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封面新闻
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摄影 梁家旗 （图据受访者）
2020年，三星堆遗址新一轮的发掘工作，让“三星堆”“考古”成为了当年的年度热词，吸引了无数青年人“入坑”。这种热度延续至今，仍未消减。而这一轮的发掘工作，也让无数幕后考古人和文物修复工作者进入了大众的视线。负责修复五号祭祀坑金面具的青年文物修复师鲁海子，就是其中之一。
2024年5月，封面新闻记者走进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见到了鲁海子。最近，他正在为三星堆出土器物上的小孔拍摄照片，例如青铜器上的小孔、大面具上的“耳洞”等，以便进行后续的研究和分析。摄影，是曾经学习新闻专业的鲁海子，在本职工作之外的爱好。这两年，这位“跨专业”的青年文物修复师正在试着将这份爱好融入到工作中。
“柳暗花明又一村”：
差点与文物修复擦肩而过
因为专业性的高要求，考古一行大都讲究一个“从一而终”。但在鲁海子的身上，用“柳暗花明又一村”来形容比较合适。
鲁海子出生在一个从事文化事业的家庭。从小，他就对文化、历史、文物饶有兴致。杜甫草堂、武侯祠、望江楼、南郊公园等都留有鲁海子儿时的身影。然而人的兴趣总是随着人生经历发生着变化。受父辈职业影响，鲁海子本科选择了新闻专业，立志成为一名“社会的观察者”，可经过学习，也深知成为一名优秀记者的不易。毕业后，随之而来的是大多数人都经历过的择业问题，是继续从事媒体工作，还是另辟蹊径再看看外面的世界？鲁海子选择了后者。
2013年，先后在多家博物馆实习后，鲁海子来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以下简称省考古院）。与一般实习不同的是，初到省考古院文保中心，鲁海子更像一名学徒。由于文物保护基础理论的欠缺，只能老师们做什么，依样画葫芦跟着学。凭借着持续好几年的“模仿”，他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也通过学习掌握了一些基础理论。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鲁海子也意识到实践经验积累和系统专业学习必须并重，继而又考取了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研究生。至此，才算真正“入门”。
这样的学习经历在考古一行中，并不普遍。但“跨考”背景，在讲究多学科考古的今天，却是歪打正着的合适。新闻专业的学习，让鲁海子在面对摄像机采访的时候，更加直切要领，也让他带着更多元的视角，看待考古和修复工作。他也更擅长通过公众考古，把对考古工作的认识和解读科普给更多人。“在人文社科工作，有广阔的背景、思路，总是有一定帮助的。”鲁海子说。
文物背后的文化传承：
与民众紧紧相连
初到省考古院，因为文物修复部门人员的紧缺，加上保护工程的紧迫，鲁海子很快融入到现有团队中，跟着前辈学习、工作。2014年冬天，一场石窟搬迁工作，让他至今记忆尤深。“这是第一次以从业者的视角去看文物和遗迹。”鲁海子说。
因为巴中市计划修建铁路，七八个连在一起、长三十多米的石窟，需要整体被移动到另一座山上，再进行复原。“这种保护工作与常见的保护项目不太一样。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我们要把石窟‘大卸八块’，搬运后再进行重组、修复。”鲁海子解释道，这是不可移动文物搬迁必要的流程，也是技术上能够达到的最合理、最现实的方式。“所有的工作都有取舍，不可能做到对文物和遗迹没有任何干预。”取舍，同样是文物保护工作的一部分。
这次的搬迁活动，也让鲁海子意识到，文物保护工作并不只是与文物打交道。文物背后，是文化的传承，它与民众紧紧相连，好比这些石窟。在石窟搬迁工作结束之后，石窟原在地的居民，会前往搬迁后的石窟继续进行祈祷、祭祀等活动。这是鲁海子没有想到的。“这好像是一种对于我们的搬迁工作的肯定，还是有一定成就感的。”
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对象分为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在实验室中对馆藏文物开展修复工作，是公众更为熟悉的。而另一方面，位于田野、山间的石窟寺、古建筑、遗址、城墙等等，同样需要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者进行保护，以维持、延长其寿命。全国范围内还有更多的，与鲁海子一样的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者，行走于山野之间，日复一日地开展着工作。
出人意料的“新鲜感”：
多学科考古带来的另一个变化
对鲁海子来说，选择文物修复专业而非考古，是因为相比于扎根考古现场，他更希望能够与人有更多的交流。“新鲜感”“有趣的”“挑战性”……鲁海子会用这些形容词来描述文物修复工作。这似乎与公众所认识的、每日伏案的工作有所不同。
初到省考古院，鲁海子跟着老师学习青铜器、壁画、玉石器等多种材质文物的保护和修复。借助于广阔的平台，他得以快速开阔视野，累积修复工作经验。“虽然我们称自己是‘文物医生’，但是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的‘诊治’对象千差万别，什么样的都有。”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每一次的实践都能收获新知，这是鲁海子对文物修复工作越来越感兴趣的原因之一。
此外，随着多学科、多专业开展考古工作的要求，与不同行业的工作者打交道，成为了鲁海子工作中“新鲜感”的来源。“我感觉自己处于刚升级的一个新阶段，需要大量补充更多的知识，才能够接着往上走。”
在参与江口沉银遗址金银饰修复的时候，鲁海子与其他文物修复师特意飞往北京，请教花丝镶嵌的老师。为了进一步了解文物内部结构，还需要将文物送去医院拍CT，向真正从事CT技术的专业人员取经。“现在，这种多学科的接触是非常普遍的。对双方来说，都是很新鲜有趣的事情，所以最后的结果往往也会出人意料的好。”鲁海子说。
一种全新的工作理念：
“有图有真相”
初入职场，鲁海子崇拜考古院里修复手艺最好的老师，也期待着自己能够做出漂亮的“活儿”来。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他又发现，原来这些“大佬”们开展工作的思路、能力、态度，更能让自己产生由衷的敬仰。“他们保护文物、发掘文物内涵的那种精神，让我很受启发，”鲁海子说，“有些年龄很大的前辈还在亲力亲为，做着最基础的工作。这种质朴的精神确实很能打动人。”
随着工作经验的累积，精神上的崇拜，具象为切实的工作目标和方式，鲁海子试着将自己的爱好与工作结合起来，更好地帮助、记录文物修复工作。
文物修复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尤其是矫形的步骤，“不可能没有干预的”。为保证保护修复的科学性，记录文物的原真信息，业界普遍采用影像手段辅助记录与回溯。影像的力量还可被用来辅助开展文物研究，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特聘教授邓聪，便是国内首屈一指运用摄影技术研究玉石器的专家。“邓聪老师既做考古研究，又热爱着摄影。他用影像的方式，对考古学的问题进行阐释。”这种方式，一下就“戳中”了曾经学过新闻的鲁海子。“我自己也搞摄影，有基础。我想，这不就是我擅长的吗？”
最近，鲁海子就试着在工作中引入这种方法。“影像是客观的。通过摄影，我们可以阐释一些现象，或者是强化表现，让大众一看就能明白，也就不再需要繁复的描述。”鲁海子进一步解释道，例如最近正在对三星堆、金沙出土的金饰片、青铜器上的小孔进行的研究，就能够使用影像对其中的微痕进行放大、观测。“如果这张照片能够反映一个现象，那这就是好的照片。”所谓的“有图有真相”，大约就是鲁海子所追求的效果。
在文物修复一行工作了近十年，鲁海子已不再是当年那个犹豫的少年。工作、研究，自然而然成为了生活中的常态。“当然不会有某件事情，突然就成为值得做一辈子的事。”越来越上手的工作，越来越向好的行业，以及自身的兴趣，共同推动着鲁海子将文物保护与修复视为毕生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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