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的一个深夜，陕北保安县的一家农户突然听到门外传来阵阵敲门声。
农妇静悄悄地打开门，看到几名衣着朴素的红军战士，最前面的那位操着一口很重的湘音，恭敬地询问道：
“老人家，打扰了，请问我们能在您这儿借宿一晚吗？”
农妇热情地邀请他们进门，并给他们做了几碗热腾腾的跺荞面。
而刚才说话的那位，正是毛泽东。
这是红军队伍进入陕北的第一个夜晚。此后，红军队伍在陕甘宁边区建立根据地，播下革命的火种。
我们知道，红军是在长征胜利后才转头去的陕北。
但其实，陕北起初并不是战略转移的目的地，而是由于我军在不断摸索中遇到的一次偶然的机遇。
这一切，还要从那两份报纸说起。
两份报纸，一块根据地
关于延安革命根据地的起源，还要追溯到1927年。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公然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对此，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党中央指示，派遣优秀党员先赴陕北地区，开展革命斗争工作。
这批共产党员中，就有刘志丹、谢子长等人。
他们潜伏当地军阀的队伍中，并在其中秘密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建立地下党支部，先后组织发动数十起暴动起义，遗憾的是大多数都以失败告终。
1930年，刘志丹领导发动太白起义，组建了一支100余人的革命队伍，群众称其为“南梁游击队”。
这支队伍是陕甘高原的第一支红军，亦是后来西北反帝同盟军的前身。
他们穿梭在丛林之间，纵使鲜血浸透黄土大地，革命信仰依旧熠熠生辉。
1932年，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后改编成为中共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
刘志丹率领部队，组织陇东群众在当地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恶霸劣绅，将革命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队伍愈发壮大。
1934年11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而以上，便是刘志丹等人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由来。
其实，即使是在长征已经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此时中央红军队伍依旧不知道，原来在陕北还有一支“断联”的队伍。
直到1935年9月下旬的一天……
红军长征的队伍辗转来到甘肃哈达铺，并在此处歇脚调整，研究准备下一步该“何去何从”的计划。
当时，我军初到甘肃，原定计划是北上打通国际路线，和苏联取得联系。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当下局势尚不明朗，贸然北上，恐怕不妥。
一时间，具体路线的定夺陷入僵局。
这天，周恩来和邓颖超突然喊来随军卫生员陈诗林，亲切地说道：
“小林同志，如果你现在有时间的话，不妨出去寻些报纸回来。”
陈诗林迈开腿就是往外冲，不久后，就从伪镇公所带回来几份国民党的报纸。
但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随手找来的报纸，竟对我党我军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
周恩来在浏览这堆报纸时，一眼便注意到《大公报》上印着的一则消息：
“红军从商城到麻城，翻越天谷山进入陕西的柴家关、陕南黑山街……进入陕北匪区。”
虽然“陕北匪区”几个字是蒋氏对我党根据地的污蔑，却刺得周恩来内心无比激动。
他颤颤巍巍地举起这份报纸，再次确认一遍无疑，随后急忙去找毛主席和彭德怀。
众人看着眼前的这几份报纸，仿佛如获至宝。《大公报》上清晰地印着：
陕北“赤匪”刘志丹，正规红军五万人。
与此同时，还有一份《山西日报》亦证明陕北刘志丹部队的存在性。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曾写道：
“我在《山西日报》中看到阎锡山围剿陕北红军刘志丹的消息后，才得知原来陕北还有我们的根据地。”
众人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惊喜，随即找到来自陕甘边区的贾拓夫，确认了陕北红军存在的真实性。
毛主席斩钉截铁地说道：
“别说刘志丹有五万红军，就是有一万都是好的。同志们，我们要到陕北去！”
在不久后的榜罗镇会议上，中央红军明确指出转移方向：
到陕北去，和陕北红军会师。
由此，我们就知道红军长征去陕北，其实是在哈达铺决定的。
那么在哈达铺之前，当初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又是选择的哪里呢？为何兜兜转转，最终没能实现呢？
摸索中前进，数次转移
从1930年10月到1932年底，国民党军队先后向红军发动四次大规模“围剿”。
在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领导下，我军数次粉碎敌军阴谋，在绝境中对其予以反击。
第五次“围剿”开始后，蒋介石在中央苏区以北黎川地区设下重兵把守，先行堵住我方根据地的“北大门”。
此外，老蒋对中央苏区实行交通、经济等多方面封锁，企图将红军扼杀在那包围圈中。
我们且先看看国共双方的军力对比：
蒋介石前期调动正规陆军64个师、7个旅、6个团、空军11个队，150多架飞机……对我军进行围追堵截，这个数据后期还在增长。
如果算上各路参战军阀，最后统计国军参战兵力可达300多万人。
而我军参战总人数30万人，长征结束时，仅剩3万人左右。
博古军事指挥能力一般，他执意我军北上，突破国民党黎川防线，结果反倒致使战士伤亡惨重。
而他和李德采取所谓的“短促突击战法”，即等敌军杀到距离我军阵地100米左右时，我军再伺机出动，施以反击。
这种极具“左”倾错误的尴尬战术，将我军再次置于危难之间。
如果战况放任此等态势发展下去，恐怕我军迟早要被国民党的力量消磨掉。
其实，在此之前，我军本有一次反击国军的机会。
原来，在老蒋围堵中央苏区时，福建的十九路军突然举兵起蒋。
国军只得暂时放下这边的围堵工作，转而镇压福建事变。
如果当时的博古和李德抓住机遇，和十九路军来个“里应外合”，想来必会给予敌人重重的一击。
但他“果然”没抓住。由于一味服从共产国际的“反对”指示，令我军错失良机。
彭德怀为此按耐不住自己的性子，当即拍桌子起身，当众批评李德：
“你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形势日益严峻，无奈之下，中共中央只得被迫紧急撤离中央苏区，向西进行战略转移。
由此，我军在长征中摸索战略转移目的地的序幕正式拉开。
四改目的地，天光大亮
长征的目的，即保存党和红军的有生力量，进而摆脱国民党军队的追击。
10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离开瑞金，并命令各部队向于都方向集结。
我军将湘鄂川黔作为长征的第一个目的地，希望与此处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壮大自身实力。
但此时的老蒋早已觉察出我军西进的意图，于是派遣重兵设下四道封锁线阻滞我军。
由于博古和李德指挥失当，红军战士只得用无数的牺牲和血泪，突破国军的前三道封锁线。
若要突破第四道防线，就要渡过湘江去。
著名的湘江战役打响。
驻守在此处的正是何健、薛岳、白崇禧率领的由中央军和湘、粤、桂系组成的40万大军。
我军先头部队伤亡惨重，鲜血染红江岸，为我军突围杀出一条数十里的通道。
结果无奈的是，此时中央军委才抵达文市，短时间内难以渡河，导致错失良机。
虽然最终渡过湘江，但红军也由8万人锐减到3万人。
负责断后的红五军团第34师，由于被敌人牵制难以渡江，全军几乎壮烈牺牲。
此役过后，中央对博古和李德的指挥提出质疑，二人也引起许多人的不满。
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下一步，我军突围的方向应转为川黔边地区。
此处敌人守卫薄弱，能将我军的游击战术发挥到极致。
但当时这一提议遭到博古和李德的反对，因为两人一心想往湘西靠拢。
就在此时，张闻天站出来，赞同毛泽东的提议。王稼祥、周恩来、朱德等人也纷纷表示赞同。
因此，我军第二次改变长征目的地，确定为川黔边地区。
这次的转移令蒋介石始料未及，他起初猜测的红军行军路线和博古、李德二人的设想不谋而合，并在沿途设下重兵，但显然红军并没有按此线路来。
紧接着，毛泽东在黎平会议上再次提议，红军要想甩开国军的撕咬，就必须强渡乌江，到遵义去。
事实证明，这一想法又是正确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被我军连续两次的“不走常路”搞得晕头转向。
遵义会议召开后不久，主席就给蒋介石送了份大礼，也是他毕生引以自豪之作：
“四渡赤水出奇兵。”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军6次渡过3条河流，穿插于川桂滇三省，将国军的作战计划彻底打乱，一举改变我军此前的被动局势，牢牢地将主动权握在手中。
也是在这一过程中，我军第三次改变长征目的地，明确要进入四川，建立川西北根据地。
但是等到我军来到川西后，发现此处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群众基础，都与起初相去甚远。
而在当初的抗日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川西显然不是最好的根据地。
怎么办？转移。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并召开多次会议。
最终决定，重申北上方针，创建川陕甘根据地。这是我军第四次改变长征目的地。
在此过程中，张氏拒绝北上，草地分兵。我军克服重重阻难，毅然踏进荒无人烟的大草地。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红军在挨饿、挨冻、挨渴的沼泽草地中，挺过七天七夜。
周总理高烧不退，战士们用担架把他抬了出去。
《彭德怀和他的大黑骡子》的故事更是口口相传……
1935年9月18日，红军部队抵达甘肃哈达铺，在短暂的休整过程中，我军得以探寻到一丝光亮：《大公报》和《山西日报》的发现。
“同志们，我们要到陕北去。”
结语
读到这儿，还会有人觉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吗？
这句诗的翻译，即“红军不怕万里长征路上的一切艰难困苦，把千山万水都看得极为平常。”
上文的描述不过是冰山一角，但红军战士们面对的，却是真实的铁戟刀枪，是无数的艰难险阻。
他们在鲜血与杀戮中成长，在战火与炮弹中蜕变，只为坚守住心中的那道光，寻到心中的那个方向，抵达无数个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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