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继续更新。子曰“人生四十而不惑”，本来觉得自己已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岂料仍未逃脱“贪嗔痴”之惑。
今年是我第一次确切感受到自己的人生已进入中年，青春不再、暮气初现，回首四十余年人生路，过去一片苍凉荒芜，未来灯火明灭不定，若求圆满，仍需读书。
【壹】
最近两天重读了余华的小说《活着》。
写不下去就去读，读不下去就去生活。心绪不平静的时候，我更愿意花时间去读那些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文学作品，或小说、或传记，在一个个平凡又典型的故事中试图去寻找人生的答案，让自己再次安静下来。
我很喜欢1993年余华在《活着》中文版序言中写的这段话：
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我听过这首《老黑奴》的合唱版本，犹如唱诗班之唱诵赞美诗，但若这首歌是加拿大老烟嗓莱昂纳德·科恩来唱，相信词曲意境之共鸣会更上层楼。
少年时读《活着》，只读到了一个极其悲惨的故事和一头名字也叫“福贵”的老牛；青年时看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活着》，也只感慨穿行过炼狱的人们生存之艰难；中年再读《活着》却读到了人与世界的和解，以及他们无尽蓬勃的生命之力。
这是一群已经低到尘埃里的生命群像，他们是“贱民”中之最贱者、“牛马”中之渣滓，而正是这样一群命运悲惨到如此境遇的人，却仍然选择顺从、自信甚至乐观地活着，这似乎从另外一个角度回答了我们一直以来都在追问自己的那个问题：
既然所有人都终将死去，为什么我们还要努力活着？
越是底层的人民，对生命的思考越简单朴素。他们从来不会问自己为什么而活着，他们所有的劳作和坚忍，就是活着本身所有的意义。
歌德说：“唯有众生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生活，唯有众生过着真正的生活”，在那些没有被知识熏染的社会角落中，没有人去奋力争取自己之权利，没有人去思考是否获得应有之自由与尊重。被困在土地上就扎根泥土，被丢进工厂里就投身熔炉，被遗弃在路边就安然死去。
那是个荒诞的年代，更是个炼狱的社会，犹如战国争雄、三国图霸、五代更迭，生命真如草芥，裹挟着挣扎在历史之中，成为统治者和高阶族群的草料与养分。
余华将不同的悲惨人生故事集于主人公富贵一身：因抽血而死的有庆、因分娩而死的凤霞、因贫病而死的家珍、因意外而死的二喜、因无法承受侮辱折磨而死的春生……我相信这些典型的故事在不远的几十年前曾在这片土地上真实地发生过，那些早已远去的背影和声音都在老去的福贵的笑容里被消解得无影无踪。
除了家珍在儿子有庆死后对春生有过短暂的怨恨，我们竟然无法在这里找寻到一丝丝反抗与觉醒，满目所见，均是忍受与顺从。
她甚至原谅了春生。
【贰】
活着是一种顺从。
前几年因电视剧《觉醒年代》而读“晚清怪杰”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对其所说中国人“温良”一词深以为然。
辜鸿铭说：“真正的中国人是被驯化了的动物，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式的人性’给人的印象，那就是英语中的‘gentle’这个词，即‘温良’之意。这种温良便是我所说的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智慧——此处所言人类智慧既不是来自推理，又不是源于本能，而是出于同情心——产生于同情的力量。”
余华《活着》里的每一个曾经活着过的人都是“温良”的中国人，如同印度婆罗门之“吠舍”和“首陀罗”，甚至“不可接触”之贱民，这两个同样有着光辉灿烂古文明的国度中，她们的人民都曾如此“温良”地活着，直到如今。
同情心让家珍变得平和，因为她看到了更为悲惨的人生，她至少还是一个仍然活着、可以在泥潭中安静地等待生命自然终结的人，而春生却失去了活着的信心。
但我更愿意称这种同情心为善良，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慈悲，是同一族群阶级的同理心与情感共鸣，而不是逆来顺受的“温良”。
中国自秦汉以来二千年，统治者素以法家治国、以儒家驭民，这就是那个年代新文化运动者们言必称之“孔教”。
自宋明之后，儒家退却、孔教盛行，百姓在孔教的樊笼中禁锢无出，正是辜老夫子在序言《良民的信仰》中所言“好公民的宗教最高义务就是忠诚的义务，不仅是行为上忠诚，而且要在精神上忠诚”，这是其中国人“温良”之基础要义。
辜老夫子是中国清末民初时期真正的保守派和保皇党，回首一百年前，当他在那些西方人面前侃侃而谈中国人的精神的时候，即使这样一位“生于南洋、学在西洋、娶于东洋、仕于北洋”、博学中西的大学者，却不知自己其实亦一直身处“温良”的彀中。
陈独秀和李大钊是反对和抨击孔教樊笼的急先锋，但他们一致认为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否认儒学，他们甚至参与过祭孔活动。李大钊说，“余之抨击孔子，非抨击孔子之本身，乃抨击孔子之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抨击孔子，乃抨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回到当下，儒家所倡导之“修齐治平”的最高理想是否依然可以作为现代中国人的终极目标？我想，两千多年前的曾子所言虽为古士大夫最高纲领，但“修齐治平”无非引导人们努力向上，是一种更为积极“活着”的指引，即使在今天移诸四海百业，皆可为终极追求。
一百年过去了，辜老夫子眼中那些温良的中国人隐约不见又隐约可见，当再翻至《中国人的精神》开头，发现这位老先生好像隐约看到了些什么：
“环顾当今的中国，我们似乎会发觉，中国式的人性——真正的中国人——即将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型的人性——进步的或现代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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