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则抽刃向更弱者。”日本恰恰就是这样真正的弱者，“日本精神”中所缺乏的正是“中华精神”中对强者的抵抗。
一代伟人毛泽东眼中的抗日战争，不仅是国家之间的战争，从根本上说，这是人民战争和阶级战争。日本军阀和统治阶级，就是中国人民的阶级敌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日寇不是人，而是敌人、是野兽。而对于敌人和野兽的反抗，便不应受任何规矩、规则的限制，以为法律能够代替制止和限制战争，这就是一种愚昧。只有摆脱了这种愚昧，才能真正做到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才能认识到无论采用任何手段，凡消灭敌人与野兽的战斗，都是正义的行为。
人民战争、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从根本上说，是无规则、超常规战争。毛泽东教导中国人民：必须以反常规的、超常规的战争形式——人民战争和政治战争，打败敌人的正规战争，必须以人民战争，代替国家之间的战争。
如果说，直到战败，日本的决策层还在争论日本的战略究竟是什么的话，那么，早在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已经准确地概括了日本的战略，而这个战略就是：“中间突破、两翼齐飞”。
毛泽东指出：日本的战略，便是以整个中国为基地，向“大陆”和“海洋”两个方面展开。而他用几十个字，就一举概括了日本的战略实质：“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在毛泽东看来，日本的战略并非不清晰，恰恰相反，日本的战略一开始是深谋远略、非常清晰的：柿子捡软的捏，首战找弱敌打，从中路突破，进攻最弱势的中国，然后以中国为基地，逐步向两翼展开——这本是极为精明的战略。
在毛泽东看来，这一战略成败之关键，不在所谓的“两翼”，而在日本能否突破“中间”。
然而，百密一疏，在这个精心的战略布局中，日本唯一没有想到的是中国会抵抗，而且会如此长时间、如此持久、如此顽强地抵抗。
正是中国的长期抵抗，使日本陷入了首战不利的兵家大忌，正是中国的抵抗，使日本陷入久拖不决的战争泥潭中。而从此之后，日本只能是步步被动，再也不能采取主动的战略。
日本的战略困境，并不是由于起初战略规划上的模糊，而是由于陷入中国之持久战这个“大泥潭”之中的结果。
日本看起来是输在了“两翼”，但实际上却是输在了“中间”。
因此，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日本为什么竟然没有想到中国会抵抗，而且会如此顽强持久的抵抗。这就是因为日本自己从来不懂得“抵抗”究竟是什么，日本不但不知道什么是抵抗，而且，日本还把中国对西方强权的抵抗，视为亚洲式的保守、落后和“不开化”。
“日本精神”中所缺乏的，正是对强者的抵抗。面对西方的冲击，近代以来的日本与中国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近代日本面对西方的压力，没有经过抵抗，就立即放弃了自我，而转向了西方。但是，中国却把这种压力变成了内在自我变革的动力，从而在抵抗强权的过程中，重新创造出一个新的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
简而言之，日本的近代化，也就是放弃自我，转向西方，全盘西化；而中国却在抵抗中，开始了自我变革，从而开辟了一条内发性的、革命式的近代化道路。
日本只是追随别人，而没有自我，日本没有毛泽东思想，日本连鲁迅这样的人物都没有。日本之所以自夸比中国优秀，无非是因为自以为是“西方的好学生”，但是，这样的所谓“好学生”，却是为鲁迅所不齿的“弱者”和奴才。
而这就是日本甫一战败,那些俯首帖耳的良民们,就涌上街头热烈欢迎美国占领军的原因。
鲁迅说：“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则抽刃向更弱者。”日本恰恰就是这样的真正的弱者。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是西方列强的奴才，日本自己不但在西方面前不抵抗，而且，吉田松阴等“明治志士”们，反而提出了所谓“得失互偿论”——即“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这当然就是“怯者愤怒，则抽刃向更弱者”。而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不过是把这种最可悲的弱者粉饰为强者的“遮羞布”而已。
中国与日本的最大不同就是“中国抵抗”。
丸山真男这样比较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说，日本的现代化不但没有引发内部的社会革命，反而加剧了日本社会的封建结构；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则是在反抗帝国主义的同时，进行着内部的社会革命。
“中国抵抗”——这就是《论持久战》的核心。
“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世界一切之事业及文明，固无不起于抵抗决胜也”。
这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名言。面对强权，拔刃而起、奋而抵抗，这就是毛泽东的性格、鲁迅的性格,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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