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和西方的英雄不同，做出的选择也不同。
很多英雄崇拜来源于神灵崇拜，或者说神灵崇拜和英雄崇拜同宗同源。人们不理解自然现象的时候，会把一些自然现象命名为神，不但有天神、地神，而且还有主管风雨雷电的神。崇拜神灵是为了获得神灵的赐福，获得神灵保佑，有利于自身的发展。也就是说，神灵崇拜是一种功利主义思想的体现，甚至是一种自私的行为，而部落中英雄出现之后，会成为众望所归。因为英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人物，而神灵看不见摸不着，只能在精神层面崇拜敬畏。跟随英雄就可以获得一定的庇护，获得好的发展道路。当然，英雄也不是凭空出现的，英雄的出现有其文化土壤，也有其社会环境影响。东西方的英雄出现之后，文化土壤和社会环境不同，产生的个性也不同，走的道路当然也就不同了。
在统治阶级内部，会宣扬一些英雄人物，除了皇帝自称为真龙天子，就是一些名臣大将被后代人铭记，因为他们都具备安邦定国之志，还会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个人的能力，甚至被记录进史书，配享太庙。这样的英雄人物只是统治阶级内部产生的人物，会受到统治阶级的追捧。而老百姓崇拜的英雄人物，一般都是绿林好汉，要对抗整个体制，对抗官府，对抗邪恶势力，始终站在老百姓一边，为老百姓谋福利。哪怕只是杀人放火，获得了一定的好生活，也是老百姓羡慕的。《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大多都是人们羡慕的绿林好汉，反了官府之后，上了梁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过上了痛痛快快的生活。不料，在宋江的统领下，好汉们要走招安之路。即便被朝廷各个击破，也心甘情愿。也就是说，好汉们跟随大哥宋江一道去做了屈死鬼，却没有几个敢于反抗宋江统治的。而在西方的侠盗罗宾汉却面临不同的境遇，当他有意接受招安的时候，他手下的绿林好汉们就要坚持独立思考，纷纷弃他而去，一个个逃往国外。为什么东西方的英雄们有了不同的选择？
文化不同，社会环境不同，英雄们的思想也不同。宋江出身于衙门，是刀笔小吏，深受体制的影响，也是在体制内充分享受好处的官员。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博一个封妻荫子的结局，要做官，要让后代们都享受做官的福利待遇。而他手下的好汉们大多都是杀人放火的绿林豪杰，甚至杀人无数。如此的队伍，打败了朝廷几次讨伐，却最终走上招安之路，不能不说宋江的内心是复杂的，但他还是要接受诏安，要实现儒家的理想。但他的招安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只有打得朝廷怕了，朝廷才会主动招安，而被招安之后，宋江喝了毒酒，还要找李逵过来一起喝了毒酒，怕李逵在他死后闹事。卢俊义也喝了毒酒，落水而死。吴用和花荣到宋江坟前吊孝，哭得死去活来。哭到伤心处，双双吊死在宋江坟前。如此的悲剧，似乎验证了封建体制的牢不可破，也验证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当时封建体制比较封闭保守，大多数绿林好汉都不读书，不识字，只是要接受知识分子的领导，而宋江就算是知识分子了，应该有长远的目光，应该为弟兄们谋一个好的出路。但是由于他自身的局限性，只是认为被招安才是最好的出路，其实，被招安之后就进入了朝廷设计的陷阱，和高俅他们第一次征伐的时候讨论的计策是一样的。只是要杀了几个领头的，其他的弟兄们就做鸟兽散了。而原来身为朝廷官员的武将们，即便被宋江俘虏了，被招安之后也仍然做了官，却没有被清算，重新回到了体制之内，享受了体制内的好处。
西方的罗宾汉就不同了，被称为侠盗。他要带领手下的绿林好汉和权贵们做斗争，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他们要实现个性解放，虽然也有一定的义气，但罗宾汉有意接受招安的时候，他手下的弟兄们就纷纷弃他而去，逃往国外。因为他们知道一旦罗宾汉被招安，他们就只能跟着去招安，而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权贵们会对他们进行清算，而不仅仅只是让他们享受体制内的好处。西方文化主张个性独立和解放，而不主张思想被禁锢，也不主张被兄弟义气绑架，不主张被权贵役使，也不主张被招安。在危急时刻，他们可以拼命，因为自从做了绿林好汉，就没打算进入权贵阶层，也没打算和权贵们同流合污，而是始终站在老百姓的一方，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即便杀富济贫，也在所不惜。
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兴起，是有其社会历史土壤的。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到哲学、自然科学、文学和艺术领域中的“巨人”影响，都在给人们以思想启迪。由此来看，人文主义的出现也就是历史的必然了。而东方的人文主义似乎并不是那么理想，在官逼民反的条件下，宋江带领众兄弟反了，却最终回归到体制以内，反而接受了权力的制约甚至迫害，人文主义也就荡然无存了。从东西方英雄的不同选择，似乎可以看到人文主义发展的历程，看到社会思潮的不同，看到社会心理的不同，也可以看到经济、文化，政治、文学、艺术等的不同。但无论如何，人文主义发展仍然是主流，关怀人性，尤其是英雄们的人性，需要关怀。英雄们也需要关注手下人的人性，关注老百姓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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