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去世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上抹黑主席和共产党的言论一度泛滥。很多一点儿影子都没有的谎言、被按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中共领导人身上，严重影响了中共的形象和公信力，造成了恶劣后果。
比如，如去曾读到过这么一个故事：某当事人说自己在过草地时，身体极度虚弱；所以，当他看到一个红军领导骑着马过来时，就想拉着马的尾巴走一程。结果，却被那个领导一马鞭子将手打开。他说这个领导的名字，叫做康生。
而实际情况是，康生压根儿就没有参加长征。类似的谎言到底有多少，真的很难数清。
关于长征的传言，其中有一种说法称：中央红军主力所谓的长征，其实就只是为了逃命；而所谓北上抗日，更是后来用于粉饰红军亡命天涯的一个借口。
实话实说，如去乍一看到这种观点时，被唬得一愣一愣的。不过，好在如去并不是一个人云亦云的人；接下来，去查找了一些相关史料，弄清了此说法的来龙去脉。接下来，如去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这具体要从1934年4月、中共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广昌失利说起。因为从那时起，当时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博古和李德等才真正意识到中央苏区形势的严峻性，不得不重新考虑红军下一步的出路。
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会议，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出中央苏区，也就是要进行战略转移；不过，当时中共中央的决定都需要报请共产国际批准后才能执行。
驻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埃韦特6月2日，在致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了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必要性，同时也强调了主力转移后、留守的问题，“以防止敌人在没有我方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全面而迅速地占领这些地区”。
6月16日，6月17日，共产国际两次向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沟通战略转移的问题。6月25日，共产国际正式复电中共中央，同意红军主力战略转移。
接到复电后，博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上，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筹划战略转移具体事宜。为保守秘密，在这次会议上并没有公开共产国际的复电内容。
1934年6月底、7月初，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与敌人五次‘围剿’决战”等口号的掩护下，中央红军秘密开始了转移准备和留守部署。
7月份开始，为配合中央红军转移，按照共产国际建议、中央向福建北部地区派遣红七军团，名为“抗日先遣队”，主动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苏区、调动和牵制敌人。
同时，还派红六军团西进湘西，一边寻找红二军团、一边为主力转移探路；另外，还派了程子华去红25军以加强该军领导。
这里，如去想再说一遍，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计划和准备工作是严格保密的；重大决策仅限“三人团”讨论决定，其他干部并不清楚。
之所以这么保密，是因为当时不敢保证瑞金没有蒋介石特务。如果特务将计划泄露出去、让蒋介石知道了，结果势必比广昌失利还惨！
但是，通过前文的叙述，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1934年10月下旬开始的长征，其实早在半年以前的1934年4、5月份就开始秘密筹划了。
即便很多后来成为高级将领的人，当时对此也都完全不知情、不知道中央到底葫芦里想要卖的是什么药。例如，邓小平在后来被问到长征时，就说自己当时只是“跟着走”。
像长征那么大的一场行动，行动中还常常面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危险，行军方向也飘忽不定；队伍里一些人不了解长征的战略目的，感觉队伍东突西围、甚至像没头的苍蝇，于是就认为长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逃命，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现在想一想：一场提前半年开始筹划，整整8万人规模的，有组织、有分工、有步骤进行的集体“逃命”，我觉得，无论如何还是被称为“战略转移”才会更加合适。
更何况，红军还有人员在苏区继续留守。有人说：长征把之前辛辛苦苦打下来的苏区完全放弃，就是慌不择路的逃跑主义。
其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红军主力部队转移前，中共中央对留守苏区的工作进行了非常具体的部署。
首先，留下了项英和陈毅等一批具有丰富斗争经验、深孚众望的重要领导人，其中包括：瞿秋白、贺昌、陈潭秋、毛泽覃、何叔衡、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陈正人、阮啸仙、周建屏等。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不仅能力出众，而且政治立场坚定；在群众与军队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号召力与凝聚力。
同时，中共中央还留下了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约16000余人的兵力。当然，这些兵力和蒋介石调来的二十多个师、几十万大军相比，实力实在是太过悬殊；指望留守的这些兵力保住苏区，实在也不现实。
但是，留守将士成功完成了掩护中央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的使命；这就是胜利。直到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一个月后，蒋介石才醒过神来。
当时，负责清剿中央苏区红军的国民党陆军第八师师长陶峙岳发现红军主力转移后、曾有过一段精彩、而又气急败坏的话：赤匪（即红军）主力西窜，号称为“野战军”出动。此尽匪军欺骗民众之词。其留置赣南及赣闽边境之伪中央区及伪福建军区（即中央苏区），所辖部队，尚达万人。其策略为用游击战术，巩固苏区；并发展游击战争牵制国军之后，使我不能拼力西剿，此其策略之恶且毒也。
通过陶峙岳在这段话中流露出来的挫败感，红军长征到底是战略转移、还是逃跑主义，就能得出明确的结论了。
接下来，如去想再和大家交流的一个问题是：在中共的宣传中，说“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这到底是不是个幌子。
最早说是幌子的，是红四方面军当时的领导人张国焘；事情发生在长征路上，具体是在1935年9月9日的“草地密电”事件发生之后。当时，主席收到叶剑英送来的密电，为避免和张国焘部发生冲突、连夜动身北上。
接着，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就在阿坝召开了所谓“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会场旁边的戏台子上扯着一条醒目的横幅，上面写着“反对毛、张、周、博向北逃跑”。
在会上，张国焘大声进行了“声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私自率领一、三军团向北行动……他们害怕敌人，要逃跑。他们说的北上抗日只是借口、托辞、幌子，想逃跑才是真正的目的。”
随后张国焘另立“中央”，自任“临时中央主席”，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的党籍，并下令“通缉”。
该事件的最终结果是：1936年5月20日，毛泽东、林育英等致电朱德、张国焘等，告之国内外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说：“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和蒋介石…”
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在甘孜炉霍宣布取消自己另立的中央。
红军长征到底是不是为了抗日呢？下面，我们从长征前、长征中、长征后三个阶段来进行分析。
早在长征开始之前的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就发布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书》。
长征开始后，北上抗日一直是红军不变的战略目标。期间，中共中央召开了10多次重要会议，每次会议的主题都涉及“路在何方”的问题，最后的结论都是继续北进。
其中较著名一次是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懋功两河口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强调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和党对红军的领导。
1935年9月，中共中央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连以上干部会议上作形势和任务报告，阐述“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和“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结束。陆定一、贾拓夫在创作《长征歌》中写道：“艰苦奋斗为哪个，为了抗日救中国。”后来，叶剑英元帅感怀赋诗：“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
这些都可以证明，在长征中，红军时刻没有忘记“北上抗日”的历史使命。
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也可以佐证。他说：“红军的西北长征，无疑是一场战略撤退，但不能说是溃退，因为红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无损，其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的坚强显然一如往昔。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
长征全面结束的1936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在庆祝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通电中指出：“我们的这一在抗日前进阵地的会合，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是快要受到我们全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锋队的打击了，证明中国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
“证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国同胞有了团结御侮的信心了，证明正在抗日前线的爱国工人、爱国农民、爱国学生、爱国军人、爱国记者、爱国商人，英勇的东北义勇军以及一切爱国志士是有了援助者与领导者了。总之，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
由此看来，红军无论在长征前、长征后，还是长征进行中，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抗日的决心。那些认为红军长征只是打着“北上抗日”的幌子逃命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