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历时16天的上海战役取得胜利,标志着上海这颗“东方明珠”完全解放。

当天下午,时任“青州总队”队长的顾准奉命接管上海财经系统,所谓的“青州总队”,是党中央为了顺利接管上海成立的第三纵队,由近2000名财经系统干部组成,下设10个大队,分别接管上海财经系统的各个部门。

顾准作为队长,第一站便来到了上海财经系统的心脏——位于上海市肇嘉浜路的原国民党上海财政局

只不过令顾准没有想到的是,这第一站就碰到了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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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解放军战士将上海财政局团团围住之际,按照顾准此前的预想,财政局内部尚未来得及逃跑的国民党干部必然负荆请罪、束手就擒。

但让顾准没有想到的是,财政局大门打开之际,一位办事人员竟然声称上海市财政局长要单独会见解放军队伍的负责人。

这着实让顾准有些摸不到头脑,心中暗想,一个败军之将竟然如此摆谱,但考虑到上海市财政局的特殊性,顾准不敢轻易造次,略加揣度后,顾准决定去会一会这个财政局长。

来到楼上后,顾准见到沙发上坐着一个面容清瘦的中年男人,乍看之下,一副典型的国民党官僚做派,这让顾准对这个财政局长更添了几分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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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介绍,顾准得知对方名叫汪维恒,还是国民党的一名少将,现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同时兼职上海市银行董事长。

看着汪维恒慢条斯理、不紧不慢地介绍自己的身份,顾准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当即怒斥对方,称对方作为败军之将不知悔改,还在惺惺作态。

谁知汪维恒听后,竟然反将顾准一军,称自己早在1924年起便已加入共产党,已经从事地下情报工作二十多年,见顾准不信,汪维恒也不作过多解释,直接甩下一句话——你把潘汉年找来就清楚了。

要知道,潘汉年可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更是人尽皆知的老革命,当时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汪维恒能够喊出潘汉年的名字,足见其背景的确非比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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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汪维恒所言非虚,他早在1924年1月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接受党组织的委派,前往浙江一带从事地下工作,先后担任特派员、宁波地委书记等职务。

在1925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汪维恒按照组织的要求,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当时跨党工作情况较为常见,汪维恒虽然在国民党内部任职,但仍秘密执行发展地下党组织的任务。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件爆发后,在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大多被迫逃亡,汪维恒因为身份特殊,没有暴露,党组织决定交给他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前往南京,打入国民党的军需界,并就此潜伏下来。

之所以选中汪维恒,是因为他早年间曾在北京军需官学校学习,在国民党军需界有不少人脉资源,能够取得国民党官员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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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汪维恒本以为只是短期潜伏,没想到就此失去了与组织上的联系。

因为当时国民党反对派实行白色恐怖,地下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许多地下党员或是被杀或是被抓,身处南京军需处的汪维恒成为了一座孤岛,始终没有直接人联系他。

要知道,当时那个特殊时期,共产党员并没有党证,因此一旦与组织失去联系,就很难证明自己的党员身份。

尤其是对于汪维恒这样的地下党员来说,本来就只有几个关键对接人知道他的身份,很多地下党员还都是单线对接,所以对于身处军需处的汪维恒来说,处境可谓极其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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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3月,汪维恒找到了曾经在军需官学校的旧相识,时任国民党中央军校经理处长的陈良陈良对汪维恒印象颇好,当即便委任他为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少校军需科长。

此后多年时间里,陈良都对汪维恒照顾有加,后来陈良在上海解放前曾担任国民政府上海市市长,汪维恒也是在陈良的安排下担任了上海市财政局局长。

当然,汪维恒之所以被陈良委以重任,不仅仅是因为二人私交甚笃,更是因为汪维恒为人正直、为官清廉,是国民党内部少有的“清官”。

于是在1930年前后,陈良便将汪维恒举荐给了当时手握四五十万兵马的胡宗南,担任胡宗南的军需官,胡宗南对汪维恒也是十分欣赏,多次提拔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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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汪维恒虽然与组织上失去了联系,无法证明自己是共产党员的身份,但始终在暗中帮助转移共产党人,秘密发展党组织。

直到1938年8月,在李克农的安排下,汪维恒与党组织接上了头,只不过当时的接头人史永并不清楚汪维恒潜伏十多年的经历,而汪维恒自己也无法证明。

1943年,蒋介石撕毁国共合作协议,并且着手秘密剿共,关键时候,又是汪维恒将胡宗南部队的动向传给了党中央,致使陕甘宁边区的党组织没有遭到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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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前后,汪维恒又接受党组织安排,前往台湾继续潜伏,直到1949年4月,接到撤离通知后的汪维恒才回到了上海,再次找到陈良,并且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

汪维恒之所以回到上海,是带着策反陈良的艰巨任务,因为当时上海解放在即,而上海作为经济重镇,能否顺利交接将对后续工作开展有极大影响,所以汪维恒才主动请缨,希望可以说服陈良。

只可惜,陈良最终选择了逃往台湾,只留下汪维恒独守财政局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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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才有了“青州总队”队长顾准与汪维恒之间的误会,还好在联系上潘汉年之后,汪维恒的身份得以确认,顾准也放下了戒心,与汪维恒共同处理上海市财经系统的交接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汪维恒曾先后担任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上海市地政局局长等要职,直到1971年,被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