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在押国民党战犯全部释放,这其中就包括原国民党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黄维无疑是顽固的,但似乎也不像大家想的那样“死不悔改”。特赦大会上,黄维作为代表宣读致毛主席的感谢信,他放下原先拟好的讲稿,一番即兴讲话赢得满堂喝彩。

对于特赦战犯,国家的政策是来去自由,想要出国或者去台湾的提供路费,留在大陆的提供工作机会。最后一批特赦战犯中,有10人选择去台湾,而黄维却不假思索地表示,“没什么好考虑的,我早在27年前被俘那一天就拿定主意,如果能出狱,我一不出国,二不去台湾,唯一的愿望就是留在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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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在特赦大会上

不久后,黄维就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室担任文史专员,被选为全国政协五届、六届、七届常委。1980年代,年逾八旬的黄维还参与录制对台广播,呼吁两岸统一,他在广播中说道,“我是罪大恶极的战犯,解放后受到宽大和改造……”

本质上,黄维也是改造成功的典范,不过特赦后的他仍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坚持,就是一个傲娇又固执的小老头。他会因为杨伯涛的一篇《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跟昔日部下大打笔墨官司,也会在受邀撰写一本国军将领看淮海战役的书时,坚持书名要用“徐蚌会战”,不然就拒绝动笔。

在跟杨伯涛的论战中,黄维最终因为对方在另一篇揭露陈诚跟何应钦的矛盾中,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而作罢。那本写淮海战役的书,后来也达成妥协,在书名中用括号说明台湾方面称“徐蚌会战”。但在另外一件事上,黄维却是真正固执了一辈子。确切地说,是关于两个人,两个黄维终其一生都没有原谅的人。

第一个就是被蒋介石集团成为最大“共谍”的郭汝瑰。

郭汝瑰是黄埔五期毕业,算是黄维的学弟。不同的是,郭汝瑰在黄埔期间,思想上便倾向共产党。在北伐的推进过程中,黄埔一分为二,郭汝瑰所在的是武汉分校,这里负责的是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恽代英、吴玉章等著名共产党员都在这里讲课,共产主义氛围非常浓厚。

宁汉分裂后,郭汝瑰受吴玉章指示,回到老家四川,劝其堂兄,川军将领郭汝栋不要跟蒋介石搞到一起。在郭汝栋部任连长期间,郭汝瑰如愿加入了共产党。1930年,郭汝栋投靠蒋介石,在麾下部队中搞起了清党。郭汝瑰虽然没有暴露身份,但因其整天交往的都是共产党员,郭汝栋为了避嫌,将他送到日本学习军事。此后便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直到抗战胜利后,郭汝瑰才通过地下党员跟董必武取得联系,恢复了与组织的关系。而此时的郭汝瑰,经过抗战中的表现,已经是陈诚系统中炙手可热的将领。从那以后,郭汝瑰通过中共地下党员任廉儒,成为党的情报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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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汝瑰

因为有陈诚这棵大树,郭汝瑰在国民党内风生水起,内战爆发后担任了“国防部”第三厅中将厅长。第三厅专管作战,每次蒋介石主持高级军事会议,郭汝瑰都要出来宣读作战命令,他点到谁的名,无论多么高的军阶,都要站得笔直喊“到”。而郭汝瑰处在这个职位上,不但能够及时送出蒋介石的作战方案,更关键的是,还能参与指导并适时“修正”作战方案。这一点可以说是至关重要。

1948年11月10日9点半,蒋介石在黄埔官邸召开高级将领会议,讨论作战计划。就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任命杜聿明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负责指挥作战,并令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两兵团救援黄百韬,加强防守淮河,令黄维兵团由豫南经皖北速援徐州等重大人事、兵力部署的决议。

会后,郭汝瑰立即将作战计划等九种绝密文件交给任廉儒,并叫其马上交给地下党的有关负责人。

此外,黄维兵团的覆灭,郭汝瑰也在其中发挥了一些作用。

黄维兵团由蒋介石的嫡系第十八、第十、第八十五军等编成,装备精良,再由黄维这个陈诚系的骨干将领挂帅,在国民党军队中可以称得上是精兵良将。11月4日左右,该兵团在驻马店附近集结完毕,向徐州进发。“国防部”严令其“不得以任何借口延迟行动。”

对于黄维兵团的动向,解放军统帅部十分重视。毛主席在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的电报称:“使我们担心的是黄的十个师……”因为该兵团前进则可“策应邱。李之突围”,驻守又必然是邱、李的突围方向。因此毛主席下令,让相关解放军部队不分昼夜、不惜疲劳,兼程前进,赶在黄维的前头,正面阻止黄维的前进。

黄维兵团在中原解放军的正面阻击下,行动缓慢,18日才赶到蒙城。19日,中野主力决定打黄维,在兵力部署上采取正面阻击诱其深入。在解放军的打击下,黄维拟改变前进方向,即向蒙城以主力转到怀远附近渡河,与铁路正面的“友军”联系,再向宿县进攻,如此或可出解放军之意外,前进可较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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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

这一意见,黄维发电报向“国防部”请示,却没有得到同意,仍限令其照原定计划攻击前进,以击破当面解放军,迅速赶赴徐州。从黄维兵团当时的态势来看,黄维的部署可以说是改变其被动的一步棋,但这一步棋由于“国防部”的未得同意,而继续陷入被动。最终,黄维兵团被压缩在以双堆集为中心,东西长二十华里,南北长十五华里的下场地区内,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包围圈。包括黄维在内的多位国民党高级将领沦为俘虏。

杜聿明后来在《淮海战役始末》一文中回忆说:“蒋介石、顾祝同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五期毕业,人又矮小,所以我称他为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局面。我想质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同意郭汝瑰报告的这一方案,觉得争亦无益,争吵起来,反而失去了蒋介石的宠信。”

在那之前,杜聿明就曾怀疑郭汝瑰“有问题”,他曾向蒋介石报告,却遭到一顿驳斥。甚至在淮海战役前,杜聿明还跟顾祝同提出,他的作战方案不能让“郭小鬼”知道。但顾祝同反而批评杜聿明:“你不要疑神疑鬼!郭汝瑰跟我来徐州一年多,非常忠实,业务办得很好。”

其实,杜聿明的怀疑不被认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实在太过频繁。杜聿明属于何应钦系统,而郭汝瑰则是陈诚系统的将领,虽然都是蒋介石的嫡系,但彼此间也是矛盾颇深。同属于陈诚系统的黄维,在兵败被俘前,就从未对郭汝瑰产生过任何的怀疑。

淮海战役中,杜聿明原本已经决定放弃徐州,坚守蚌埠。想不到在向蚌埠进军途中,郭汝瑰诱使蒋介石三变决心,改在徐州外围作战,造成军队一片混乱。最终被解放军在移动中分割围歼,杜聿明也当了俘虏。

1981年,杜聿明病重将不久于人世,郭汝瑰到他病床前探望,杜聿明抓着他的手说:“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当时是不是共产党?”郭汝瑰应声说:“光亭啊,我们是属于政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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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汝瑰晚年

杜聿明虽然也没忘记当年的恩怨,但在他看来早已经不重要了,毕竟他跟郭汝瑰也算是殊途同归。只是在临终前,想要证实一下自己当年的判断是否正确而已。黄维则不同,他特赦出来后,直到去世,始终都不愿意见到郭汝瑰。

除了郭汝瑰外,黄维还有另一个不愿见到的人,那就是廖运周。相比起来,黄维对廖运周的“恨”,甚至要更甚于对郭汝瑰。

巧合的是,廖运周跟郭汝瑰还是黄埔五期同学,都是在学校期间接触了共产主义。不同的是,廖运周在黄埔期间,便加入了共产党。在黄埔五期中,还有许光达、张宗逊、宋时轮、杨至成、谭希林等赫赫有名的共产党将军。廖运周后来还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受党的指派,到国民党军队内部做兵运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潜伏生涯。

黄维和廖运周的交往是从1938年的武汉战役开始的。当时武汉会战正酣,侵华日军淞浦师团被中国军队重重包围。处于包围圈之外的日军一部受命向东进攻救援淞浦师团。当这股日军援兵直扑德安时,国民党军第九战区司令薛岳为保证会战战果,全歼日军淞浦师团,除令5个师南下堵口子外,还令防御面过大的守军适当收缩集中。廖运周的六五六团在这样的背景下,随大部队转移阵地,赶往战场前沿。

彼时,廖运周的六五六团刚在茨芭山胜利地袭击了日军的辎重队,缴获了大批辎重和其他战利品。闻知黄维的十八军就驻在附近,廖运周随即带了不少战利品作礼物去拜访黄维。

黄维其人和陈诚一样,对派系关系非常重视,这廖运周虽然与自己素不相识,却是黄埔五期的,属于“黄埔系”,因此也愿意接见。见面后,两人越聊越投缘:首先,廖运周的哥哥廖运泽是黄埔一期生,和黄维同学;其次,廖运周的确是一员猛将,来前刚在茨芭山袭击了日军辎重队,黄维遂对其动了惺惺相惜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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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运周

而廖运周此次前去见黄维,也是怀着一定目的的:当时国民党军中像十八军这样有建制炮兵的部队不多,因此,他希望能向黄维借几门火炮打击日军。得悉廖运周来意后,黄维故意测试了一番廖运周的炮兵科技术知识,结果十分满意,便仗义解囊,借了8门炮给廖运周。

正是凭借这8门炮,廖运周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痛击日军,并保住了此前望风而逃的其他国民党部队丢下的一个军火库,那里储存着上万发炮弹。

在那场伏击战中,廖运周以杂牌军的一个普通团迟滞了日军一个完整的师团一天多的时间,击毁日军20余辆坦克(含部分战车),数十辆载重汽车,歼灭数百名日军,而自己却无一名士兵伤亡,创造了一个奇迹。这场漂亮的伏击战很快便在武汉外围各战场上引起了轰动效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特别嘉奖令,称赞廖团“战果辉煌”。

廖运周一战扬名,黄维也因为伯乐识人而名噪一时,两人关系遂突飞猛进。不久,廖运周在党的指示下干脆脱离汤恩伯投入黄维门下,成为黄维的“心腹”将领。

淮海战役时,廖运周是黄维兵团八十五军一一〇师师长。黄维为保证自己的嫡系十八军和第十军不受损失,将一一○师调归兵团部直接指挥,担任搜索敌情的任务。

1948年11月28日晚,被解放军围困在双堆集附近的黄维召集军、师将领会议,讨论如何突围。在会议上,黄维提出,“我想趁敌立足未稳,打它个措手不及。因此,决定挑选4个主力师,齐头并进,迅猛突围。”

对于黄维的计划,廖运周反应非常积极,他说:“司令官的决策英明。我们师请求打头阵,愿当开路先锋!我们既然能攻占共军堡垒式工事和河川阵地,现在突破他们临时构筑的掩体,当然不在话下了。我请求立即回去准备行动。”黄维没想到廖运周这样支持自己的决策,对他又是夸奖又是鼓励。

除了积极响应外,廖运周还提出一个建议,“4个师齐头并进,我军手中就没有了预备队。我建议用3个师,把第十八军的主力师留在兵团预备队,这样司令官手中就有了机动兵力,可随时策应第一线作战。让我师先行动,如果进展得手,其他师可迅速跟进,扩大战果。”

这一建议可以说是正合黄维胃口,他的本意就是要保护好嫡系,一一〇师所在的八十五军属于桂系,在黄维眼里,就是用来当炮灰的。听了廖运周的话,正中下怀,他禁不住满口称赞:“还是老弟有办法,危难见真心,板荡识忠臣。廖老弟,只要你突围出去,我黄某不会亏待你的。”

为了表示对廖运周的支持,黄维还拿出自己珍藏的白兰地,为其壮行。此外,他还吩咐,坦克、榴弹炮随廖运周调遣,并安排空军配合其行动。

1948年11月27日晨6时整,廖运周率领一一〇师五千余人,冒着寒风准时出发了。黄维不时询问一一〇师进展情况,廖运周则不断向其报告“一切顺利”。

当廖运周开始与王近山等人一起庆祝时,黄维还在信心十足地等待廖运周胜利突围的消息。当廖运周战场起义的消息传到黄维的指挥部时,黄维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良久才反应过来,大骂廖运周不讲义气,是党国叛徒。蒋介石气急败坏,大骂:“娘希匹,又出了一个乱世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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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时的廖运周

其实,当黄维提出突围计划那一刻,廖运周马上意识到这一招很毒辣:虽然黄维兵团已被包围,部队有些消耗,但该部毕竟装备精良,建制也还完整。而解放军立足未稳,一旦黄兵团4个主力师拼力突围,真有让它跑掉的危险。

同时,廖运周也意识到这也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好机会,他记起中野刘邓首长要自己在最有利的时候发挥最大作用的指示,暗想眼下正是机会,必须立即举行战场起义,打破黄维的突围计划。只是当廖运周筹划这一切的时候,黄维完全被蒙在鼓里。

人生有时真是充满了戏剧性。黄维最不愿见到这两个人,却偏偏还躲不掉。黄维晚年长时间担任政协常委,而郭汝瑰也是政协委员,廖运周则是民革中央秘书长。每次政协开会期间,黄维总能见到这两个人。

据黄维女儿黄慧男回忆,“父亲看到这两人总是瞪大眼睛、狠狠地盯住,还梗着脖子不和他们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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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晚年

参考资料

《我们的父亲: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周海滨,华文出版社

《郭汝瑰回忆录》,郭汝瑰,中共党史出版社

《一位值得纪念的人——淮海战役中的郭汝瑰先生》,戚厚杰,淮海战役新论——纪念淮海战役暨徐州解放5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

《潜伏敌营18年的神秘将军廖运周》,王仕琪,档案时空

《红色特工传奇——挫败黄维兵团的“潜伏将军”廖运周》,于继增,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