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25日，以王富洲为队长的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一行四人，克服种种艰难险阻，成功地将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尊毛主席半身白色石膏像送上世界最高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壮举！
当时，有个记者跟着爬上了海拔6600米高度，他就是后来的新华社社长郭超人。郭超人，曾用名蓝汀，1934年10月31日出生于湖北省广济县(现武穴市)。2000年6月15日，在北京医院病逝。
作为一位著名记者，郭超人50年代曾采写大量新闻报道揭露西藏农奴制的黑暗，并在60年代随中国登山队完成攀登珠穆朗玛峰和希夏邦马峰的报道。郭超人有句名言：在记者的笔下，“有财产万千，有毁誉忠奸，有是非曲直，有人命关天”。
在郭超人忌日之际，如去特摘录上世纪70年代、他写的一篇名为《驯水记》的通讯、以志纪念。在这篇通讯中，他热情歌颂了中国人民与大自然斗争的事迹。
翻开历史的篇章，从公元前二O六年到公元一九四九年的两千一百五十五年间，有一千零五十六次早灾和一千零二十九次水灾的记载，水旱灾害加起来几乎平均每年一次。
“赤地千里，饿殍载道”，“洪水横流，尸飘四野”，浸透了多少血泪！新中国成立二十五年来，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的中国劳动人民，依靠自己的双手，遵循毛主席关于“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教导，使自己成为水的主人。
（旧社会）每次灾害以后，反动统治者一面借兴修水利为名大肆搜刮民财，一面鼓吹“天人感应”，强逼民工建造龙王庙、镇水牛，拜天祭神。一九三五年长江洪汛期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伪沙市堤工局局长还亲自率领下属在荆江大堤上导演过一出官办的“祭江”丑剧。他们摆香案，读祭文，杀猪宰羊，向江水哀求和礼拜。
一九五一年，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发表，淮河两岸祖祖辈辈被洪水欺凌的人们，以最快速度开上治淮前线。一些申请参加治淮未得到批准的人，偷偷背上行李、扛起工具赶到工地劳动，他们自豪地把自已称为“治淮的候补战士”。就这样，二十多年来，每年冬春都有几十万、几百万人，迎着刺骨寒风、冒着鹅毛大雪，创造了一幅古今中外罕见的群众性治水的壮阔画面。
淮河流域，苏北里下河的兴化县是著名的“锅底洼”的底部，解放前洪水经常从四面八方铺天盖地而来。一九三一年水灾之后，仅一个兴南乡的一万一千多户人家中，饿死的就有两千六百多人，逃荒的达六千七百多户。解放后，兴化人民采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移动了一亿七千多万土方，制服了涝灾。（当地老年人）指着天空说：现在，老天就是把天河的水全倒下来，我们还照样种庄稼夺丰收。
就是这样的劳动者，使用着这样的工具，（使得）旧中国留下的三亿三千万亩易涝农田，已有两亿五千万亩得到了治理。山东济宁地区，为了进一步发展灌溉和航运，需要到毗邻的江苏省沛县境内挖一条顺堤河，并占去沛县五万多亩土地。对于土地并不宽俗的沛县有关社队来说，这项工程将给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上带来很大困难。但是，沛县的贫下中农主动按规划让出了自己世代耕耘的土地。
读过历史的都知道，地主、资本家、官僚政客在水利上从来就是“以邻为壑”、“分割治理”。为夺水发生的诉讼和械斗层出不穷。今天，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上，为全局牺牲局部、为集体牺牲个人、为别人牺牲自己的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有效地保证了我国水利建设能统一安排、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和多快好省。
一九五四年，全球性大水，头号工业发达的美国动用了千万吨钢铁、水泥和大量防汛器材也未能制止洪水闯进第二大城芝加哥。当时，长江之滨的武汉，遭受着十倍于淮河、黄河、海河三河总流量的威胁，江面水位超过一九三一年洪水淹没汉口时的水位一米以上，有的地方、水头高出市区两层高的楼房。二十多万名防汛战上依靠双手，把郊区的陈家山挖成了陈家坪，用三百五十万方黄土和石块把武汉的堤防筑得如同钢墙铁壁一般，战胜了百年不遇的大水。
今天，在我们广袤的国土上，还有半点昔日那种在自然灾害面前一筹莫展的奴隶相吗？完全没有了。正如毛主席早就指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最后这句来自毛主席亲自撰写的、刊登在1958年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号上的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如去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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