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封面新闻
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图据受访者
从业近十年，虽然还是青年文物修复师，但鲁海子也能感受到行业中的巨大变化。
现场文保工作的重要性、逐渐增加的研究性工作、文物修复工作的精细化和科学化……都让“文物医生”的工作更具有挑战性。虽然不断有新的问题出现，虽然总有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但这些行业中的变化，让鲁海子对文物保护与修复的工作，更加期待。
鲁海子，目前任职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曾在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项目中主持现场文物应急保护。从2020年开始，主要负责三星堆遗址金质文物的保护修复与研究工作。
鲁海子
不一样的“医生”：“病人”千差万别
人们将文物修复师的工作比作是“医生”。在鲁海子看来，这两个职业相似，又在某种程度上有很大的不同。医院虽然可分为内科、外科、口腔科等，但治疗对象总归是“人”。而文物医生的“诊治”对象却是千差万别，各个时期、不同地区、各种材质的文物，“每一件都是新的”。
当医生诊断病情的时候，需要对病人有个基础的了解，例如身高、体重、作息等，给文物“看病”也一样。修复师在对文物的形貌、尺寸、重量、基体成分等有基础认识后，才能制定保护修复方案。方案需经专家评估确认可行，才能着手开展清理、修复与研究。但具体的文物保护与修复内容，却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
“与以往的文物修复工作不同的是，近些年来，我们愈加重视信息的提取。好比医学中，如果遇到一个特殊的病症，或许就会是一个极具参考性的案例。”目前，三星堆遗址正在进行的保护修复工作就是如此。在文物修复现场，考古人员和文物修复人员需要共同参与其中。“因为大家的关注点不同，所以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尽可能地减少遗漏的信息。”鲁海子说道。即便是考古发掘人员不在场的情况下，文保人员也需要对文物的状态进行全面的记录，保存数据，以备后续研究之需。
保护与修复：是一次再研究的过程
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文物修复也不再停留于单纯的技术层面。在日常的工作中，修复工作也少不了多视角的研究，包括聚焦于器物的制作技术研究和成分分析。早些年江口沉银遗址的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鲁海子就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江口沉银考古发掘现场
2016年，国家文物局批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对江口沉银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这时，鲁海子被安排到江口沉银遗址进行驻场工作。“以这次发掘为契机，我们单位开始侧重文物发掘现场的文物保护。文物保护被纳入到考古全过程中。”
驻场工作一做就是5年。每年用一半的时间进行发掘，一半的时间进行整理和修复。依托于如此重要的考古发掘项目，有了跟专家、团队沟通的机会，鲁海子迅速成长起来。
在江口沉银遗址文物的保护和修复工作中，鲁海子意识到，保护与修复工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次再研究的过程。“这个研究不仅仅是怎么复原文物，它还像考古工作一样，需要探索文物本身，包括材质、成分等，对其本质进行研究。”这样的领悟，一方面是由于专家老师的引导，另一方面，鲁海子说，则是人的好奇心使然。“做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会自然而然地带出一些疑问。带着这些疑问工作，就不仅仅是修文物那么单纯。新发现的证据、信息，都会让整个工作变得有趣，也更让人有成就感。”
从江口沉银到三星堆：“文物医院”再升级
江口沉银遗址发掘之时，正是考古文博事业迅速发展的时段。人才的引进、设备的更新、社会的关注、经费的支持……都让“文物医生”工作更进一层。原本“不分科”或者鲜少“分科”的“文物医院”，有了充足的人才保障，让文物修复师们能够潜下心来专职从事某一材质或类型的文物修复；科技和设备的支持，也让原本依靠经验的部分修复工作，能够利用实验数据进行量化，使得整个工作过程更加科学化。文物医生不能仅靠“技术”，还应拥抱“科技”，让文物修复成为有科学理论支撑的应用型学科。
2020年前后，江口沉银的现场工作接近尾声，鲁海子被安排前往三星堆遗址，配合考古发掘。直至今日，他还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继续推进相关的工作。
鲁海子参与三星堆遗址文物的清理、修复工作
因为备受关注，三星堆遗址出土器物的修复工作更加紧迫，五号坑金面具的修复任务便是如此。虽然在谈及为什么选择文物修复时，鲁海子曾经说过，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了《我在故宫修文物》这类纪录片的影响。但与纪录片中不同的是，鲁海子并没有足够的时间，用一两年去慢慢地修复几件精美的艺术品。“我们可能是几个月要修复一两百件，这是因为两个工作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从出土到亮相，“尊贵”如五号坑金面具，也只用了两个月不到的时间。
对于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来说，时间是另一个挑战。“只要符合保护原则，还是得提高效率。中国还有那么多文物等着修复，不提高效率怎么行呢？”鲁海子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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