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3月共和国地方与军队各级干部开始了评定级别工作，在评级工作中，干部的评级标准党内一般是按照他所担任的行政职务评定级别，党内职务参照行政职务，评定级别以所担任的党政职务最高者为准，哪个职务高即按照哪个职务评级。1952年3月，在职的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与中央候补委员，均在所任职的党政军机关参加了评级工作，本期将专门介绍1952年评级时中共中央、政务院与六大行政区13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央委员与中央候补委员的评级情况，解析1952年上半年中央委员与中央候补委员的评级。
1952年3月评级工作全面展开后，六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按照政务院公布的评级标准，各级干部分别展开了各自的评级工作，根据评级权限，各大行政区省（署）级以上的领导人的评级，由各大行政区政府评定后上报中央人民政府核定。七届中央委员与中央候补委员分别参加所在大行政区政府的评级工作，由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与所在中央局综合评定后，上报中央审议，确定其行政级别。下面将列举13位各大行政区具有代表性的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在52年的行政任职，解析中央委员与中央候补委员的评级情况：
1952年3月上述具有代表性的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会成员有13人，其中中央委员8人（含2位由候补委员补选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5人。13人在52年3月评级中有5人评级为行政三级，有7人评级为行政四级，还有1人低授为行政五级。13人按照中央颁布的评级标准评级在行政三级～行政五级。除一人受当时三反运动的影响而低评为行政五级外，其他12人均对号入座，符合评级标准而评定为行政三级或行政四级。具体13人在1952年的评级统计与评级依据为：
根据1952年3月中央公布的各级干部评级标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评级标准为行政三级。按照这一评级原则，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中央委员张云逸、林枫与中央候补委员乌兰夫评级为行政三级。而张云逸同时又参加了军队评级，以军委委员的军队任职评级为军委委员级。
1952年3月评级工作开始后，关于七届中央委员与中央候补委员的评级，中央专门做出规定，凡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者一般评级为行政三级，担任政务委员、党中央各部部长或者其他职务者一般评级为行政四级，个别建党初期入党的资深中央委员或时任中央局书记可评级为行政三级。根据中央制定的评级原则，1922年入党的李富春与时任西北局第三书记的马明方评级为行政三级。中央委员李富春虽然时任政务委员，按其任职应评级为行政四级，但他是建党早期入党的资深党员，因此他被中央评级为行政三级，与郑位三一同成为未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而评级为行政三级的两位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马明方因任西北局第三书记而高评一级为行政三级。1954年马明方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后，主动向中央申请降级为行政四级。
1952年3月中央评级规定，担任政务委员或党中央各部部长及其他职务的中央委员一般评级为行政四级。按照这一标准，时任政务委员的滕代远、曾山与中央外联部部长王稼祥评级为行政四级，而任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因系补选的中央委员也评级为行政四级。
1952年评级标准规定，政务院各部部长的级别一般评级为行政五级，而党中央各部部长的级别则比政府各部部长的级别高出一级，一般评级为行政四级。时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王稼祥虽然行政职务稍低，但他以中央外联部部长的党内任职评级为行政四级。均为中央委员且同任省委书记的黄克诚与张云逸，二人的评级相差一级，黄克诚为行政四级，低于张云逸的行政三级。张云逸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任职是其高出黄克诚一级的主要原因。1952年10月黄克诚重回军队工作，任第三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他的级别由地方行政四级套改为军队军委委员级。
根据1952年3月中央公布的各级干部评级标准，中央候补委员的评级标准仿效政务委员，一般评级为行政四级，个别不适者可酌情降低。按照这一评级原则，时任中央候补委员的张际春、宋任穷、刘澜涛三人评级为行政三级，刘澜涛虽时任华北局第三书记，党内职务与马明方同级，但刘澜涛当时的工作重心为任政务院华北事务部部长，为政务院正部长级干部。从二人入党时间相比，马明方为大革命时期入党，而刘澜涛为1928年入党，因而刘澜涛比主政大西北党务的马明方低评了一级，评级为行政四级。宋任穷在1952年评级时参加了地方评级，以中央候补委员、云南省委书记的任职评级为行政四级。1954年11月，宋任穷重返军队工作，任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他的级别由行政四级套军队正兵团级。
1952年评级工作开始时，正值三反运动如火如荼进行中，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在三反运动中被认定为＂大老虎＂，受妻子影响，陆定一受到降级降职处分，本拟评级为行政四级，后行政上降一级为行政五级，成为王明后第二个评级为行政五级的中央委员，陆定一也由原任的中央宣传部部长降职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4年9月陆定一复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他的行政级别也由行政五级恢复为行政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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