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图书有了明码标价，后面都有定价，供人们自由选择。能买得起的就买，买不起的就只能翻一翻，看一看，摇头而去。按理说图书是文化产品，不应该有定价，甚至应该免费传播，但图书就是明码标价了，被当成商品出售了，甚至上百年都如此，人们也就只能适应了这种需求。
我国古代的图书没有定价，图书购买地叫做厂肆，一般通过讨价还价的方式成交。原来的图书生产一般都是古籍重印或校勘本出版，戊戌变法前后，印厂开始在新书上标注定价。厂肆在卖无定价旧书的同时也卖有定价的新书，等于两条腿走路。虽然图书定价的时候曾引起极大的反响，读者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适应，和厂肆的卖书人吵架、争执，甚至不买了，但这个发源于上海的给图书定价的做法在全国书业得到了推广，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按理说，图书属于文化产品，要传播文化，传承民族精神，是无价之宝，并不能被标注的价格。俗话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可见知识分子对书籍的重视，而且认为读书一定会获得“颜如玉”、“黄金屋”和“千钟粟”。古代的读书人并不多，大多数人都是农民，不读书，不识字，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农民要想翻身得解放，就要花费三代人以上的努力，积攒钱财，供养一个读书人，让读书人去参加科举考试，以此改变家族的命运。但是读书人并不一定能考中，因为科举考试的录取率很低，考官评分的时候带有很大的主观性，要淘汰一大批举子。但是书生们要前赴后继地去学习，去考试，不然没有好的出路，也就不会获得“颜如玉”“黄金屋”和“千钟粟”了。
在古代，知识分子和农民是两个阶层，知识做了他们之间的界限。虽然知识分子并不一定都能考中之后做官，但他们自视甚高，以为掌握了知识就可以懂得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就可以修齐治平，甚至前途远大。其实他们考不中就会变成“百无一用”的书生，甚至被农民们看不起。他们读书带有极强的功利目的，而且书本一定要自己购买，仅仅有钱买书本还不行，还要找老师来教学，不然就不能写好文章，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书本由原来传播知识和文化的工具变成了考试用的工具，其间经历了一个蜕变的过程，也是权力系统作用下发生的改变。不过书本既然流行，就一定会走向市场，会明码标价出售。虽然书本负载的知识和文化是无价的，也是无形的，但书本本身是有形的，是可以被买卖的，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市场的选择。
印刷术出现之后，印刷书本非常方便，让人们能够得到一些喜欢的图书，甚至一些书商可以组织一些作家写作畅销小说，迅速占领市场，以此牟利。书籍有了定价之后，会推向市场，会针对特定人群销售出去。很多文人不得不从了流俗，要写书赚钱，要写文章赚钱，不然就不能很好地生活。他们明知道给书籍定价是有辱斯文的事情，甚至是对文化的一种蔑视，一种亵渎，让知识和文化沾染了铜臭，也就不具备高尚的性质了。但他们毕竟拥有肉体，要吃喝拉撒睡，要有一定的钱财才能谋生，而不能只是“君子固穷”。君子也需要一定的钱来生存，而知识分子们拥有知识和文化，就要想方设法运用知识和文化来赚钱。只要写的文章能够迎合很多人的需要，就会占领一定的市场，销售量扩大，赚很多钱，而印刷商、出版商也会跟着赚钱。于是书籍定价成了市场运作的常态，也成了文人们谋生的一种手段。当然有的文人写的书本非常畅销，赚钱很多，竟然登上了作家富豪排行榜，但他们写的书并不一定在说实话，也不一定在揭露真相，而是在媚俗，让很多人接受，却失去了自己的人格和操守，也就一毫不足取了。而好的图书并不一定是定价很高的书，也不一定是市场畅销的书，而是适合某个人阅读的书。也就是说适合读者阅读的书才是好书，太高雅的往往曲高和寡，太庸俗的往往脏污了眼睛，还浪费了读者时间。
给图书定价，本身就有一些有辱斯文的意思，但是一百多年来都这样干了，人们也就习惯了。可以说，资本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要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当成商品来卖。图书也不例外，本身是有形的东西，负载了无形的知识和文化，有一定的价格，才能形成一定的市场，让人们普遍接受。喜欢读书的人不是借书就是买书，借的时候只是看中了图书负载的知识和文化，却忽略了图书的价格，而买的时候一定要讨价还价，甚至要买很多打折的图书，以为占了便宜。而对于不喜欢读书的人，却认为那些买书的人有点冒傻气，并不值得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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