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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互联网，你会见到遍地的“大棋党”，动辄宏大叙事，百年战略，高瞻远瞩……，在他们的描述中，政治家是神一样的存在。
但其实真实的历史中，政治家总是“短视”的，他们总是优先解决当下的问题，3年在政治家的视野中已属于“长期”。
有太多的案例可以说明。
很多在经济上偏右的朋友总是指责欧美政治家玩弄民粹，滥发福利，导致国家竞争力受损和财政缺口，大名鼎鼎的弗里德曼也指责美国的政治家从不听从经济学家的建议，是一群“短视之徒”。
从经济上看，他们也许是对的，但从政治上看，大错特错。政治家要想生存，必须赢得基本盘的支持，而基本盘的利益大都不符合经济规律。
如今的欧美国家大都是普选制，上到富人，下到流浪汉，只要是国民，就有投票权，而穷人的数量总是最多的，候选人要想赢得选举，不能无视大多数的意见，所以投票的结果必然利于福利和放水。
即使在最有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美国，200年的趋势也是大政府和福利，联邦政府的权力不是建国时能比，罗斯福到约翰逊，再到奥巴马，也是一再扩大福利。
即使是共和党人，也不能抵制这种诱惑，小布什时期，美国政府的医疗支出大幅增加，特朗普任内，为了赢得选票，发放了2万亿美元的救济，直接导致后来的通胀。
政治家的第一要务是生存，普选制下生存代表着赢得尽可能多的选票，只代表富人的政治家无法在普选制下生存，这决定了，福利和放水是难以避免的结果，只有在民众完全厌恶这一状态时，才有机会回调（如80年代美国人对税收的厌恶造就了里根）。
在民主国家，你的任务是赢得选票，因为所有人都是选民。在威权国家，则是取悦有力量的致胜联盟，你必须安抚好身边的人，才能保障权力。决策的基准从来不是抽象的经济效率和国家战略。
在古代，这一逻辑更加明显，比如秦末乱世。
在刘邦集团起兵时，萧何的职位和见识都是比刘邦高得多。
当时刘邦是泗水的亭长，亭长是低于县二级的行政建制长官，相当于现在的村长或街道办事处主任。
而萧何是主吏掾，是县令属吏，他和曹参都是沛县有名的权吏。按级别，萧何高，而且萧何有文化，对天下大势的判断比刘邦强，刘邦文化不高，做事都要萧何指点。
但最后，是刘邦当了老大，而萧何自愿居于下辅佐他。为什么？因为政治家最重要素质从来不是专业技能，而是班底和领导力。
1）班底，就是你能不能拉出一群人跟着你，能不能创建一个团队。
2）领导力：简单来说就是敢于决策和承担责任。
这两个条件，萧何没有，刘邦有，刘邦当亭长前就结识不少狐朋狗友，有自己的跟帮，而且平常为人好爽，深得底层信任。刘邦也为人果断，敢担责，在最艰难的情况下都能保持乐观。这些素质萧何不具备。
有了班底和领导力，才能带领团队渡过最初的难关，解决最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有班底你才能行动，敢决断，能担责，才能在最缺乏资源的初期让团队坚持下来。
等团队壮大后，萧何、张良对形势的判断才有用武之地，只有解决了最急迫的生存问题，解决了明天吃什么，才有时间规划未来。这就是刘邦能当帅的根本原因。
搁在企业也是如此，什么人能成为企业家？1）能拉到人、拉到初始资金。2）敢于决断，承压力强。至于什么市场分析、公共关系、战略分析，那都是后面要做的事。
创业的伊始，你首先要找到办法维持企业的基本生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下个月怎么给员工发工资，如果工资都发不出来了，人心散了，还创什么业呢？
所以，真不是什么人都能当企业家和政治家。并不是你判断地准，能看准大趋势和市场需求就能做。企业家和政治家是最务实最接地气的职业，解决的是最贴切、最实际的具体问题，越是初创的集团和企业，就越需要企业家、政治家特质。
理解了这些，你就能理解很多政治家。
比如罗马皇帝为啥竭泽而渔的供养军队，因为军队能决定他的权力，他必须解决军队的吃饭和赏赐问题，要不活不到明天。
为何尸位素餐的勃列日涅夫能稳固权力，而想要改变的戈尔巴乔夫不行？因为前者安抚好了致胜联盟而后者没有，后者将苏联的前途放在了致胜联盟前面。
为何全斗焕突然向民间妥协，答应进行普选，因为美国给了压力，韩国政府的存续一直依赖美国驻军和援助。
大多数政治家总会考虑“生存因素”，尤其是在权力不稳固的时候，只有权力稳固的时候，他们才会考虑一些长远战略。（这种人都不多，大部分人在稳固后就开始享受权力的好处）
也有一些人，会无视生存问题，而去优先考虑长远战略，这种人一般不是创业之主，他们要么是承袭了父亲的皇位，要么是在官僚系统按部就班上来的，没有经过创业过程的锤炼。而突破这一逻辑的人，往往会给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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