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林云教授

1987年，蒋红英在外买菜，意外听到一个小姑娘在讲自己红军爷爷的故事，听到一半，她惊呼：“他是我丈夫！”
这一天，蒋红英像往常一样去菜市场买菜。这时，蒋红英听到前方不远处的摊子上有一名小姑娘在讲自己红军爷爷的故事，本身当过红军的蒋红英立马凑上前去，想听听这位红军战士的故事。谁曾想到，蒋红英竟一声大叫，说小姑娘的红军爷爷是自己曾经的丈夫，小姑娘自然是不相信她说的话。于是拿出红军爷爷的照片，蒋红英泪眼模糊，却一眼辨认出那熟悉的身影：“赵基生，这么多年我终于找到你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好端端的一对夫妻为何没在一起呢？蒋红英出身于上海工人家庭，面对残酷压迫，年仅11岁的她毅然加入了红军，介绍他加入红军的人正是赵基生。赵基生作为蒋红英认识的第一位战友，也为后来他们日久生情埋下了伏笔。但最终促使他们喜结良缘的还是一次特殊任务。当时，国民党军围剿大别山附近的根据地，虽然大别山总部及时获取了消息，但把消息及时地传递到其他村子分部属实是一件难事。于是，首长制定了一个“特别”的计划。他命令蒋红英与赵基生假扮成夫妻，前往各个分部传递情报。那么为什么会选择他俩呢？首先，两人之前一起出色地完成过任务，配合相当默契。其次，两人正值适婚年龄，夫妻身份可信度高。就这样，两人一个骑着马，一个坐着花轿，把情报传递到各个村子分部，及时地挽救了红军，顺利完成任务。二人扮演夫妻身份，蒋红英坐了赵基生的花轿，按照习俗，理应结婚。如果不结婚的话不但会被别人说风凉话，而且百姓会对当时的红军留下不好的印象再加上两人经过这次任务，感情进一步加深，两人对待结婚的态度也是一厢情愿。于是，在诸多红军首长的见证下，二人正式结为夫妻。可是这段甜蜜的婚姻好景不长。 1933年，国民党军队调集了30万人，对红军再一次发动围剿。这让红军陷入险境当中。为保卫根据地，赵基生与蒋红英告别，前往一线，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没想到，这一别就是几十年！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赵基生在前线战斗中不幸负伤，留在湖北养伤。蒋红英在反“围剿”战斗中负责传递情报，中途不幸被捕，面对严刑逼供，奄奄一息，敌人认为她已经死了，没有利用的价值，于是把她扔到了野外。没想到的是，蒋红英只是流血过多昏迷了而已，一位农民及时发现了她，经过救治保住了性命。蒋红英伤好后，决定继续投入到战斗之中。没想到的是红军早已进行长征。就这样，她与党组织彻底失去联系，也没有任何关于赵基生的消息。蒋红英只好回到汉口找到自己的母亲，在当地定居下来，她一边打探自己丈夫的消息，一边努力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年复一年，10多年过去了，依旧没有任何关于丈夫的消息，而母亲已经年老，仅凭自己很难养活这个家，蒋红英在无奈之下选择了再嫁。赵基生也在每时每刻地寻找自己的妻子，但他得到的消息却是自己的妻子已经被杀害了。他痛不欲生，每天都以泪洗面，过了好几年才慢慢缓过来，在父母的建议下又娶了一个媳妇。缘分能使他们相遇，也能让他们重逢，命运或许还存在一丝温柔，通过小姑娘讲述关于红军爷爷的故事，蒋红英终于打听到赵基生的消息。她决定去见赵基生。虽然已经阔别几十年，但两人一见面，立马就认出对方，两人热泪盈眶，蒋红英紧紧抓住赵基生的手说道： “几十年了，我终于找到你了！” 两位老红军一起回顾着往事，在孩子的撮合下，两人最终又生活在了一起，延续着两人的婚姻爱情，也延续着红军的精神。 #春日生活打卡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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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戴笠因乘坐的飞机失控坠向岱山身亡。周总理得知死讯后感慨道：“戴笠一死，革命事业至少提前十年成功！”
关于戴笠的照片寥寥无几，行踪也神出鬼没，被美国杂志评为“中国近代史上最神秘的人物”。他掌管下的军统特务组织更是令人闻风丧胆，暗杀、策反大量我党情报人员，用尽各种残暴手段，对进步人士进行残酷的刑讯逼供，罄竹难书。美国总统罗斯福称戴笠为“中国的希姆莱”，足以可见他的手段残忍、罪行居多。血淋淋的刑具，皮鞭、竹签、老虎凳、吊索…… 军统的审讯室就是一间间刑场，戴笠经常前往审讯室，亲自教导特务们如何施刑，将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视为眼中钉。军统的审讯室，便是那人间地狱，杀人刑场。并且，戴笠执行过许多次反共活动，其中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就是著名的“毒酒案”，因涉及毒害大量共产党员而饱受争议。 1941年的皖南事变，也是戴笠及其军统在蒋介石的命令下一手筹划，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惨遭叛徒杀害。因此，立场不同，戴笠一直被认为不配被称作民族英雄。章士钊先生为戴笠写过一副挽联：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等后人评。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答应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戴笠才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抗日战争上面。他在抗日战争期间积极构建情报网，刺杀大量日伪汉奸，截获大量日军情报，为抗战的全面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戴笠虽然身居高位，但他依旧奔波在前线，亲自潜伏各处建立情报机构，还培养了一支军统出身的军队秘密协助正规军抗日。当时，南京到上海的铁路被摧毁，戴笠需要从上海赶往南京，亲自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情报分析在日军飞机的轰炸扫射下，汽车不得不熄灯抹黑行驶。每到这段路程，戴笠可谓是惊心动魄，犹如身临鬼门关，但他不敢松懈，依旧果断前往。面对自己的同僚属下，他的要求也是十分严苛，不爱国的不要，不服从命令的不要。戴笠曾经屡次告诫下属： “不可用流氓，只知招摇，用之未有不败也。” 由此可见，他对于军统人员的严格审查与教育。他培养出来的特务们更是能力超群，忠心耿耿，抗日战争期间，戴笠多次组织暗杀汉奸行动，也几乎没有失败过。抗战后期，日本人对戴笠的人头悬赏甚至高于很多八路军高层指挥员。可以说，戴笠是一个诡异神秘又令人畏惧的特务之王。抗战期间，戴笠多次强调特工组织加强对日伪军官的暗杀行动，他称： “国难严重若此，汉奸又如此横行，非流血无以表现大中华民族杀敌锄奸之精神！” 1940年11月，在戴笠的指示下，追随日本天皇的高月保被刺杀于北平，日本著名的情报之王就这样被暗杀，此消息一出，震惊了中外。也正是戴笠，率先破译了日本想要偷袭美国珍珠港的密报，并及时报告给美国情报部，但被美方置之不理，他们认为此情报简直是天方夜谭。直到日本成功偷袭珍珠港后，美军才意识到戴笠的厉害，罗斯福更是在三国首脑会议上提出想亲自见一见这个亚洲第一神秘人物。戴笠在军统中下了两条训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针尖不能两头尖。他规定军统特务禁止结婚，以免受家室所累，无法专心于情报工作，但他也会拿出高额抚恤金，安顿好牺牲的下属家人。国民党高层军官在抗战后期至抗战胜利后，对戴笠无不咬牙痛恨，因为他竭力反对贪污腐败，对内部的侦查十分严格，其军统的手段也让许多贪腐官员乖乖上缴赃款。而这些赃款的一部分，也被戴笠用来安抚特务们的亲人，还算是物有所值。 #春日生活打卡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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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一架前往南京的飞机忽然失控坠向岱山，传奇人物戴笠就此陨落。生前，他曾给老蒋发去电文：煮豆燃萁，相煎何急！
远在上海豪华别墅里的杜月笙，听闻戴笠飞机失事的消息，失魂落魄地拉开窗帘，望着阴沉的天空，嘴里不停念叨着： “完了，完了！” 妻女连忙拉住作势要跳楼的杜月笙，只见这在外叱咤风云、不苟言笑的黑帮教主，竟已泪流满面。彼时，戴笠机毁人亡的这一消息很快席卷世界各地，美联社更是迅速发表了一篇报道：国民党军统之王，战时中美合作首领，传奇性的戴笠将军因意外逝世。此时的蒋介石望着手中戴笠生前发给他的最后一封电报： “校长钧鉴：电谕敬悉。本当遵谕返渝，因平津宁沪巨案，尚待亲理，本月中旬始能面临教诲，敬乞示遵。生，云天在外，惟命是从。讵料煮豆燃箕，相煎何急。生效忠钧座，敢云无一念之私。不得已而晋忠言，冒死陈词，伏乞明察。生，戴笠。” 读罢，蒋介石也渐渐红了眼眶，他瘫坐在冰冷的座椅上，心中那股“兔死狗烹”的情绪蔓延全身。之后在戴笠的葬礼上，蒋介石整肃着装，亲自致词，文末哀叹：“唯君之死不可补偿。” “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这是蒋介石撤退大陆回到台湾，说过的一句话，可见他对戴笠的重视之情。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在我看来，蒋介石和戴笠的关系，与历史上的武则天和来俊臣有异曲同工之妙。武则天为了坐稳皇帝之位，任用来俊臣搞告密政治和酷吏政治，之后却利用小事灭了来俊臣全族。有人说，戴笠虽然是蒋介石的得力干将，但他也知道了蒋的许多秘密，上位者是绝对不允许这种人的存在。岁通天二年（697年），武则天成功稳坐帝位，此时她决定结束告密和酷吏政治，于是她不再偏袒来俊臣，借水推舟铲除了对方，得到了大臣和民心拥护。而当时抗战时期尾声，国共两党都同时提出取消军统统治，甚至应该予以解散，蒋介石正有此打算，因为戴笠的能力太强，权力也越来越大。戴笠在这一点上，也与来俊臣极为相似。来俊臣唯一的标准就是武则天。只要是武则天要除掉的人，或者是对武皇不利的事情，他就会义无反顾去做。来俊臣听从武则天的命令迫害了那么多人，而武则天最后却为那些人平反，这难道不令人寒心吗？但来俊臣并不委屈，依然毕恭毕敬，唯武则天是从。戴笠也是如此，他也多次发电报给蒋介石，甚至让出一部分权利来表示自己的忠心和服从。但蒋介石生性多疑，依旧没有消除对戴笠的警惕，而是多次听信他人之言打击戴笠的势力。这才有了前文，戴笠死前发给蒋介石的最后一封电报中提及的一句话，“相煎何太急？” 来俊臣、戴笠这种人，无疑是掌控者手中的一把好刀，得到他们的忠心和能力可谓是如虎添翼。但这也是他们的弱点，就像是一把双刃剑，其掌控者利用完他们的同时，更怕这把刀回头刺向自己。对于戴笠飞机失事的原因，一直都是众说纷谈，有人说阴谋论，也有人说纯粹是偶然。 #春日生活打卡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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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蒋介石于严密保卫下，踏上逃往台湾的飞机，在离开大陆之前，回首过去，不禁伤感到：“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雨农，也就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传奇特工之王——戴笠，为何蒋介石对他的评价如此之高？说起戴笠，大家都称他为蒋介石的一柄佩剑，可见对他能力和地位的认可与欣赏。那么他是如何建立起军统局，成为一代特工之王的呢？当初，戴笠的名字还是戴春风，都说人如其名，可少年时的他可并不让人“如沐春风”。因打架辍学的他流浪在各个城市的街头，独自闯荡社会，还曾在军阀的部队里当过兵。有次，戴笠在当时上海滩赫赫有名的赌场里出老千，被人逮住去见了赌场老板，也就是他后来的至交好友，黑帮教主杜月笙。杜月笙十分欣赏他的能力，他看出了戴笠以后定大有作为，便主动结交为好友，还资助了戴笠后期求学的费用。不仅如此，戴笠有次蹲在上海某一交易所门口，碰到了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戴笠连忙谄笑着上前搭话，说是同姓有缘，还主动帮戴季陶跑腿买了条烟，两人得以相识，为后面他进入黄埔军校埋下了伏笔。说起求学，戴笠在上海混迹一段时间后，居然遇到了小学同学毛人凤。彼时两人也只是客套寒暄，毛人凤瞧见一脸愁容的戴笠，不禁提议道：“雨农兄，你要不去考考黄埔军校吧，为自己拼一份前途。” 闻此，戴笠眼前一亮，“当真？可我好多年都没读过书了……” 毛人凤拍了拍戴笠的肩膀，豪气地说道：“你肯定行，何况你不认识了戴季陶吗？让他帮你打个招呼。” 就这样，天时地利人和，戴笠与毛人凤道别后，毅然决然回了乡，考了两次终于考上黄埔军校第六期。此时他也改了名字，取自晋周处的《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骑马,他日相逢君须下。” 就这样，戴笠开始了特务之王的传奇一生，他与毛人凤缘分也没有戛然而止，而是多年后交往更深，当然这也是后话了。戴笠在黄埔学习期间，他一边学习，一边观察身边人的言行举止，这习惯也成了他投靠蒋介石的敲门砖。 1927年，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大肆清党，戴笠为了得到蒋的关注，上交了自己平时记录的可靠情报，帮老蒋顺利清查了一番。但蒋介石并未因此重用戴笠，心有不甘的他只好到处奔波收集情报，不敢假于他人之手，甚至拦截蒋介石的车，或者彻夜等候在蒋的府邸之外。戴笠多次重要情报的传达和坚持不懈的行为让蒋介石对其改观，戴笠逐渐走入蒋介石的视线，成为蒋的得力助手。二次北伐期间，戴笠只身潜伏，为蒋介石搜集了大量关于北洋军阀的重要军事情报，还帮助老蒋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 1932年，蒋介石下令成立一个由学生社团发展来的特务处，深得蒋信任的戴笠担任处长，这个特务处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的前身。因为军衔较低和国民党高层原因，戴笠虽然只是担任了军统的副局长，但实则是拥有众多实权的一把手。特务组织因精神图腾不同而有所区分，戴笠在自己的军统特务组织中，信奉的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仁义忠孝”。 “军统之所以存在，靠的就是忠诚和义务，谁要是敢违背组织的仁义忠孝，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 戴笠每次开会都会训诫一番：军统的人只能有三种死法，第一是为蒋尽忠，以身殉职；第二是生老病死；第三是犯下大错，组织亲自枪毙。也正是戴笠如此严格残酷的组织精神，军统势力才能顽强存在且日益壮大。戴笠领导的军统，甚至可以与美国中情局、苏联克格勃、德国盖世太保相提并论，在世界情报机构上也是数一数二的存在。当时流传这样一句话，“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戴笠的特务。” 譬如日本空军里潜伏着一支王牌飞行队，而其真正的领导者，就是戴笠；哪怕是日本高层军官里都有戴笠的特务存在，可见军统影响力之深，戴笠的能力之大。 #春日生活打卡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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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7月9日凌晨，波音客机上，基辛格秘密与中国4位对接人碰面，气氛冷场。基辛格却突然说：“见到南希唐我很开心。”
听到这句话，在场人员都有些懵了：我们中间没有人叫南希唐。秘密会面的四个人，分别是时任中国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章文晋、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礼宾司副处长唐龙彬和翻译唐闻生。那么，基辛格口中的“南希唐”是谁？他这次的神秘出行又是为何？ 20世纪70年代，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两国都有缓和关系的意愿。于是，在同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的丰泽园书房中，毛主席又一次接见斯诺，在会谈中说了这么一段话： “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游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同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 尼克松得知消息后，立刻制定了访华计划。同时，双方还同意在尼克松在启程之前，由美国派出特使前往北京进行绝密的预备性会谈。这次预备性会谈关乎着中美关系的未来，尼克松在办公室思来想去，最后灵光一闪，拿起电话给基辛格打了过去。 1969年，尼克松成为总统后，基辛格被任命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并于1973年被任命为美国国务卿。因此，尼克松最相信的就是莫过于他了。虽然尼克松和基辛格对此次行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还是战战兢兢地为此次行动命名为“波罗行动”。尼克松认为基辛格的这次旅程，就像马可·波罗一样，是去中国探险的。事实上，基辛格到达中国后一切安全，而去的路上，才是真正的探险。此次基辛格的行程，是由中国、美国和巴基斯坦三国绞尽脑汁才完成的。基辛格于1971年7月1日晚上由华盛顿出发，次日到西贡，5日从西贡出发，途经曼谷、新德里，8日抵达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在巴基斯坦停留4天再飞回巴黎。而对外宣称在巴基斯坦停留的4天中，有三天两夜是在中国度过。 7月8日，叶海亚·汗总统在基辛格到达的宾馆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宴。但是，晚宴进行到一半，基辛格突然说肚子疼，叶海亚·汗赶紧派人把基辛格扶到休息室休息。随后，“基辛格”就进到总统车里，身边伴随着一众特工和警卫赶往纳蒂亚加利休养。在“基辛格”到达纳蒂亚加利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国防部长及其他二十来名官员陆续赶到琪休养的客厅里探望，在“基辛格”休息的房间前面排成了长队。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护送和探望中，没有人注意，一架前往中国的波音707客机，悄悄起飞了。随后在这架飞机上，基辛格就与来自中国的4位对接人碰面。由于此次会面意义重大，没人敢轻易开口说第一句话。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基辛格说出了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名字——南希唐。事实上，南希唐就是唐闻生，因为她出生在纽约，南希是她的英文名字。这说明基辛格在登上飞机之前，就把在场所有人的资料都熟记于心了，也体现出他对于此次会面的重视。基辛格开口，桌面上的气氛就好了起来，章文晋立刻补充道：“尊敬的基辛格博士，周恩来总理让我代表他欢迎你们来中国。” 随后，基辛格又复述了一遍在巴基斯坦“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引起中方人员的一阵阵笑声，彻底缓和了紧张的气氛。基辛格的这个能力，并不是在当时迫切的氛围中被激发的。在美国期间，基辛格就被称为“尼克松政府中唯一有趣的人”。 1971年7月9日中午12点15分，搭载着基辛格一行的专机在北京南苑机场顺利降落。叶剑英元帅前往迎接，并把基辛格等人送往中南海的钓鱼台国宾馆。周总理热情地接待了基辛格，并与其畅聊了17个小时。随后，在48小时紧张的时间里，周总理带基辛格吃了北京烤鸭，游览了故宫。在游览过程中，周总理在恰当的时机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共处外交原则，并就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等问题展开了会谈。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的专机空军一号停留在北京机场。尼克松走下舷梯，与周总理握手致意，标志着两国关系走入一个新阶段。 #春日生活打卡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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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方先觉率领第十军守卫衡阳47天，最终城破投降。逃回重庆后却受到嘉奖，“有你这样的将军，倭寇何尝能灭亡中国！”
衡阳保卫战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在长达47天的保卫战中，我军以1.7万对阵敌方10万兵力，打出击毙击伤敌军超8万人的战绩，东条英机因此下台。在此之前，面对空军基地接连受到的威胁和太平洋制海权的丧失，日军大本营确定了打通中国交通线，并摧毁盟军在中国的所有机场，以及空军有生力量的决策。这样，东南亚的战略物资就能直接通过陆路运往朝鲜半岛，再经过朝鲜半岛运往日本，为日本的本土作战做准备。衡阳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衡阳位于湖南南部，地处粤汉铁路和湘桂黔铁路的交汇点，是中国西南地区的门户。衡阳当时的税收在全国排第二，仅次于重庆。且衡阳机场也是抗日时期中美空军的重要基地之一，对日军构成一定威胁。由此来看，衡阳无论在战略位置、经济、交通还是军事上，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为此，日本制定了“一号作战计划”，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豫湘桂战役”，敌军共投入了包括一支装甲师团在内的51万兵力，大约300个大队。 1944年6月18日，长沙仅坚守四天便沦陷，日军大部队直指衡阳。面对十多万的日军，中国守军并没有畏惧，而是发动城内民众共同积极应对日军的进攻。衡阳抗敌后援会广泛发动城内的百姓，将通往衡阳城的桥梁炸断，并将株洲至衡阳的铁路、宗庆至衡阳的公路等一切交通道路破坏，切断日军的进攻路线。并在城内外修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 6月23日下午1点，日军强行渡过耒河，向驻守曾码头的中国守军发起猛烈攻击，衡阳战役的序幕由此拉开。我军迅速调整战略，在五马归槽、衡阳机场等关键地点与敌展开激战，随后主动后撤至预备阵地，以待时机。到了26日，日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全线发起了疯狂的进攻。江西会馆和五桂岭成为战况最为惨烈的战场。 28日，日军再次发动全面攻击，企图一举突破我军防线。然而，在我军将士的顽强抵抗下，日军的进攻再次被成功阻止。上午，第十军28团的迫击炮连连长白天霖发现对面小山上有日军高级指挥官正在观察地形。他果断命令迫击炮直接集中射击，第一轮炮弹便全部命中目标，日军第68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及其参谋团队遭受重创。张家山，虽海拔仅25米，却是我军捍卫国土的重要堡垒。面对日军猛烈的炮火，我军将士毫不退缩，三次夺回被日军占领的阵地，预10师伤亡惨重。 30日，日军对张家山的进攻更加疯狂，黄昏时分竟一度突破我军防线。然而，夜幕降临后，我军迅速组织反击，将失地夺回。 7月2日，日军因弹药告罄和伤亡过大，不得不暂停进攻。日军第一次进攻的失败使日军大本营大为震怒，东条英机亲自到武汉向进攻衡阳日军进行施压，横山勇顶着重压，于7月11日向衡阳城发起了第二波攻势。张家山再次成为争夺焦点，日军多次闯入我军阵地，但每次都被我军以手榴弹和刺刀击退，双方伤亡惨重。至14日，我军为保存实力，被迫撤出张家山，退守二线防线。日军在此次进攻中，甚至使用了惨无人道的毒气弹。但日军的推进距离仅仅只有2公里，由此可见，战斗十分激烈。到7月底，第十军伤亡人数已经达到70%，基本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救援部队虽离衡阳城不远，但面对日军的堵截，始终无法突破日军阵地，未能及时增援城内守军。 8月4日，横山勇看到第二波攻势的收效甚小，赌上了11军全部精锐，向衡阳城发起了第三波进攻。这次进攻日军投入的兵力为三次进攻最多，4个师团，约11万人，部署了一百多门火炮，仅仅一天发射炮弹就超过4万发，他们扬言要在一天内攻下衡阳。然而，面对中国守军他们仍然未能取得突破。在5日这一天，日军如潮水般持续猛攻，战斗从清晨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我军的防线在日军的炮火下遭受了严重破坏，工事也几乎被夷为平地。在青山街、西禅寺、天马山、五显庙、岳屏山、接龙山、五桂岭、外新街等每一处阵地，都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面对全线推进的敌军，此时，城内的中国守军已经死伤惨重，即使是剩下的3000多人，也因长期战斗、粮食殆尽而丧失了战斗能力。 8月6日，衡阳城进入城市巷战阶段。下午，方先觉紧急叫来四个师长，在衡阳中央银行金库召开临时会议。部下劝其率领剩余守军进行突围，但方先觉考虑到城内伤兵和百姓的安危。最终他以日军进入城内不伤害剩余守军和伤兵、保留第十军建制为条件，与日军达成谈判，衡阳沦陷。最后，方军长与大部分幸存将士顺利回到国统区，方先觉将军也因其英勇的战斗表现获得了老蒋的嘉奖。中国军队打出了抵抗外敌的气势，日军虽然占领了衡阳城，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日军在此次战斗中阵亡2万多人，负伤5万多人，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击外敌的斗志！ #春日生活打卡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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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李天佑赴任南宁负责剿匪事务，结果一年来土匪越剿越多。主席发来电报：“对于广西不能再‘宽大无边’了！”
广西自古以来便有着“土匪多如毛”的称号，此时的广西虽已经解放，但因匪患问题，所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数十万公开活动的土匪控制着乡村，与我军周旋。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广西作为我国后方，剿匪形势更加严峻。反动势力在此根深蒂固，且拥有大量枪支。李天佑主张彻底收缴民间枪支，对于罪大恶极的匪首坚决镇压，绝不手软。亲自制定了《广西四个月剿匪计划》以及《会剿瑶山土匪计划》。他以瑶山地区为重点的北部开展剿匪任务，1951年，南北两端同时打响清剿行动。土匪在此依靠山多洞多等地形优势，负隅抵抗。李天佑采取组织剿匪部队秘密实施大合围，在各渡口均设拦截，彻底截断土匪逃路。对于打散的匪首，组织飞行队、飞行组分批制胜，于2月便将该地著名匪首全部歼灭，从根本上扭转了广西剿匪的被动局面。毛主席亲自拟电嘉勉广西剿匪部队：“见电所述剿匪计划甚好。你们过去几个月剿匪工作有很大成绩，甚慰。” 1951年4月，广西匪患基本肃清，共歼匪33万人，收缴各种武器38万余件。年仅37岁的李天佑升任广西军区司令员。正是因为忙于剿匪工作，李天佑将军才没有参加抗美援朝。但他所带出来的三十八军在朝鲜战场上战功累累，被彭德怀司令员称为“万岁军”。 1963年冬，为防止美军入侵越南北方，越南请求我国战略支援。李天佑又承担起帮助越南研究战略防御的重任。亲自前往实地考察，不辞辛劳的奔波于越南的山水之间，为越南的反侵略战争出谋划策。数十年来，李天佑虽未继续带兵打仗奔赴战场，但其长久以来一直负责着援越抗法和援越抗美的具体指指挥工作，成为了我军最熟悉越南情况和军援工作的高级将领。 14岁参军，15岁任连长，19岁任团长，20岁任师长，41岁就成为上将。获得这些荣誉绝非他有背景或是运气好。上阵三十年，重伤七次，两次生命垂危。最严重的一次身中三枪，从两丈高的城墙上摔下，战友将其当烈士拖出，纷纷痛哭“连长死了！”。欲将其安葬之时，李天佑突然咳嗽了几声，大家才将其送往医院，真可谓是死里逃生。 1969年，李天佑上将的身体已是每况愈下，急需疗养休息，但未得离职调令，他便一直坚守岗位。 1970年，久病成疾的李天佑急病入院，病情急转直下，如此，他也只让身边唯一的警务员留在身边照顾。病痛之时，常常彻夜难眠，顾及他人休息，他便独自去休息室走动缓解痛苦。在生命最后一刻，李天佑仍对医护人员说：“我不行了，不要再用珍贵药材了，浪费国家资源。” 李将军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饱经磨难，只为报效祖国。周总理得知其逝去，亦是亲自飞往南宁参加他的葬礼，为他默默流泪。李天佑上将的英勇无畏和杰出的军事才能当被后辈永久铭记，向英雄致敬。 #春日生活打卡季#

赵林云教授

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之际，时任6纵政委的杜义德却突然向邓小平提出：“报告首长，我想请几天假，回家为父报仇。”
按照规定，战士是不得擅自离开队伍的，更何况是在如此紧要的关头。但没想到的是，邓小平竟然答应了，还嘱咐道： “我给你批一挺机枪，切记不可滥杀无辜。” “是!” 杜义德完全没有想到，首长竟会答应得如此爽快，但他很快就带着一小队人马出发了。而关于为父报仇这件事，还要从二十年前说起。杜义德出生在湖北黄陂的一户贫苦人家，父母都是本本分分的老实人，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他一直很懂事。由于家中贫困，于是杜义德只上了八九个月的私塾就被迫辍学。15岁时他就独自进城，并成为了一名干苦力的学徒。城中的思想文化氛围浓厚，也更开放，来到这里的杜义德本就善于学习，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深深被这一思想魅力所折服。但当时的百姓依旧受到军阀地主的剥削，生活依旧十分困苦。杜义德的家乡就有个地主叫张炎文，仗着自身势力在当地横行霸道，甚为嚣张。直到1931年白色恐怖爆发，国民党大肆抓捕共产党员，此时的杜义德已经参加红军两年。得知杜义德参加红军的消息，张炎文立即把杜义德的家人抓了起来，还对其父严刑拷打： “快说！你儿子现在在哪？” 杜义德的父亲深知，儿子干的是为国为民的大事，坚决只字不提他的下落。张炎文见状，便说道： “你不说你儿子的下落，那你随便说个红军，我保你不死。” 但杜父丝毫不为所动，还痛斥张炎文这种行为是数典忘祖，大逆不道。张炎文气急败坏，却又那他没有办法，便命人把他绑在了树上，用鞭子抽，用棍棒打，最后把人活活折磨死。当杜义德得知父亲被活活虐死的消息后，他悲痛万分，大哭道要回去为父亲报仇。可是此时的红军早已辗转两年，黄陂的形势并不明朗，战友劝说她： “你现在回去或许难以解决问题，等磨练磨练，再回来报仇也不迟。” 杜义德就这样，把这桩仇恨埋在心底，不过好在母亲和妹妹都还在。他从此更加努力，并立下赫赫战功，从当初的一名新兵，如今已经晋升为6纵政委。而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之际，部队正巧在黄陂附近休整，杜义德心中的仇恨如果烈火般燃烧起来，才当即向邓小平提出这般请求。等杜义德率领一批小队潜伏进家乡，并考察当地地形，探查敌人行踪，最终确定了一处埋伏点。最终，在当年痛下杀手的还乡团路过此地时，众人二话不说，掏出机枪就是一顿扫射，敌人不一会儿纷纷倒地。成功报仇后，杜义德也不恋战，率领小队快速回到部队，并把机枪归还部队。压在心底16年的大仇得报，杜义德从此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并建立了不朽功勋。 1955年，杜义德被授衔中将。后来他担任中华人民解放军海军政委，为海军建设和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春日生活打卡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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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韩先楚在徐帅的安排下去相亲，为此，他还专门带来一件特殊礼物，“这可是我的秘密武器，能不能成就看它了。”
韩先楚自加入红军以来，转战南北，驰骋沙场，立下战功无数。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此时的韩先楚已经将近30岁，但自己的终身大事却显得依旧遥遥无期。于是，他的老首长徐向前决定帮他一把，为他安排一场相亲。但在此之前，他觉得应该尊重一下韩先楚的意见。这天，徐向前找到他，并说让他为女干部们开一场演讲会，讲解他的作战经验与革命历程。韩先楚欣然答应。演讲之前，他穿上整洁的军装，还专门翻出自己的那把缴获的军刀，精心擦拭，并准备以此为切入口，为女同志们讲解一下军刀的故事，自己的故事。演讲进行得十分顺利，其间，座下掌声不断，尤其是一位叫刘芷的女同志，对韩先楚频繁提问，二人交谈甚欢。演讲结束后，徐向前突然凑过来问道： “怎么样，有没有相中的同志？” 这句话把韩先楚问蒙了，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徐帅这是“早有蓄谋”。但他最后还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徐帅，没错，他果然看上了刘芷。其实，在此之前，韩先楚就已经和刘芷有过几面之缘，还听到过她美妙的歌声。所以在那个时候，韩先楚就已经对她有好感了。徐向前听后大喜，真可谓“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既如此，那就抓紧安排见面吧，毕竟只有双方深入交流后，才能更加了解对方。徐帅和黄大姐共同筹划了这次见面，还专门挑了个略显隐蔽、环境又些许浪漫的地方。别看韩先楚南征北战，威风凛凛，但等到他真正碰到这种“儿女情长”的事情时，反倒是胆怯紧张、手足无措起来。徐向前拍了拍他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道： “第一次，可得好好抓住机会，给姑娘留个好印象。” 韩先楚怀着忐忑的心情着手准备，还专门带了一袋大红枣，并笑着说道： “这可是我的秘密武器，能不能成就看它了。” 二人选了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见面，这个小院是徐帅和黄大姐精心安排布置的，院中花草茂盛，还散发着淡淡的清香。韩先楚穿着一身整洁的军装先行到达了约定地点，手里还捧着自己的那袋“秘密武器”，心里既期待又忐忑。不一会，刘芷也到了，只见对方穿着朴素的蓝色衣服，一头短发干净利落。韩先楚瞬间就被眼前这个清新脱俗的姑娘吸引住了。韩先楚急忙起身和她打了个招呼，刘芷看到眼前此人这般手足无措，忍不住轻笑了一下。尴尬的气氛略微缓解。韩先楚首先介绍了自己的出身，过往以及革命历程，尤其是谈到革命的时候，他似乎就有说不完的话，眼睛中都在散发着光芒。他真诚地说道： “刘芷同志，我不善言辞，但是我会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会对你好。也希望我们能共同努力，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刘芷见状，也笑道： “韩先楚同志，我早就注意到你了，只不过一直没有机会认识。我也同样希望能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韩先楚听到这儿，顿时明白过来，他急忙掏出早就准备好的那袋红枣，说道： “这是我带给你的红枣，希望能给我们这次的见面带来甜蜜。” 刘芷没想到，此人还挺浪漫，当即塞进一个入嘴： “很甜，谢谢你。” 就这样，二人从下午一直交谈到傍晚，也都从起初的拘谨变得放松了许多，对对方的好感也逐步加深。小小的院子里，是不是散发出阵阵欢笑。夕阳西下，两人纷纷道别，韩先楚望着刘芷远去的背影，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春日生活打卡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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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吕正操专程飞赴美国纽约拜访张学良，提议少帅有时间回大陆看看。张学良：“我也很想回去，但是要约法三章。”
张学良被蒋介石父子软禁了54年，直到1990年，张学良才得以逐渐重获自由。但此时的少帅早已没有了曾经的风流倜傥，更多的是稀疏的白发，满脸的皱纹和老年斑，他已经90多岁高龄了。不仅如此，他的夫人赵一荻也因身患重病，在美国治疗。张学良此次就是来美国探亲的。尽管少帅此前就曾数次提到，想要回大陆看看，回东北看看，但一直没能有机会。于是，大陆方面想要再试一试。对此还专门召开会议，讨论邀请张学良回大陆的相关事宜。邓颖超也专门给少帅写了一封信。只不过，委派谁前往美国比较合适呢？思来想去，曾任少帅副官的吕正操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原来，早在1984年，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就因来北京商谈事务，看望过一次吕正操了。那次，张闾蘅说道： “吕伯伯，我大爷过得很好，您不必担心。他让我给您捎个话： ‘在大陆我有两个部属很思念，一个吕正操，一个万毅’，他让我有机会来看看你们。” 听到这句话后，吕正操很是激动，还在张闾蘅离开时，专门托她捎了两罐新茶给张学良。就这样，吕正操成了看望张学良的最佳人选，并很快就踏上了赴美的航班。考虑到形势的特殊性，吕正操只带了很少的随从前往。到达美国后，众人先是到了旧金山，但得知张学良前不久去纽约了。于是，吕正操决定先在这小住几日，顺便去拜访张学良的夫人，赵一荻。几日后，众人再启程赶赴纽约。等吕正操一行人到达少帅居住的地方时，发现她早已站在门前恭候他们了。尽管将近半个世纪没有相见，但张学良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吕正操，故人相见，着实令人动容。二人紧紧握住对方的双手，此时的泪珠早已不停地在眼眶里打转。尽管二人都不再年少，但相见了，也就安心了。当年张学良随同蒋介石回南京后，便直接被监禁了，而吕正操终究是没能等到少帅的归来。少帅被软禁后，东北军也因此趋于分裂，一部分跟随了蒋介石，但大部分都在后来的作战中战死了。而另一部分则加入红军，吕正操也于1937年5月加入，并在抗日战争中建立起卓越功勋。建国后，吕正操相继担任铁道部副部长、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话说二人时隔多年再次相见，似乎有说不完的话，纷纷回忆起曾经并肩作战的岁月。但由于第一次的时候，现场人员过多，吕正操一直没能来的及开口有关邀请少帅回大陆的事宜。直到第二次会面，吕正操这才把邓颖超的信转交给他。张学良有些怅然，犹豫了一下，随后不好意思地问道： “邓颖超是谁呢？” 吕正操哭笑不得，当即解释道： “就是周恩来的夫人，周恩来您总认识吧。” 张学良恍然大悟，可劲点头： “周恩来我熟悉，这个人很好。请待我向邓女士问好。” 正说着，还要给邓颖超回信。二人又闲叙片刻，吕正操突然发现张学良的眼疾比较严重，于是关心道： “上海有位赵大夫，人送外号‘东方一只眼’，您可以一试。” 张学良当即表示同意，吕正操见状，当即询问道： “那您何时启程？” 张学良这才反应过来，吕正操是想问他何时回大陆，于是他情绪有些激动地说道： “咱们东北人有话直说。我如果从这里直接回大陆，完全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不能。无论如何，我都必须回宝岛，和哪里人说明白。我是自然愿意回到大陆，我无时无刻都在思念着家乡，思念着东北的老乡亲……” 吕正操又何尝不知道少帅的难处呢，他随后说道： “我明白了将军，无论如何，大陆随时欢迎您，我们尊重您的意愿，并可以提高各种便利。” 听到这儿，张学良的暴脾气又上来了，随后着急地说道： “不要提供便利，你们这样我都不敢回去了。” 他停了停，又说道： “我很想回去，但也是平民老百姓的身份回去，不需要特权。对此，我们要约法三章。” 随后，张学良提出了“三章”的内容：一、不要欢迎仪式，不举行所谓的欢迎会。二、不见任何媒体记者。三、更不要恭维“我”。吕正操深知张学良提出这些“条件”的原因，于是欣然答应。尽管双方的洽谈很是成功。但世事无常，由于宝岛当局的阻拦，加之少帅的病情日渐加重，最终，他还是没能回到日思夜想的大陆。 #春日生活打卡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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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日本欲为云南投资10亿，但提出需拆除腾冲的4座雕像。腾冲政府：“只要你们同意以下3个条件。”日本人听后悻悻离去。
这天，在我国西南边陲的小县城腾冲，突然出现了一群西装革履的日本人，他们正是代表日本三菱集团，来此地考察投资的。当时，三菱集团作为日本六大财团之一，旗下企业高达400多家，是亚洲地区名副其实的商业大腕。腾冲政府极其重视本次考察，如果能够争取到这次投资，那将对腾冲乃至整个云南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三菱拥有如此身家和实力，却单单看上了腾冲这样一个面积不足8平方公里，城市人口不足10万的边陲小城呢？况且投资建厂只是第一步，以当时腾冲的发展情况来说，后期的工厂运作估计都成问题。即使如此，腾冲政府依旧十分看重这次机遇，前往洽谈的大多是有相对重量的领导。但实际上，日本人果然还是藏着别的招式，三菱代表在桌上恬不知耻地提出： “只要你们肯拆掉国殇墓园中的四个跪像，我们就出资10亿，为你们无偿建一条汽车生产线。” 果然不出所料，根本没有所谓的“交流合作”，日本人原来是在这儿等着。其实，对于拆除跪像这件事，日方已经不止一次要求我国予以施行，甚至在起初的态度还很是强硬。试问，他们有什么资格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 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并于短时间内占领大半个东南亚地区。中缅边境作为我国南部边境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失守，日军必会径直攻入我国云贵地区。届时，后果不堪设想。对此，蒋介石亲命远征军赴缅作战，与此同时，保护滇缅公路这一南方战场的唯一运输要道，防止其落入敌手。前线的战况格外激烈，单单“兵退野人山”这件事就让我军损伤惨重。总共10万远征军，回国后仅剩4万，牺牲在野人山的将士就有1.5万人。日本这边则选择乘胜追击，并相继攻破芒市、龙陵等地。1942年5月10日，腾冲陷落。日军进驻腾冲城后，大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对老人、孕妇、孩子施以酷刑，其残忍行径早已非人哉。除此之外，他们把抓捕来的当地百姓集中关在一间屋子里，随后向里面释放毒气弹，毒死这一批后再换下一批。顿时，整个腾冲城充斥着哀嚎嘶吼，空气中散发着尸体的恶臭味，这座英雄城宛然成了一座鬼城。而在后来爆发的腾冲战役中，远征军将士们几乎是踏着战友的尸体战斗的。一名老兵回忆道： “战况最激烈时，有一个连队刚往前发起一波冲锋，没一会，连队的伙夫挑着饭菜去给士兵送饭，发现没有一个人过来食用，因为整个连队的人全都牺牲了，一个都不剩了” 20集团军会战概要里记述： “攻城战役，一寸一寸的争夺，处处都要激战，我们与日军打至贴身肉搏，山川都被震动，杀声响彻云霄，尸体东倒西歪，堆满了街巷，鲜血流的路上到处都是。” 历时42天，我军全歼守城日军，终于将这座英雄城再次攥回自己手中。而时至今日，腾冲城中的许多建筑，大都是战后重建起来的，如果对主城区进行改造的话，还可以在其中挖到当年的弹片。而日本代表所提到的国殇墓园，便是战后为祭奠牺牲的英魂而建造的，园中还摆放着4个以日军战犯藏重康美为原型的跪像。所以当日本人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许多表示抗议，要求拆除。而这一次，三菱集团竟然直接将其写到白纸黑字的协议上，这是无论如何都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上，日本的小算盘早就被我们识破了。三菱之所以看上腾冲这块地域，一来可以借此打通中国南方市场。二来，可以满足自身霸占东南亚市场资源的需求，从而达到双赢。对此，腾冲政府直接提出三个条件：首先，拆除掉他们供奉日本战犯的靖国神社；其次，对其教科书进行修正，不可歪曲事实；最后，日本政府需为我国抗日战争中死去的烈士道歉。而当在座的日方代表听到这些条件后，只能灰头土脸的回国去了。 #云南历史故事# #春日生活打卡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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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周恩来被捕，没想到审讯他的竟是自己的学生鲍靖中，他悄悄说道：“周主任，您放心，我一定救您出去。”
4月12日，蒋介石公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抓捕屠杀我党成员与人民群众，前不久领导发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周恩来不幸被捕。而这一切，还要从政变的前一天说起。 4月11日晚，周恩来突然收到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师师长斯烈的一封信，信中强调，希望他可以前往第二师师部商讨紧急事宜。由于当时革命形势出现改变，因此众人并不同意周恩来前去，以免落入圈套。但考虑大局为重，他还是选择了只身前往。起初，斯烈和周恩来聊得还算融洽，但事实上，事情发展得并没有那么顺利。当二人洽谈至凌晨时，门外突然响起阵阵枪声，周恩来顿感大事不妙，便表示要先行离开。谁知就在这时，门外闯进两名士兵，斯烈还是强行扣押了周恩来。得知周恩来被扣押的消息，工人纠察队群情激愤，黄逸峰最终联系到第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希望他能帮这个忙。赵舒随后便迅速找到斯烈，对他就是破口大骂，随后又讲了许多大义为先，做人为本的道理，似乎这也说到了斯烈的心坎上。斯烈这才不动声色地放走了周恩来。由于当时上海形势尚不明朗，周恩来决定先行回到纠察队继续指挥战斗。但就当他渡过黄浦江，准备先在岸边的贫民窟中暂避一晚风头时，却遭到二十六军第七团士兵的抓捕。周恩来再次被捕入狱。但很快事情就有了转机。原来，第七团团长叫鲍靖中，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鲍团长听说手下抓捕了一名共产党，于是准备亲自审问。可当他迈进监狱后，狱中坐在地上的那个人令他大吃一惊，眼前的人不正是自己当初在黄埔军校时的恩师吗？周恩来作为当时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尤以为人亲和，待人真诚，彬彬有礼著称，学生们对他的评价都很高。况且，周主任的课堂不同于其他老师的课堂，他极其注重对学生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教育的共同发展，二者并驾齐驱，不可偏废。简言之，很多学生在他的课堂上，不但学到了如何扛枪打仗，更是明白了要把枪的准星指向哪里。而当时的鲍靖中，便深深地被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当他看到自己敬仰的恩师竟然被抓捕了，当即决定要想方设法把它救出来。而对于周恩来的处置问题，师部一众将领意见并不相同。有人主张就地枪决，有人认为应该先行扣押，再做打算。而当时的师政治部主任酆悌则希望可以尝试劝降，让周恩来“脱离中共”，这样也可保其性命无虞。于是他说服众人，随后直接来到监狱。没想到的是，此时鲍靖中已经打发走了看守的士兵，并正带着周恩来悄悄地往外走。这下可好，双方当即打了个照面。鲍靖中心生恐慌，担心此事一旦暴露，自身性命都难保。但接下来的一幕，却让他心中的那块石头落了地。酆悌递给他了个眼神示意，并询问了有关“清共”的相关事宜，随后便装作什么也没有看到，快速离开了。鲍团长这才舒缓了一口气，但他当即认为此地不宜久留，便给周恩来找了身军装，安全护送其到达离沪的火车站。周恩来因此脱险。可惜的是，鲍靖中在抗日战争过程中，由于负伤严重，不久便辞去军职，到南京居住。建国后，周总理曾试图打探鲍靖中的下落，但一直没能得到确切的消息。直到1956年，在他视察南京时，二人才得以再次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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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一大汉奸正在路边小解，农民一粪叉砸向他的脑袋，汉奸顿时重伤倒地。谁料八路军首长闻讯后，却惊出一身冷汗。
而这个被老农袭击的大汉奸，就是当时在冀鲁豫一带“臭名昭著”的林洪洲。两年前，林洪洲成功领取到日伪的“良民证”，并开始在山东一带“横行霸道”。对此，当地的老百姓都对他恨之入骨。虽然遭到老百姓的厌恨，但他在日军那边，可是混得那叫一个风生水起。由于此人机智灵敏，办事利落，所以没多久就得到了驻山东日军少将参谋长山田的青睐。山田断定他是个干特工的好料子，随即安排他加入特高课，成为一名日军特高人员。而他也没有“辜负”山田的期望，源源不断地传输大量情报给日军，他也因此成为一名特工小组的组长。林洪洲的父母知道他成了卖国贼，也曾尝试劝他，希望他不要一错再错下去，林洪洲自然不听。这天，林洪洲照常完成了日本人交给的任务，随后便火急火燎地找了个路边，悠闲自得地小解起来。但他不知道，危险正在向他靠近。当时正在附近耕作的王老农发现了他，定睛一看，正是让人恨之入骨的大汉奸林洪洲，当即气不打一处来。他从后面慢慢靠近后，当即抡起手中的粪叉，对准林洪洲的脑袋就是当头一击。刹那间，林洪洲头部血流不止，当场倒地。王老农还是不解气，又狠狠地踹了几脚已经晕倒在地的林洪洲，随后便直接离开了。 “一名汉奸被老农砸伤”的消息很快传开。八路军首长得知这个消息后，起初非常欣慰，毕竟这种卖国贼都是罪有应得。但很快众人就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那名汉奸的名字竟然叫“林洪洲”。八路军首长立即派出同志打探消息，四处打听林洪洲究竟有没有生命危险。原来，林洪洲其实还有个名字，叫郭善堂，而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名潜伏在日军中的八路军战士。林洪洲1938年6月入党，并被作为特工进行秘密培养。后来，他便被安插进日军，并一举打进日军驻山东部队最高领导机关。而实际上，林洪洲“帮”日军搜集的许多情报，大部分都是在有意迷惑日军。有的即使是真情报，他也会对其进行“加工”，让日军纵使知道八路军的作战趋向，却又难以取得实际成效。在林洪洲伪装成“汉奸”期间，不但为我党提供大量敌军情报，粉碎了日寇一个又一个阴谋。与此同时，他也在尽自己所能，与战友里应外合，营救了许多被俘的八路军战士。当然，在蛰伏的过程中，林洪洲也不止一次险些暴露自己的身份，但都被他一一化解。突然有一天，日军济南宪兵队突然闯入林洪洲家中，直接把他带走了。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被捆绑在监狱中不能动弹。他立即反应过来，想必是其他看自己不顺眼的汉奸想暗算他，在日本人面前告状了。就在这时，宪兵队队长山本走了进来，操着一口不太流利的中文，审问道： “听说你与八路有来往，你去了他们的根据地！” 林洪洲清楚，日本人这是在诈他，他不能露出破绽，随后便摆出一副汉奸嘴脸，直接回怼： “去过。有问题吗？” 听到这儿，山本直接狠狠怒视他，正要说话，却被林洪洲打断了。 “不过，是你们的山田参谋长安排我去的，我奉命去八路军中获取情报。” 山本听到自己上司名号，顿时少了几分神气，随后问道： “既然如此，我听说你这个人十分与众不同，为人老实忠厚，那你为何要干特务？” 林洪洲似乎就在等着山本说出这句话，他当即暴跳如雷，气愤地说道： “我之所以平日不嫖不赌，不敲诈勒索，是为打消八路军疑心，进而方便打探情报。我忠心耿耿地为大日本帝国效力，你们却在这里怀疑我？污蔑我？” 这通话堵得山本说过话来，又考虑到他是山田的手下，便急忙下令把他释放了。而话说林洪洲被老农砸倒后，日军方面也很快获得消息。所幸抢救及时，并没有太大生命危险。听说林洪洲没什么大碍后，八路军首长也长舒了口气。就这样，林洪洲一直潜伏在日军中，数次化险为夷，数次救我军于水火，立下赫赫功勋。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才回归我军，真实身份才得以公开。后来在一次采访过程中，记者问他： “您老抗战中背负‘汉奸’的名号，还险些被百姓‘锄奸’，您有没有觉得自己受委屈？” 老人笑着说道： “选择了人民，就要忠诚于自己的信仰，就要经得起考验。” #春日生活打卡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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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8月1日，守金官桥的70军急需增援，74军军长俞济时对增援军令置若罔闻，薛岳怒斥：“你若儿戏军令，我就儿戏汝命！”
自从南京沦陷，日军进攻方向直指武汉。1938年6月11日，一场双方投入兵力百万的会战开始，是为武汉会战。 8月1日，日军向金官桥发起进攻。金官桥至庐山北麓一带是整个防线最短的部分，因此成为日军的重点进攻方向。日军先是对金官桥阵地进行持续两天的炮轰，但面对驻守此地的70军，依然死伤惨重，难以攻下金官桥。打急眼的敌人于是向中国守军阵地释放毒气，70军将士不得已后退防守，战况十分危急。第1兵团司令薛岳于是电令74军军长俞济时，火速增援金官桥的70军。俞济时却不以为然，拒绝薛岳的电令，理由是74军主力尚在德安，距金官桥足足有300多里，两天之内根本无法到达。如果丢下所有的重武器和辎重装备，全军急行军，即使是到达了金官桥，也不利于作战。见俞济时迟迟没有动作，贻误战机，薛岳大发雷霆。于是再次向俞济时发送电报，并在最后警告俞济时： “你若儿吾令，我就儿戏汝命！” 面对薛岳的威胁式警告，俞济时依然无动于衷，完全不害怕受到薛岳的处置，甚至在回电中略有讽刺性地说道： “我敬军令，更惜性命，奈山重水复，插翅难飞，如何？” 那为何俞济时敢这么嚣张，竟敢违背薛岳的军令呢？也许有人会说俞济时贪生怕死，不敢与日军作战。其实这种观点是有失偏颇的，1932年，俞济时担任88师师长，在“一.二八淞沪会战”爆发后，他曾主动向老蒋发电，请求88师支援上海的十九路军。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又任74军军长，无论是在淞沪会战，还是在南京保卫战中，都表现英勇，积极率部抗击日军。由此可见，此人并非贪生怕死之徒。其实，俞济时的嚣张气焰是老蒋助长的，俞济时隶属小蒋的势力，且对其有提携之恩，由此蒋介石非常赏识他。并且老蒋曾亲自提拔俞济时担任浙江保安处处长，任职时敢对省主席和厅长咄咄逼人，甚至公然打击省府委员杨锦仲，毫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因此，俞济时敢违抗薛岳的军令，明显就是靠着有老蒋撑腰，且与其自身的性格脱不了干系。薛岳见俞济时敢两次违抗军令，软硬不吃，只好给重庆发电。老蒋见俞济时确实过分，亲自电报俞济时，让其火速增援金官桥，不能贻误战机，抗令当以韩方向为鉴！见老蒋亲自发话，俞济时只能老老实实地支援金官桥，只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到达预定位置，夺回失去的阵地。 74军守卫阵地数天，便顶不住了，有退守后方的念头。但俞济时深知薛岳的倔脾气，是个不好惹的人。于是，他直接越级电报老蒋，觉得有老蒋撑腰，量薛岳也不违抗军令，只能乖乖让其后撤。老蒋收到电报后，立马电令薛岳，令74军后撤到后方，另派军队去防守金官桥。薛岳可不吃这一套，他立即回电向老蒋解释此地军队防守时间和损失都远超74军，要是后撤，也是其他部队先撤，根本轮不到74军。老蒋得知情况后，以大局为重，也没再让74军撤退到后方。俞济时见老蒋也帮不上忙，只好老老实实地继续守卫金官桥。正是因此，让俞济时再也不敢恃宠成骄，和薛岳对着干，也就有了接下来万家岭大捷，74军一战定乾坤。 9月28日，106师团在万家岭迷失方位，被薛岳发觉，立即计划在此地全歼106师团。而张谷山地势陡峭，是整个万家岭的制高点，74军与第106师团反复争夺此地，与敌军厮杀惨烈，“三陷三夺”。此战历时22天，虽然未能全歼106师团，但该师团主力尽丧，被我军歼灭万余人，后日军称万家岭为“伤心岭”。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陷，俞济时和他的74军撤往湖南，继续驰骋抗日战场。 74军也成了薛岳第九战区的主力部队，但始终对俞济时这个军长不满，两人的恩怨还在持续。 #春日生活打卡季#

赵林云教授

1943年，八路军电台科长不满组织决定，擅自偷走密码本投敌，杨成武大怒：“把宁亚川叫来，让他务必把刘长生抓回来。”
刘长生作为我军机要人员，又身居要职，精通我军电台呼号、频率以及密码等机密。而这些消息一旦落入日寇之手，后果将不堪设想。此人为人高傲，且本就是好色之徒。前几日他在镇上邂逅一名肤白貌美的姑娘，很快被其出众的外表深深吸引。于是，刘长生便向党组织提交结婚申请，可这个申请最终并没有被批准下来。原来，由于那个年代的特殊性，我党要求结婚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参加革命超过5年；其次，年龄达到28岁；再者，便是职务要达到团级以上。刘长生满足前两个条件，但由于他的职务属于机要科长，在当时只能算营级干部。因此，这个申请并未经过组织批准。但其实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说，只要刘长生再耐心等等，很快他就能升任团级干部。更何况，当时我党倡导自由恋爱，二人仍然是可以保持联系，只待时机成熟，就给他们安排婚事。但刘长生认死理，非但没有想到这些层面，还因此对组织的安排心生怨恨。但他等不及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带着女友私奔，随后投靠日军。最为严重的是，刘长生还带走了我军的密码本和许多机密文件。于是，便出现了开头司令员杨成武大发雷霆的场景，而被他指定捉奸的人选，便是号称“工兵王”的宁亚川。说到这个宁亚川，确实有两把刷子，关键是他鬼点子还多。此前他就凭一己之力炸开桥墩，一举除掉1500名日军。得知任务后，宁亚川便将自己的计划告知杨成武，他们决定联合演出戏给鬼子看看。宁亚川到达保定后，决定以该地的伪军头子赵玉昆作为突破口。他表明自己由于在八路军中贪污而正遭到追杀，情急之下只能来投靠“昆哥”。赵玉昆生性多疑，自然不会轻易相信宁亚川的话，随后便抛了个难题给他： “我有两个死对头，翟大牙和张麻子，只要你能想办法除掉他们二人，我就收留你。” 没想到宁亚川三两天就搞定了。这可把赵玉昆乐坏了，为感谢宁亚川解决了他的心头大患，他当即决定和他结为异姓兄弟。而在赵玉昆手下，宁亚川也是混的风生水起。由于此人曾参加过“青帮”，还做过国军，所以自带痞子习性，所以在伪军中很是混得开。话说刘长生投靠日军后，便被安排到伪军中谋个一官半职，他很快听说了宁亚川的事情。于是，刘长生随后找到宁亚川，不但“掏心掏肺”的安慰他，还说以后让他跟着自己干，保证让他吃香的喝辣的。宁亚川心想，上钩了。但他还是装作一副无依无靠的惨状，并对刘长生表示感激。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兄弟俩”经常一块吃喝玩乐，那叫一个不亦乐乎。此时的刘长生已经放下戒备，而宁亚川也觉得时机成熟，可以“收杆”了。这天，二人照常在饭馆中吃饭，随后又去附近的澡堂洗了个澡。从澡堂出来后已经日渐西斜，刘长生正要告别，却被宁亚川一把拉住： “刘兄，你可不能坏了我们的兴致，如此夕阳美景，咱们散散步，聊聊天。” 刘长生没有想别的，当即答应，毕竟这种“悠闲自得”的小日子不正是他所向往的嘛。二人聊着天，期间宁亚川有意识地把刘长生往城外引，这样一来也方便与城外接应的八路军同志配合。此时的刘长生依旧没有发现什么不同，直到他们行至店北车站的时候，他才突然停住脚步，随后警觉地说道： “宁兄，如今世道不太平，这一带又有八路，咱还是抓紧回去吧。” 话音刚落，刘长生顿感脊背发凉。原来，宁亚川的枪口此时已经顶到他的后腰，并低声说道： “回去？刘兄确实应该跟我回去，毕竟杨司令还等着你呢。” 就在这时，四周草丛中也出来三四名八路军战士，刘长生这才反应过来，自己中了宁亚川的计。而宁亚川也因此立了大功，不但受到军分区的点名嘉奖，还被授予了“锄奸王”的称号。 #春日生活打卡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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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意外失踪，气得刘伯承狂拍桌子。此时，战士带进一名伪军，“报告首长，他说知道刘主任消息。”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寇加紧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并针对八路军的物资供应进行封锁。为应对这一紧急情况，前几日，冀南抗日根据地召开重大会议，并做出相关重要部署。会议结束后，刘志坚奉命前往冀南军区第六分区传达会议精神，途中经过枣强县，舟车劳顿，众人准备在此休整一晚。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众人刚刚落脚，房外就传来阵阵枪声，火光染红夜晚，刘志坚突然意识到： “大事不妙，准备迎敌。” 原来，在这附近有一个叫段炉头地方，已经成为日军据点，刘志坚一行人的踪迹想必就是在白天行军过程中被日寇侦察到了。但由于刘志坚的任务不同以往，因此也就没有率领大批部队，由于寡不敌众，我方战士很快就陷入被动。危急关头，刘志坚果断下令集中火力突出重围，并找到了敌人的一个防守缺口。 “给我狠狠地扔手榴弹。” 因为夜晚的可视性下降，手榴弹的范围性攻击是最适合夜战的。最后经过一番苦战，虽然我方战士损失惨重，但还是冲了日寇的包围圈。突然，一名士兵紧张地问道： “刘主任怎么不见了？” 原来，刘志坚为掩护战士撤退，自行选择断后，却不幸被日寇击中大腿。等他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时候，他正躺在一个不显眼的小土沟里。刘志坚想试着动一动身体，却发现大腿的伤口已经发炎了，难以自行走路。考虑到日军可能就在附近，他把口袋中的机密情报掏出来，直接塞进嘴里咽了下去。随后又把自己随身携带的家人照片处理掉，以防被日军查出破绽。就在这时，刘志坚突然注意到，远处正有两名伪军向这边走来，顿感大事不妙。他忍着剧痛掏出手枪，瞄准敌人就是几枪，却发现子弹已经耗尽。而此时伪军也已经发现了他。为不做俘虏，刘志坚瞄准身旁一块大石头，打算一头撞上去，却被其中的一名伪军阻止住。那名伪军认出刘志坚，偷偷告诉他，自己也曾是名八路军，会想办法营救他的。紧接着，不远处的日军注意到这边的异常，便迅速跑到这边，发现了身受重伤的刘志坚。日军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发现刘志坚单单衣着就不同于普通八路，怀疑这可能是名高级将领。鬼子决定先把他抬回附近的据点，之后再严加审问，于是便在路边拦下了一辆牛车。趁着日寇把他抬上牛车的间隙，那名伪军迅速脱掉了刘志坚的一只鞋子，给他了个眼神示意。之后，这名伪军便迅速找到冀南军区129师师部，并以这只鞋子为凭证，证明刘志坚已经被捕。得到这个消息后，师部又炸开了锅，但很快众人便冷静下来。刘伯承下令，要尽最大努力营救刘志坚同志。话说刘志坚被日军带回据点后，日寇审问他啥，他就回答啥，不过这些答案大部分都是他胡编乱造的。鬼子当时还觉得此人竟然如此配合，还担心有诈。于是便对附近严加防守，可是过了几天，八路军都没有动静。随后，日军中队队长野村长治便准备以刘志坚作为俘虏，把他转交到县城去邀功。不过这个情报很快就被我军拿到。于是乎，刘伯承下令在日军押送途中设防，营救刘志坚。当时不知对方究竟会派出多少日军参与押送任务，于是我军还专门安排了备用方案。不过由于野村长治一心想着邀功，想着抓紧把刘志坚押到县城，避免夜长梦多。所以日寇只出动了两辆军车，或许野村还在暗暗自喜，马上就能以此升官了。却没想到八路军的大炮和炸弹早已埋伏在道路两旁的山上，正等着他们上钩。最后，我军借助有利地形以及火力压制，对这两队日军予以狠狠打击。而那个贪功冒进的日军中队长野村长治，也被我军扔出的炸药炸死。面对我军凶猛的火力，日寇见势头不妙，也纷纷乱了阵脚。刘志坚趁着混乱的局面，先是安排与他一同被押运的老百姓逃离，自己则负责断后。最后刘志坚也被前来接应的战士用担架抬回了部队。刘志坚回去休养一段时间后，便急忙投入战场。此后他屡立战功，在抗日战争中建立了不朽功勋，也书写了一段属于自己的辉煌传奇。 #春日生活打卡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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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授衔仪式上，彭德怀突然问道：“主席可还记得当初黄埔军校的段德昌吗？”谁料主席听罢双目失神，很快噙满泪水。
那么段德昌身上究竟有哪些故事？他与毛主席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过往？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段德昌，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百姓眼中的“常胜将军”。曾带领红九师全歼敌军第十二旅，生擒旅长张联华；次月底，雨夜急行，发动奇袭，歼灭敌军四千余人，生俘旅长韩昌俊；六月初，更是打得川军第四师溃乱逃窜，俘虏三千多人。 1994年中央评议新中国36位军事家时，他的名字也赫然在列。那么，像他这样的传奇人物，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呢？这就要聊到他和毛主席的相遇。 1921年，身为湖南督学的毛泽东收到一封来自南县第一高等小学的举报信，于是在考察湖南的教育情况时，他特意将这所小学列入了重点考察名单。当他来到附近进行教学调研时，负责接待的人恰巧是南县劝学所的所长严世杰。于是，在毛泽东的请求下，严世杰带领他们一行人来到南县第一高等小学，向他们介绍学校的相关情况。谈话中，他透露出这所学校有个学生，叫段德昌，最近干了一件大事，令方圆几里都知晓了“段德昌”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毛泽东也很熟悉，因为前不久他刚刚收到的举报信，就是来自这个学生，他不由得对这个大胆的学生产生了兴趣。见严所长提到这个人，便顺势开口问道： “哦？这个学生做了什么事，能和我们说说吗？” 见毛泽东开口询问，严世杰没有隐瞒，当即就将所有事和盘托出。原来，前段时间段德昌发现学校饭堂的伙食越来越差，起先还有些油水，最近却只有一些稀粥白菜，前后悬殊，让他感到有些奇怪。期限他写信向校长反映，却没得到回信，食堂也没有任何改变，便对校长产生了怀疑，偷偷跟踪校长才发现，竟是其贪污经费，中饱私囊！愤怒之下，他不仅向教育局递交举报信，还组织起学生一同罢课抗议。一来二去，闹大了事情，最后，县教育局亲自派人来调查，发现确有此事，一经查实便革除了校长的职位。但段德昌带头罢课抗议的事情传遍了整个南县，导致该学校名声受损，最后也得了个警告处分。听完段德昌的“英勇事迹”，毛泽东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我看他倒是一个很具反抗意识的人，能否让我与他见上一面？” 正巧这个时间学生都在学校上课，找到一个学生并不费力，段德昌很快被带到办公室，与毛泽东见了第一面。他一进来，便规规矩矩地向在场的前辈鞠了个躬，随后抬头望向毛泽东，眼里尽是崇拜与尊敬。毛泽东对他笑了笑，说：“我记得你，你给我写过信。” 闻言他十分激动，连忙表示： “润之先生，没想到您不仅看了我写的信，竟还记得我的名字！” 随后两人侃侃而谈，毛泽东问了他许多问题和看法，发现他不仅能够对答如流，而且有着自己的想法，是一位思想先进的学生，只是还缺乏一些引导。而毛泽东恰好愿意当那个引导者。于是在接下来的两天，他们进行了一番深入的交流，在此期间，段德昌逐渐觉醒了意识，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 1925年9月，段德昌入党，并进入黄埔军校成为第四期学生。结果次年三月份，蒋介石蓄意制造“中山舰事件”，造谣苏联顾问与共产党将要劫持自己，破坏革命。知道事件真相的段德昌愤慨不已，在报纸上公开写信，怒斥蒋介石此举已经背离孙中山先生的初衷，是真正的破坏革命。被公然揭开真实面目的蒋介石，试图对他进行拉拢，却被怼得灰头土脸，气急败坏之下，竟直接将其从黄埔军校开除。幸运的是，段德昌再次遇到了毛主席，进入他的政治讲习班学习。在那里，他接受到了进一步的思想熏陶，取得了很大进步。毛主席也对其十分欣赏。两人亦师亦友，常常给对方写信，从革命聊到家常，早已成为关系要好的知己。 1933年，毛主席在得知段德昌的死讯后，曾久久伫立于窗前，拧着眉望向远处，眼角也早已湿润。建国后中央签发新中国第一批烈士证，毛主席便亲自在编号为001的证书上，签下了段德昌将军的名字。段德昌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开出了无数绚烂的花，为革命牺牲的英雄，值得我们铭记。 #春日生活打卡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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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的一天，青年干事为红军筹粮反被土司抓走，萧华同志前去谈判。对方：留下他，我卖给你粮食，不同意就打一仗。
8月的一天，时任红一军团二师政委的萧华同志接到了一则令人痛心的消息。筹粮队再次遇到当地土司袭击，7名战士牺牲，一位青年干事被抓。领导班子紧急开会商量营救对策，却得到土司欲留下这个青年干事，如果不同意就要开战的消息。这位青年干事究竟是谁？他究竟做了什么？开国上将萧华为什么多年后回忆起他，依旧满脸伤感？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成功会师以后，中央深刻分析客观环境，一致认为：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运动为长征提供了有利条件，再次明确了北上方针，部队分两路继续北上。红一方面军，作为左路军之一，向阿坝地区开进。路途崎岖，人迹罕至，沿途要经过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最让人发愁的实际问题是同志们的粮食严重短缺，甚至有些连队几天吃不上饭。红军中一支队伍在经过玉米地时，经过请示后，同志们摘下一些玉米叶子饿得急不可耐地支起铁锅开始煮。一位藏族老阿妈揭开锅，看到后，转身回到家中端来了一大盆煮熟的玉米。在司务长坚持下，老阿妈收下了他递来的三块大洋，战士们才狼吞虎咽地一扫而净。筹集粮食这一头疼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萧华。为了不让战士们饿肚子，各个部队都派出一小队为部队筹集粮食。周书良正是他任命的第二师的筹粮队长。筹粮队遇袭的消息传了回来，这一次7名红军战士不幸牺牲，周书良被土司武装抓走。少数民族同胞们饱受欺压，他们不明白红军是一支怎样的队伍。当地土司武装不断地袭击红军部队，不少部队遭到偷袭，一些战士被残忍地杀害。由于我军始终坚持实行友善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萧华只能强忍怒火。当即展开讨论，正当几人热烈讨论制定营救方法时，附近寺院里的喇嘛带来了一封信。土司在信中写道要红军立刻撤离此处，否则就要发动骑兵与红军作战。萧华同志接见喇嘛，并再三承诺不动武力。喇嘛这才神色好些，萧华同志赶紧追问周书良的下落。 “有个青年干事，我们土司要留下来做女婿。你们这位青年死活不同意，希望你们能劝劝他，要不然他的性命怕是难保。” 萧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件事情不仅关乎一位同志的性命，更关乎红军和藏族同胞们的友好关系。请喇嘛速去向土司禀明，让他们和周书良同志见面，肯定做好他的思想工作。在经过一番开诚布公地协商谈判后，土司终于表示今后不再袭击红军筹粮队，甚至愿意主动向红军提供所需要的粮食。但是，土司只提出了留下周书良同志的要求。在藏族武装力量的押解下，周书良同志见到了萧华等部队同志。被关押许久，见证自己战友牺牲的周书良一见到萧华，便忍不住地放声哭泣。他表示坚决不会同意土司的要求，无论如何都要跟上部队。萧华内心两难，一是不愿意抛下自己生死与共的战友，二是不忍看着成千上万战友们饱受饥饿折磨。经过一番激烈的心理斗争，萧华最终还是艰难开口： “书良同志，你的心情我们非常理解。可是，党的民族政策不允许我们和土司发生冲突。现在眼看要过草地了，粮食还没有筹集多少。我们希望你作为革命的种子留在这里，通过你的工作，得到土司的支持，解决部队的粮食问题。” 萧华眼含热泪说完这番话。经过再三劝说，周书良沉默地点点头。他强忍着悲痛，一字一句地说： “首长，我服从组织的决定。” 萧华再三承诺，在革命胜利以后就会立刻安排人手接周书良回部队。离别之际，周书良只是站在原地，向着萧华同志和红军战友们敬了最后一个军礼。然后，和土司武装人民向着红军背离的方向缓缓走去。土司确实信守承诺，停止了对红军的袭击，并且卖给了红军一批粮食。稍作停留后，红军部队继续北上。至此，世上再无周书良的消息。解放后，组织上多次派人去当地找寻周书良，却始终无功而返。周书良，消失在了广阔的土地上。迄今为止，我们都无从得知周书良同志的下落，甚至连一张周书良同志的照片也没留下。他的样貌，只是在萧华将军的脑海中留下了一个模糊的轮廓——那个挺拔的，站在土司堡垒上面向着红军敬礼的青年。他究竟去了哪？经历了什么？这些都随着时间沉淀变成了无解的谜。周书良同志用自己的方式，为中国红军革命胜利做出贡献，不应忘却。

赵林云教授

1955年授衔前，许世友以为自己肯定能评个大将，便高兴地喝起酒来，半路接到电话直言：“你好，我是大将许世友。”
谁知，最后授衔时，仅仅是个上将，这令他心中感到五味杂陈。他认为凭借自己的军功，应当评个大将才是，上将的军衔未免低估了自己。于是事后，他便找到周总理，冷着脸，语气很冲地向他要说法。周总理一向脾气温和，知道他是对自己的军衔不满意，发发牢骚而已，没什么恶意。但是面对如此气愤的将军，周总理还是详细地向他介绍了军衔评定的各项条件和考量。听完这些，许世友感到十分惭愧，闷声开口道：“谢谢周总理，我现在已经想明白了，我完全支持中央的决定。而且军衔什么的不过身外之物，我只要知道党和人民仍然是认可我的，我就很满足了！” 那么评定军衔的各项条件和考量究竟是什么？作为我们所熟知的名将许世友，他明明有着赫赫战功，为何仅授上将？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许世友二十一岁时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再从抗美援朝到对越反击自卫战，戎马一生，功勋卓著。不必多说，自然配得上大将的军衔。再看他的资历，土地革命时期便是军长之一，1952年还被评为正兵团级干部，可谓是位高功重。单凭这两项条件，他确实可以评个大将军衔。可军衔的评定条件复杂繁多，有着多方面的考量，仅凭这两个着实有些片面。但军衔的评定标准许世友肯定有了解，但他仍对自己上将的军衔不满意，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大将军衔的评定标准：一是红军时期担任师级干部。而许世友在跟随红四方面军作战时，表现突出，英勇善战，曾被徐向前提拔为军级干部，比师级要高，他是符合标准的；二是抗战时期担任旅级干部。这一条许世友也是符合的，他在抗战时期曾任八路军386旅的副旅长，后又任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三是担任解放军兵团级干部。这点不用多说，上文就提到过他是正兵团级干部，也是符合条件的。因此从这三条标准来看，许世友的不满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为何他最终得的是上将军衔呢？一来中央缩减授衔规模。如果仅按照评定标准来进行授衔的话，那么最终被授予军衔的人将会有两千余人。从而影响军队未来的管理工作，而且现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庞大的将军规模。便决定对授衔人员进行裁减，降低或是取消部分人的军衔。二来评定也需要考虑到军队平衡问题。就拿和许世友同为正兵团级干部的许光达来说。最终确定的大将名单有十人，许光达就是第十位。虽然两人为同军级干部，但按资历和军功来看，他比许世友又逊色几分，那为何被授予大将军衔呢？许光达作为红二方面军仅存的几位骨干之一，是除贺龙外，唯一能够代表红二方面军的高级将领。再加上他时任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有许多工作需要与苏联对接，考虑到苏方对接人的军衔，他的军衔不能太低。不过正如许世友将军对周总理说的那样，他其实不在意军衔，只是觉得自己的功劳没被认可。但听完周总理的解释，知晓是自己会错了意，便再也不将其放在心上。而且1985年许世友因病去世，临终前写请示书希望能和母亲土葬在一起。当时中央虽然推行殡葬火化，但念在他“是一位具有特殊性格、特殊经历、特殊贡献的特殊人物”。最终还是为其签署了特殊通行证，让许世友将军能够实现忠孝两全的心愿。 #春日生活打卡季#

赵林云教授

1946年，通化日军发动暴乱，他煽动医院四百日本女护士，恩将仇报，残忍杀害我军多名伤员，时评：真正的“农夫与蛇”。
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又是谁？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他名叫柴田久，日本东军卫生部队医院部的部长。 1945年下半年，苏军迫于压力，从吉林通化撤出，将管辖权归还我军。日本投降前已在东北经营多年，通化市更是因为地理优势，被日本关东军选作“战斗司令部”的驻地。因此在我军接管通化时，当地仍聚集有一万多日军和十万多日本难民。尽管我军多次保证不会伤害他们，以实际行动践行优待俘虏的政策，但日本人仍对我军抱有警惕。他们以保护日本人生命财产安全为由，建立起各种组织，成为当地治安管理的一大隐患。 1946年2月3日，日本一军官藤田实廖，就在国民党人孙耕尧的教唆下，带领残留在当地的日军发动暴乱。当天凌晨，以通化市路灯三熄三亮为号，一万多日军攻入市政府、公安厅、医院等地，意图占领通化。令他们惊慌不解的是，我军竟对此早有防备，暴动一经发动，不出两个小时，便已经被我军平息。原来，就在2月2日大年初一，时任辽东军区后勤部供应组长的沈殿恺，来到姨父家拜年。在饭桌上，他与表弟刘敬儒一同喝酒聊天，好不畅快。结果，酒过三巡，刘敬儒已有醉意，无意中透露出明天日军将要发动暴乱的消息。当时的刘敬儒已经秘密加入国民党，是此次暴乱的经费筹集负责人，念着两人之间的血缘亲情，便将消息告知与沈殿恺，让其尽快携家人躲藏起来。但是国家大义面前，孰是孰非，应该怎么做，沈殿恺还是明白的。于是，他假意答应，连声道好，但一离开姨父家，便立即将此事汇报给了上级，我军得以及时阻止这场暴乱。但是不曾想，医院方面却传来噩耗，一百多名伤员战士在这场暴乱中不幸身亡。原来，早在日本投降时，柴田久便带领四百左右的日军女护士向我军投诚，表示愿意用自己的医术来帮助我军。看对方言辞恳切，且所带之人皆是女性，我军负责人便将他们安排在医院看护伤员。结果柴田久贼心不死，利用语言不通的优势，秘密劝说女护士们加入此次暴乱。在他一句“誓死为天皇效命”的口号之下，女护士们被煽动，纷纷选择加入。当天暴乱的枪声响起，她们拿起手术刀等一切可用的武器，冲进病房，对准病床上的伤员便刺了过去。一时间，医院慌乱一片，好在也有所防范，最终未能造成大面积伤亡。只可怜那一百多名战士，在这次暴乱中不幸牺牲。这件事引起了我军以及城内民众的极大愤怒。暴乱平定后，三千多名日军被抓获入狱，藤田实廖以及柴田久等则被就地枪决，以平众怒。我军一向优待俘虏，结果日军不仅不知感恩，还恩将仇报，在通化城内上演了一出“农夫与蛇”，实在可耻、可恨！ #聊聊抗战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