位学员集合迟到了一会，刘厚总竟当着众人的面，扇了他一巴掌。
此事的影响十分恶劣，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专门来到教导队，严厉地批评了刘厚总：“刘大队长，你这样对待学员，实不应该！”
袁国平
刘厚总却不服：“他不服从领导，我当然得教训他了。”
袁国平说：“他有错误你可以批评，何必动手打人？”
此时刘厚总不说话了，但袁国平走后，他竟然拍了桌子，还骂袁国平是“混账”。
对于刘厚总的表现，军部多数领导都认为不能再让他带兵了，项英却坚持说：“刘厚总本质是好的，他是穷苦人出身，经过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只是文化低了点，缺乏思想理论水平，我看送他去延安学习一段时间，一定能纠正他身上的错误！”
1939年5月，刘厚总被派往延安抗大学习，但没过多久，他就忍受不了抗大的正规军训和纪律约束，竟然在没有和学校请假的情况下，只留下一张简单的字条，就偷偷跑回了云岭。
项英得知刘厚总偷跑回来后，十分生气地责问他：“没出息，怎么偷着跑回来了？”
项英
刘厚总像一个犯了过失的孩子，战战兢兢地向项英认错：“政委，抗大我上不了……”
不久以后，项英又找刘厚总谈话说：“军党委已经研究了你的新工作，当我的副官！”
刘厚总听后十分不满，当副官，是专门侍候人的事，自己以前当大队长的时候，都是别人侍候自己啊！但此时碍于项英的面，刘厚总不便表露，只好答应说：“好啊，在政委身边工作，我一定会得到关照和进步的！”
此后的一年里，刘厚总的工作也算尽职尽责，他也因此深得项英的好感。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后，新四军在叶挺和项英的带领下，和8万国民党顽军展开殊死拼杀，战斗持续了7天7夜，我军伤亡惨重。1月14日，叶挺为了避免部队出现更大的伤亡，只身下山和国民党顽军交涉，却无故被顽军扣留。
此后项英不得不带领部队突围，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除2000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项英、周子昆带领军部少数人员撤退到了海拔1017米的赤坑山。由于有地下党组织的接济，项英等人极其艰难地挺过了两个月的时日。
3月24日这天早上，项英吃完早饭后，沉重地对大家说：“此次事件我有很大的责任，我对国民党缺乏警惕性，但是有同志们在，我们可以重新恢复和发展力量，坚持到最后，革命胜利终将属于我们。”
项英说到最后，声音不禁哽咽了，在场的同志们都十分激动地表示，要跟随他战斗到底，只有刘厚总坐在一旁，双手抱头，默然不语。
这天的天气非常不错，项项坐在一个小土坡上晒起了太阳，他取下腰间的布袋子，打开一看，里面3根金光闪闪的金条完好无缺，这3根金条是新四军唯一的财产了。
正好这一幕被刘厚总看到了，他心想：项政委身上怎么还有这么多金条？如果把金条弄到自己手里，这一辈子就吃穿不愁了。如今被敌人困在山上，估计也没啥前景，不如……刘厚总想到这里，开始筹划一个罪恶的计划。
这天深夜凌晨两点，项英和周子昆已经在山洞里熟睡，刘厚总觉得动手的时机到了，于是他拿起手枪，对准项英的太阳穴就是一枪，周子昆刚被惊醒，又被刘厚总的子弹击中头部。此时项英的警卫员黄诚也醒了过来，他正要掏枪，却被刘厚总连射3枪，晕倒在了血泊里。
项英和周子昆遇难地
随后刘厚总将项英和周子昆身上的黄金、钞票、金表等财物藏在身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下了山。在下山的路上，刘厚总碰到了从山下打粮回来的一个排长和两个战士，刘厚总十分淡定地和他们打了招呼，并给他们每人发了一支香烟。
这位排长一看香烟是华生烟草公司生产的全禄牌香烟，知道这是地下党专门为项英买的，他不禁生气地问刘厚总：“刘副官，你怎么拿首长的烟送人？”
刘厚总说：“是首长给我的。”
“这么早，你到哪儿去啊？”
“首长派我下山取一个联络。”
“噢，你可要小心啊！”
直到第二天早上，有战士进山洞为项英送饭时，才发现项英和周子昆已经牺牲多时，黄诚身受重伤，大家掩埋了项英和周子昆的遗体后，将黄诚抬到山下一位地下党员的家里养伤，他才慢慢苏醒过来。黄诚醒过来以后，告诉大家：下毒手杀害首长的，正是刘厚总！
而刘厚总在下山以后，直接投奔了国民党，这年6月初，他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层层递解，送到了重庆国民党军统局。不久以后，戴笠将刘厚总杀害项英的事报告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听后摇头说：“你想想，一个不忠实于共产党的，能忠实于我们国民党吗？”
蒋介石和戴笠
戴笠心领神会，马上点头说：“校长说的极是，此人现在对我们也没有用处了，那就杀了他吧！”
蒋介石仍然摇了摇头：“那不好，还是交给你废物利用一下吧！”
于是戴笠安排刘厚总在军统第三情报组当了个副组长，但这个职位毫无实权，刘厚总索性破罐子破摔，他整天吃喝玩乐，沉醉于酒色中不能自拔，对于上司布置的工作，高兴就干，不高兴谁也叫不动，就这样浑浑噩噩地混了两年多。
有一次，组长给刘厚总安排了一项任务，他口头答应得挺好，出门后却跑到妓院鬼混。组长得知这一情况后大怒，直接冲到妓院去找刘厚总，正在风流的刘厚总被搅了兴头，也十分恼火，竟从枕头下抽出手枪，对着组长吼道：“你自己不去，叫老子去卖命，老子一枪崩了你！”
组长被吓坏了，只好赶紧跑回去向戴笠报告。几天以后，戴笠亲自组织开会，宣布收缴了刘厚总的枪支，并将他送进了大牢，而且一关就是两年多。
戴笠
1946年春天，戴笠死后，徐恩增接管军统，他直接给刘厚总发了一笔路费，让他回湖南耒阳老家。刘厚总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便拿着这笔钱到处挥霍，很快就把钱用完了，无奈之下 ，他只好寄人篱下，替人打打杂、管管账，就这样又混了两年。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跨过长江，向东南沿海各省进军，刘厚总听说昔日的老部队打回来了，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慌忙寻找退路，不久以后，他在江西省新余县找到了一个开盐铺的湖南老乡，并在那里当了个管账先生。
但刘厚总没想到的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最终还是被抓住了，这个逃逸了11年的叛徒，终于没能逃脱人民的法网。1952年8月初，刘厚总在南昌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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