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子兵法》与《老子》的思维脉络存在着强烈的一致性，二者在军政思想与思辨哲学方面多有关联。二者的军政思想都来自对现实政治军事经验的总结，而哲学理论体现出超越矛盾的思辨特色。《孙子兵法》与《老子》内在精神的一致性，体现出先秦时代背景下军事思想与政治思想的紧密联结，以及中国哲学升华于现实经验之上的思想特色。

关键词：《孙子兵法》 《老子》 军政思想 思辨哲学 孙老关系

作者简介：李秀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后。

文章出处：《孙子兵法研究》2024年第3期

《孙子兵法》（以下简称《孙子》）所开创的无形、无为的用兵艺术在《老子》中得到了哲学层面的提升，促成了《老子》政治哲学的建构。从《孙子》到《老子》，既有道家政治理论在兵家兵学理论基础上的发展，体现了先秦诸子为政治言说的理论目的，也有现实经验到哲学规律的总结，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实践特色。有学者指出，“探讨《老子》与兵家之关系，在我们看来就是一项还原先秦诸子思想发展脉络的工作”。军事策略本来就是政治策略的特殊体现。沿着兵学这一线索，我们可以对从《孙子》到《老子》的军政思想更好地做出分析；而《老子》与兵家关系的背后，更是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发生发展离不开实践经验的特点。由此我们可以更好地回溯与理解从《孙子》到《老子》的思辨哲学。

一、《孙子》与《老子》的关系

在《孙子》和《老子》关系的问题上，学界历来聚讼纷纭。有一些学者将老子的时代置于孙子之前，认为《老子》影响了《孙子》。例如，清人俞樾认为“兵家源于道德”。近人江瑔指出：“老子之言曰：‘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此即兵家饵敌之策也。又曰：‘知其雄，守其雌。’此即兵家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之道也……大抵道家之术，最坚忍而阴鸷，兵家即师其术以用兵。”郭沫若认为《孙子》稍晚于《老子》，“发展了老子的军事思想，为后来兵法家的先驱”。李云章认为，“《孙子兵法》十三篇始终贯穿着老子哲学思想，它是《老子》哲学思想方法论在军事领域的具体应用和卓越发挥”。丁原明认为《孙子》在多方面接受了老子思想的影响，“其‘知胜之道’的‘道’与老子的无形之道有缘；其‘兵者，诡道也’，则体现了对老子若干矛盾范畴的改造和运用；其关于加强将帅气质修养的思想，亦在深层上受到了老子主张的内敛性涵养的启导”。郑良树认为孙子诡诈的行动和思想源于老子。葛荣晋认为“孙武则在老子兵学的基础上，有继承也有修正，使老子兵学更加系统化，完整化，而成为中国兵家鼻祖”。华云刚认为《孙子》继承了《老子》的哲学观念并且开始有了新的意象，继承了《老子》的“矛盾论”并树立了以“取胜”为目的的核心思想。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孙子》早于《老子》，并对《老子》产生了重大影响。李泽厚从兵家思想的理性态度出发，认为中国古代辩证思维源于兵家，《老子》中的有些话好像是《孙子》的直接延伸，《老子》辩证地保存、吸取和发展了兵家的许多观念，《老子》“无为”的政治哲学与兵家“诡道”一脉相承。受李泽厚影响，何炳棣也认为《老子》的辩证思维源于《孙子》，他对比了《孙子•势篇》和《老子》，发现“《孙子•势篇》每一段落的文句和意蕴都能在今本《老子》中找到被汲取改造的凭证”，《老子》中的某些言兵文句也袭自《孙子》。何炳棣之后，尹振环也认为《孙子》早于《老子》，主要是《老子》借鉴了《孙子》而不是相反。受何炳棣影响，韩博韬也认为《孙子》为孙武专著，而《老子》的思想与文本是层累建构形成的，其下限晚于《孙子》的成书下限。徐宇春等从思想发展的脉络做出判断，认为“老子虽不一定受孙子的影响，但以《孙子》为代表的先秦兵家思潮对老子的著书必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本质是彰显了人在理解世界和掌握世界中所展现出的主体性，其表现形式就是‘求智’”。

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阖闾在位时间是公元前514年—公元前496年。孔子的生卒年是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如果孔子确实曾问道于老子，老子或许年长孔子一些，那么孙子和老子大致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但是，汉代的司马迁在《史记》中提供了三个“老子”，说明老子在汉代就已经难辨其人了。因此，孙、老孰先孰后实际上是难以推定的，何况思想的深度有时又与年纪大小全然无关，文本内容与思想流传的轨迹反而能够提供更加可靠的证据。

从文本内部做关联性分析，我们能够看到从《孙子》到《老子》的思维脉络。老子并不是一开始就从宇宙论的角度提出了作为最高规律的“道”，然后居高临下地指挥现实人生的。老子的着眼点是社会现实，是“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事。李泽厚说，“《老子》一书是对当时纷纷扰扰的军事政治斗争，和在这些频繁斗争中大量氏族邦国灭亡倾覆的历史经验的思考和概括”。因此，老子希望从成败兴亡的历史教训中寻求天道的依据，以及终极性的依托，所谓“道”和“玄德”，就是老子对社会人生规律的一种思索，以及对冥冥之中事物发生发展规律的一种追寻。明了于此，我们就知道老子“道”的着眼点并不在于宇宙论，而是现实人生。春秋中叶的两次弭兵会盟之后，中原地区经历了相当长的弭兵时代，晋、楚两大军事集团之间虽然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但他们分别支持的吴、越两国却战争频仍。自公元前584年吴楚州来之战爆发，到公元前473年吴国被越国所灭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吴越地区都处于绵延不断的战争之中。这正是《孙子》《老子》产生的时代背景，而《孙子》产生的直接现实渊源就是吴楚战争。因此，张涅从思想发展的逻辑出发，认为“总结春秋战争经验的《孙子兵法》在前，在春秋战争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再概括发展的《老子》在后更加合理，否则《老子》思想的产生缺乏基础”。

作为一部兵家著作，《孙子》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其关注的焦点是军事战略与战术指导原则，还在于其试图构筑超然于实际斗争经验的战争哲学，且这种哲学极具思辨性。而《老子》之旨，也不仅是从“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中总结出“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自持”的南面之术与修身哲学，还更希望能够从这些成败兴亡的历史经验中找到最终的哲学解答。因此，《孙子》与《老子》之间的关联，不仅体现在二者的军政战略以及社会论观点之中，还体现在二者从战争中得到的哲学总结所达到的思辨高度，几乎形成了中国先秦哲学发展史上的巅峰。

二、着眼现实的军政思想

克劳塞维茨说“军事艺术在它最高的领域内就成了政治”，从《孙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自战略概念产生之始，政治策略与军事战略事实上就已经渗透交融在一起了。兵法之外，《孙子》试图彰显自己的政治思想，某些类同于《老子》的政治主张已肇其端：

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

《孙子》认为“胜可知，而不可为”，但是这一“不可为”是通过强化己方实力而使对方无法匹敌，达于致胜之“形”而无须强为。这种通过“度”“量”“数”“称”“胜”等客观称量单位来衡量战争是否能够取得胜利从而预知事物发展方向的理性精神，几乎成为《老子》“无为”思想的精神实质。《老子》正是认识到“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才会强调圣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即顺任万物之自然，将作用力运用在事物变化之始端而非末端。因此，圣人虽然“无为”，而其“所以为”之事早已在一开始就决定了结果，只需要顺其自然就可以“无为而无不为”。这种“无为”体现在顺应事物的发展趋势，因而一旦洞悉了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就会知道逆势强为往往适得其反，“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在纷纷扰扰的社会大环境中，统治者让万事万物在设定的局限内自发运作，以清静无为的姿态顺任事物的自性而不人为加以干涉。身为统治者，应该如何设定这种局限呢？《老子》将《孙子》中将军治理军队的原则应用于国家之中，治理者“正静”“无为”，而人民复归于“无知”“无欲”：

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将军对待士兵、圣人对待人民，都如同驱赶羊群一样，让被统治者淡化主体的精神及欲望，心甘情愿地成为统治者的棋子，从根本上杜绝统治被颠覆的可能性。将军之事，既是“静以幽，正以治”，亦是“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至于“登高而去其梯”，则多了几分阴谋权术的味道。如果从“正言若反”的角度来理解《老子》，就会发现表面上的“虚无”与“无为”，实际上是“无为而无不为”。正如李泽厚所说：“只有‘无’‘虚’‘道’，表面上似乎只是某种空洞的逻辑否定或浑沌整体，实际上却恰恰优胜于、超越于任何‘有’‘实’‘器’。因为它才是全体、根源、真理、存在。而这就正是君主所应处的无上位置，所应有的优越态度，所应采的统治方略。”统治者居于绝对优越的位置，深谙事物发展规律而将万物变化了然于心，这才是“致虚极，守静笃”的终极意义。

政治与军事的紧密联结，还体现在由民心向背所决定的政治感召力对战争胜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孙子已经意识到赢得民心在夺取军事斗争胜利中的重要性，他将“道”列于“五事”之首，并将“道”解释为“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即为合民心之意。在诸侯都跃跃欲试夺取天下的现实社会中，老子目睹了太多失败的案例，“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认为赢取天下应该依靠道的归依，“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在这一意义上，《孙子》的“道”与《老子》的“道”具有相同的含义。正是认识到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伤害，《孙子》《老子》才会对待战争极为慎重。“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孙子坚决反对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认为战争的目的是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能为逞一时之勇武而陷入战争的泥潭之中，使国力空耗。因此，在孙子看来最理想的战争应该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老子》也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充满了体恤天下百姓的慈悲情怀。出于这种审慎对待战争的态度，《孙子》《老子》希望君主不要因为一时的喜怒而发起战争，而要以“政胜”来赢得天下民心。《孙子》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认为须仔细权衡利弊才能发起战争。《老子》亦称：“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在老子看来，“不争”是一种合于天道的德行，正是由于“不争”，才能居于正义之师而避免杀身之祸，“不敢为天下先”而成为天下的领袖，“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因此，老子的“不争”，实际上是以“不争”的战术来获得战略意义上的胜利。老子虽然强调“不争”，但却不希求“不胜”：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在这里，《老子》使用了一种趋于人格化的表达，“天道”如同一位善谋的智者，不参与争夺而长于取胜，泰然处之但长于谋略，计谋深远广大而不会有所遗漏。归结来说，其实质就是通过“不争”的姿态强化了对战争主动性的把握。基于此，老子的“不争”就成为一种政治手段。例如，按《孙子》所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那么《老子》就是一本“伐谋”之书，虽然没有具体的用兵策略，但充满了对战争意义的探讨以及获取胜利的智慧。

孙子将“诡道”的思想贯穿于整部兵法：“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是一种通过营造外在表象来迷惑敌人，使敌人放松警惕，从而赢得战争胜利的惑敌之术。这种战术在《老子》中得到了承继，《老子》第三十六章体现了鲜明的战术色彩：“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韩非曾用战争之事诠释此章，使第三十六章的主旨得到生动体现：

越王入宦于吴，而观之伐齐以弊吴。吴兵既胜齐人于艾陵，张之于江、济，强之于黄池，故可制于五湖。故曰：“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晋献公将欲袭虞，遗之以璧马；知伯将袭仇由，遗之以广车。故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起事于无形，而要大功于天下，“是谓微明”。处小弱而重自卑，谓损弱胜强也。

在韩非的阐释中，吴兵在艾陵之战中大败齐国，又在黄池会盟中争当中原霸主，其内在实力则被大大削弱，致使表面的强大难以为继，最终在胜利的狂喜中迎来了失败，这正是老子所说的“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虞公不顾“唇亡齿寒”的道理，接受珍玉宝马而为晋献公所灭；仇由国君贪图广车大钟，却为智伯铺平了灭掉仇由的道路，正合于老子所说的“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第三十六章的战争策略与《孙子》的“诡道”如出一辙。正是认识到了“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强大处下，柔弱处上”的道理，老子才以“柔弱”为用兵的致胜之道。“柔弱”并非真正的柔弱，而是将实力隐藏于冰川之下，以柔弱的表象来应对刚强，在紧要之处发出致命一击。正如朱熹所说：“老氏之学最忍，它闲时似个虚无卑弱底人，莫教紧要处发出来，更教你枝梧不住，如张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学。如峣关之战，与秦将连和了，忽乘其懈击之；鸿沟之约，与项羽讲和了，忽回军杀之，这个便是他柔弱之发处。可畏！可畏！”

蓝永蔚指出，《孙子》是春秋时期战略进攻思想的集大成者：“《孙子兵法》所展现的是一支远离本土、深入敌国，‘千里而会战’的进攻部队。”这支部队具有极高的灵活度，“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从而完全把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深入敌国腹地而让兵士在绝境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勇力，“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死焉不得，士人尽力”，从而形成极强的内在凝聚力。《老子》所说的“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则体现了《孙子》《老子》战争观的深层融合。“用兵有言”，表明这句话不是老子的创作，而是借用了兵家之言。在《老子》一书为数不多的战术思想中，这句话的使用格外有意义。这是老子“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思想的理论前提，因为只有“出奇制胜”，才可能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正即是为君和统治阶级的治国不为私而为（无为），不为私事而事（无事），不为私欲而欲（无欲），不为一己权力功名扰民动天下（好静）。”老子希望通过倡导淳化的民风而使人民复归质朴，服从统治。“奇正”是相对的概念，老子却没有对“奇”做过多的阐释，这是因为作为用兵智谋的“奇”是“国之利器”，“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如果“民多利器”，那么国家就会陷入混乱。“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以奇用兵”之“奇”，实质就是用兵的诡诈之道，是断然不能存在于民性之中的。如果从理论渊源来讲，《老子》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很可能源于兵家“以正合，以奇胜”的“奇正”之术，“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的认识源于“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的辩证法则。班固将《孙子》列为兵权谋类之首，又作兵权谋类的小结为“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也可见《孙子》与《老子》在政治战略上的深刻关联。

三、追求超越的思辨哲学

战争往往以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展现矛盾发生发展变化的整个过程，由此引发人们深刻的反思，反思的结果是形成了关于战争的经验总结与生存智慧。《孙子》立意于此，《老子》亦如此。而中国古代哲学正是建构在现实社会经验基础之上的总结，李泽厚认为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应该追溯到先秦兵家，因为兵家擅长“以一种概括性的二分法即抓住矛盾的思维方式来明确、迅速、直截了当地去分别事物、把握整体”。这种“二分法”，使得诸如敌我、和战、胜负、动静、虚实、攻守、强弱之类的矛盾对比在战争的语境中愈加凸显。而孙、老的共通之处在于，在矛盾的“二分法”之上，二者都更着意于某种超越性。

《孙子》中已经有了某些具有超越性的概念。这些概念既有由物质实体基础上抽象而来的“天”“地”，也有具有形而上意义的“道”。《计篇》说：“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顺逆、兵胜也；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顺逆”是指向背，“兵胜”是指五行相胜，

“死生”之说也和兵阴阳不能完全脱离关系，这种界定实际上是深受兵阴阳影响的。李零曾对该句包含的兵阴阳思想有过详细的解说：

阴阳虽包含昼夜、阴晴，但不等于昼夜、阴晴。它是中国古代宇宙哲学的基本范畴，含义甚广，尤与天文历算之学中的时令和方位概念有关。天文历算在古代属于数术，既有观象授时的实用意义，也有占星术的迷信性质，二者很难分开。方技和其他实用知识借用这一概念，也都具有两面性。故前人以“顺天行诛，因阴阳四时之制”为解（曹操注），或以“五行、刑德、向背”为解（杜牧注），原本不误。古之阴阳家说，是以四方配四时，而以天地八风、阴阳消息解释节令变化。即天为阳，地为阴；春夏为阳，秋冬为阴；东南为阳，西北为阴。

由此可见，“天”“地”的概念除了包含时机、地理位置诸要素，还对应着“阳”与“阴”，包含着时日占断和地理占断的具体内容。尽管孙子因竭力反对鬼神而常被归为唯物主义思想家，但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会发现即便孙子也难以跳出兵阴阳思想所划定的时代知识体系。曹操所注“顺天行诛，因阴阳四时之制”，即以阴阳术数理论作为行军打仗的重要参照，体现了《孙子》以“天”“地”规律指导用兵的思想脉络。而《孙子》也深刻阐释了天道循环规律，《势篇》说：“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即天道的运转总有一个周回反复的过程，这使《孙子》可以超越性地把握矛盾，及时预见变化发展的趋势，随之做好战争准备。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孙子》中的“天”“地”概念已经抽象成天地运作规律的总和。

在《老子》一书中，天人规律相互映照的叙述有很多，如“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但是如前所述，一方面老子引据天道是因为老子擅长从成败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寻求天道的依据；另一方面从天道运行的规律来看，天道总是向相反的方向运动。魏启鹏将郭店楚简《老子》中“天道员员，各复其根”的“员员”解释为“圆圆”：“言其圆转不已，周而复始，此即天道环周之旨。”曹峰曾经做出总结：“《老子》的‘天之道’，有些来自对于历史经验的总结，但却将其上升到天意的高度，以强化权威性和说服力；有些是对天地运行总体原理或具体法则的体悟。”而这种对天道运转方式的认知，直接影响到对事物发展总体方向的判断和预测，即事物总是向相反的方向运动，而最终回到其运作的初始。因此，《老子》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正是意识到了“天道”有其超越性的特征，即无论事物如何发展变化，都将“天网恢恢，疏而不失”，难以逃出天道运作的规律。

在战争中，战争双方的对立以最直观的形式展示了矛盾发展变化的过程。《孙子》注重在对战争双方进行透彻分析的基础上灵活运用“形势”“虚实”“奇正”等机变之术以促进矛盾的转化，使局势变化永远对己方有利。“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这些机变之术使《孙子》得以在对立双方之间转换自如，永远充满变化而使敌方难以预测，达到“形兵之极，至于无形”，这便是《孙子》“诡道”的精华所在。吕思勉曾言，兵家“将至变之术，纳之至简之道；又自处于至虚之地，尤与道家之旨合矣”。而如果知晓事物发展变化的关键所在，“至变”就是“至简”。《孙子》认为在战场之上千变万化的根据是敌方的动态，“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因此，在矛盾的“二分法”之上，《孙子》更着意于某种超越性。作为一部兵书，《孙子》的基本精神是“求胜”，但是“战胜”的最高境界并非“百战百胜”，而是“不战而胜”：“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通过对敌我矛盾的辩证思索而超越矛盾本身，寻求另一种解决之道，正是《孙子》的典型思维模式。

《老子》则将语境扩大到整个自然界，所关注的对象也变成了万物运作的动向，“神得一以灵”，“言神得一故能变化无形”，“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 ，“一”是“道”的指称，作为万物运作根本规律的“道”，是圣人治理天下的根本法则。《孙子》所追求的“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的战争艺术之精妙，如同《老子》第四十一章所描述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而所谓“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就是不仅对辩证转换关系本身有了清晰认知，还实现了在纷乱浑沌的表象中由治到乱、由勇到怯、由强到弱的辩证转换。何炳棣指出，这种“纷纷纭纭”“浑浑沌沌”的战争场面如同《老子》中杳杳冥冥的“道”之所象，矛盾双方的辩证转换也合于《老子》“反者，道之动”的运动规律。何炳棣认为《老子》“道”论取意于此，的确有此可能。通过这种变化如神的转变方式，而塑造出一种无形把握有形的超越性力量，实质上就是对矛盾发展变化趋势的预测和把握。《老子》之后的《黄帝四经》则对“天道环周”的运行规律做了清晰表述，并且从中得到了把握时机、争取主动性的启迪，“明明至微，时反以为几（机）。天道环周，于人反为之客。争（静）作得时，天地与之”。“所谓‘时反’，就是天道环周的每一过程中事物朝着自己所处的对立面交换位置的时候，是政治家、军事家由弱转强，由衰转胜，反小为大，反败为胜的机遇。”抓住这种时机，就容易取得战争的胜利。

结语

综上所论，从思想流传的角度来看，孙、老在军政思想与哲学思想方面很有可能存在紧密关联。曾有学者说：“中国传统哲学并不像西方哲学那样作形上和形下的判然分别，总是将自己的思想落脚点深深地根植于现实生活世界之上，其思想视野也是有感而发不离现实的功利实用。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老子》与《孙子》中包含着如此丰富深沉的兴亡体验，以及体恤苍生的人文主义情怀。”以兵学为线索，我们发现《孙子》《老子》在时代与现实背景中切中时要，将极为高超的军事思想与政治策略融为一体，并随着时代发展顺时变化，在流动的思想史中各自张扬，泛起哲学的点点波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