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村记

文_张玉泉

记得我去仙游县钟山镇南兴村报到的第一天，村委会蒋副主任告诉我，南兴村支书都没人当。我问他此话怎讲，他说镇里有时通知村干部去开会，会议结束之后，附近几个兄弟村的支书就呼朋唤友去店里吃一碗十块钱的卤面，只有我们的村支书老蒋趁人不注意，骑着他那辆哐啷作响的自行车溜回去。下次再开会，别人问他去哪儿了的时候，由于没有撒谎的习惯，他面红耳赤半天回答不上来。

“为什么老蒋没有一起去吃卤面？”

“村财没钱，也不给报销，他自己又穷得叮当响。”

蒋副主任讲这事的时候，有点儿不好意思。

驻村不久后的一天，乡村老年协会的五个老人家来到撤并之后的由一座学校改造成的村部。这是一座危房，脚踩在木质台阶上，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像一个人对某种承重的坚持，听起来既有年代感，又让人揪心。

“你们听说了吗？王大鲁的儿子今年报考了莆田学院，那么好的成绩，太可惜了。”

“对低保户的学费有照顾吗？”

说完他们又转移到演社戏的话题上去了。

“听说钟山村这次请了莆仙大剧院的戏班子下来演，我们很难有座位了。”

“听说不方便接送，蒋凤把她儿子寄到她娘家去读小学了。”

我听了半天，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们走的时候，我把他们送到楼下的操场上。操场上左右两边各有一个锈迹斑斑篮球架，像两个在时间里默默矗立的老人。此时，几只小鸡正围在底下寻找食物，不时发出咯咯的叫声，夕阳的光芒打在它们油亮的身上，配上旁边的五位老者，像极了一幅活的油画。画中的那个老协会会长很温暾地开口了。

“张书记，我们能否跟你商量个事？要是你觉得为难的话，就当我没说。”他的眼里透着一丝渴望又不安的光。走在前头的四位齐刷刷地转过身来，眼睛全定格在我脸上。此时我脑中一直在想着给油画起一个有意境的名字。

“你说你说。”

“说来也不怕你笑话，我们村的确穷，贫困户又多，特别是孩子上学的费用成大问题。很多成绩好的孩子为了节省费用，宁可报考近一点的差一点的大学，也不去远一点的好一点的大学。每逢开学前，那几家贫困户都得到处筹借学费。”

我终于搞明白了几个老人家的意图了，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南兴村需要教育扶贫。后来我向市直五个对接单位筹措了30万元，成立了南兴村奖教助学敬老基金会，同时，给村里修建了一个戏台。戏台刚盖完，柱子上红色的油漆还没干，莆仙戏就上演了。那时正值寒冬腊月，在海拔600多米的南兴村，晚上接近0℃。戏演到10点的时候，台下空无一人。为了调动村民坚持到底的精神，村里用卖花菜赚来的钱，买了电饭煲、微波炉、小冰箱、电吹风等礼品，用抽签的形式给坚持到最后的人作奖励。此招特灵，从此台下老人孩子，座无虚席。

有一年暑假的一个周末，我带儿子回了一趟岛上老家。老家门口有一块扁平的类似办公桌面的天然礁石，小时候吃晚饭时，我和两个哥哥经常端着碗，碗底下夹着一个小碟，碟子里滚动着几粒数得清的花生粒，就盘踞在礁石上，一直吃到漫天繁星。不知是母亲想重温一下我们儿时的记忆，还是见到孙子回家特别高兴，她提议：“我们晚上把桌子和椅子都搬到礁石上吃饭。”说完，她一手拎着一张塑料椅子跨出了门外。我儿子见状，和几个侄儿也七手八脚地搬起来。摆弄妥当后，母亲开口了：“尾仔说说，驻村干了些什么事。”她用眼光扫了下几个孙子，继续道，“让大家开开眼界，以后也懂得怎么做事。”我恍然大悟，清了清嗓子，说：“我去村里当第一书记。”顿了一下，“我说给你们说说。我刚去驻村时，三个月都没干一件实事，为此还被领导批评了一顿。你们知道我干什么去了吗？我在做调查研究。我驻的南兴村属于山区，全村1468人，有一半人出外打工。整个村除了800多亩水田，就是5000多亩的山地。南兴村海拔600多米，都说山高水更高，可这个村里就是缺水。尤其是干旱季节和过年时，水龙头挤不出一滴水。村民只好去镇上买桶装水，很节俭地用。”

“这么说都快赶上中东了。”儿子插了一句。

“呵呵，中东缺水是没办法，可我得想办法。我带着两个村干部去爬山，当然主要是去查探水源。其实山上水源倒是挺丰富的，但都顺着一条条山涧流到山下，一去不复返了。经过反复研究比对，我和村“两委”决定在一个水流较集中的地方修筑一个小型水库，并请市水利局的专家去现场查看，做了一个详细方案。我把这个方案报给我们单位领导，领导出面组织召开扶贫现场办公会，一下子筹到了138万元。水库开工的那一天，村里的男女老少齐刷刷地都拥到山上，有的运水泥，有的扛石头，有的拉水管，大家干得热火朝天。”

我顺势把口袋里的手机掏出来：“你们看，这里还有我拍的现场照呢。”

“这个不是非洲黑人吗？哈哈。”我儿子指着一个戴着草帽，正蹲在山沟里刨土，仰起头时黝黑的脸上露着两颗黑眼珠的村民笑道。

“别笑别笑，你爸以前勤工俭学开摩托车拉客时，比这更黑呢。”

我顿了一下，“我再讲个电的事吧。”

“南兴村还没通电吗？”大侄儿张辉问道。

“电是通了，但开水煮不沸腾，饭煮不熟，知道是为什么吗？”

“电压不够呗。”

“对了，自从南兴村把一半水田流转给利民农业集团，把全部山地租给台湾的一家大型甜柿公司之后，随着两帮人马与各种机器设备的入驻，村里原来的变压器供电远远不够。为了换个更多容量的变压器，我经常往镇长办公室跑。那个钟镇长也是个实干家，带着我跑了好几趟县电力公司，县电力公司再报给省电力公司。大概过了三个月，一台全新的变压器给我们村免费换上了。”

我想当时要是不去解决这两件事，也许这个村十年之后还是这样子，因为这样子已经十年了。如果一个地方连用水供电都无法保障，那这个地方还怎么脱贫与发展？那我下去扶贫的意义何在？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驻村这项政策还是很有必要的，它更贴近贫困村的窘困，聆听每一个贫困户发自心底的声音，解决一些关乎民生的燃眉之急的问题。

驻村结束后的一天，我又回到老家，给小孩子们讲南兴村规模化种植花菜、投资钟山漈兜水电站技改项目、投资九鲤湖景区建设项目、发展水稻鱼养殖项目、购买“三合院”并出租的事，还重点给他们讲了南兴村先后被评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以及南兴村支书被选为省人大代表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