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有趣的人，寻好玩的答案”。 这里是十点读书创始人林少带来的 聊天文化栏目《我问》。 每期将邀请一个朋友吃饭品茶喝酒，用平等的视角打捞他们的柴米油盐，从不同人的故事中问到不同的答案。 第三期嘉宾是 出版人李昕先生。 当他回顾往事，他说：“我这所谓‘一生一事’，可以打80分。”
“把喜欢的事做一辈子”是一句当代流行语，折射出年轻人对理想事业的期许。
本期《我问》林少对谈的人物，恰好充分践行了这句话，他就是图书行业的前辈，出版人李昕先生。
1982年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随后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从最基础的校对做起，一步步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辑室主任兼社长助理、香港三联书店总编辑、北京三联书店总编辑、商务印书馆特约策划人等职务——
李昕简单专注的职业生涯里，所做之事惟有“做书”二字。
当代文学名家王鼎钧称李昕为“出版家”，他最为人所熟知的“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正是李昕在北京三联时期亲力亲为策划出版，并成为常年的畅销佳作。
鼎公曾说过，“我在海外写作，三十年辛苦不寻常，终于被大陆读者发现，靠出版家李昕先生发掘。”
图书编辑的工作好似“为他人做嫁衣”， 李昕服务与成就过的作家作品不胜枚举。
早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他为青年学者杨义出版150万字《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本，并成功入选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当时杨义不过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此书一出，从此学术道路一片坦途。
80年代末，李昕负责引进李敖的杂文集《独白下的传统》。
他在发行营销时大胆尝试，书封底印上李敖那句著名大话，“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并将新书海报贴满全国几千家新华书店。
结果大卖20万册，顺势在社会上掀起一波“李敖热”。
此外还有齐邦媛的《巨流河》，杨振宁的《曙光集》，杨绛、王蒙的诸多书稿，以及被他自认为策划出版过最重要一本书——
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中文版，这些耳熟能详的图书作品，背后都是李昕努力耕耘的身影。
“我经手过的书，应该超过3000本。”听到这个数字，作为半个同行的林少不免赞叹。
退休之后，李昕也终于写了一本书来总结自己的做书人生，名字就叫《一生一事》。
循着书名，林少也问出普通人对于李昕最大的好奇：
在一生的事业中，不断地成就别人，而自己甘居幕后只做一件事，究竟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几十年前，初入行业的第一堂编辑课，李昕就听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劝退“新来的年轻人：当编辑不要想当官，不要想赚大钱，不要想出大名。
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大学生，他也曾面临许多“机遇”和“诱惑”，出国，经商，进高校任教……但他思来想去，最终还是一门心思钻进书堆里。
“归根到底，我觉得自己在编辑工作中找到了自我，当你编出的每一本书都产生影响，得到社会肯定，引来同行好评，你怎么会不感到自豪？这个工作能一直反馈我激励和鼓舞，所以没有再左顾右盼。”
林少问他，青少年时代影响自己最深的书是什么？
李昕的回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
“一个人的生命应当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是书中主角保尔柯察金的名言，曾激励那一代中国人。
于是林少自然问起，那当你回顾往事，有没有觉得虚度时光呢？
李昕的答案是：我这所谓“一生一事”，可以打80分。
林少：读了《一生一事》才知道您的父亲是清华大学的老师，您从小在清华园长大，书香世家的环境对您后来做出版是不是有蛮多帮助？
李昕：对对，我从小就有一个读书的环境。
我父亲很喜欢文学，所以他买很多书回家，有时候也从清华的图书馆借，我们家几个孩子跟着看，从小就读了不少文学书。
林少：那从小有没有哪本书对您帮助特别大？
李昕：如果说最震撼我的，那我想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讲人为什么活着？人应该怎么活？讲人生不可以虚度，应该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自己、战胜自我等等，带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
林少：这本书里面的名言大家都知道，“一个人的生命应当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现在想来，有没有觉得自己虚度时光？
李昕：我对自己的一生还是比较满意的，做了比较喜欢又有成就感的事。我总结这“一生一事”，基本可以给自己打80分。
林少：那太难得了。因为我们现在选择越来越多，也就很容易换个工作、换个行业，很佩服您。您年少时下过乡，那段时间读书有没有间断？
李昕：老实说那十年还是耽误了。在农村还是以干农活为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干完活已经非常累了。
那种情况下还坚持读书的话，也就读两三个小时，读到晚上10点得赶快睡觉，明早4点还得起来呢。
当然冬天时间比较充裕，我下乡到东北，可以“猫冬”，就是冬天不干农活，利用这个时段我稍微读了点书，《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还有一些外国文学作品。
林少：后来您就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李昕：大学毕业分配的岗位，我非常满意，既符合兴趣，又能够胜任。
林少：书里提到，本来是想调您做行政工作的。
李昕：对对，因为当时一起被分配到人文社的有5个大学生，只有我是党员。
文革以后就一直没有新大学生进来嘛，各个岗位都青黄不接，不仅需要编辑，也需要行政、人事、政工干部，所以就准备培养我当人事处的接班人。
但我来人文社就是为了来做编辑啊，所以我就想办法去争取。我找到当时实际主持工作的屠岸老师，他是一位非常儒雅的知识分子，也是诗人和翻译家。
我就跟他讲，说我知道在人文社做编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做不好可能被“抽底板”漏下去，但我想试试自己才能，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以三年为期，如果做不好，那我就主动报名做行政，你看行不行？
屠岸和我当时在食堂里，俩人端着自己的饭盆吃饭呢。他听我讲完，伸出一根手指，“一言为定”。
就是这句话，我就开始做编辑了。直到今天我都说，屠岸一根手指头就决定了我一辈子，哈哈哈。
林少：后面也有好几次机会，可以去留学，可以去经商，为什么这么多诱惑都没有吸引到您？
李昕：其实心理有一些矛盾的。我在清华园长大，周围一些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改革开放以后很多都出去了。
我父亲教外语，他的国外朋友帮我联系了一所大学，说可以直接去那边，一边研究一边教书。
但我一进编辑部工作就忙得不得了，根本没有时间复习英语考托福，所以就放弃了。
当然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编的书很快就有了好评。比如我编的第二本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很快就成为了高校教材。
学弟学妹来信说，我们用你编的书作教材了，你说这是不是让我有了成就感啊？我还编了王蒙、刘再复等人的著作，都受到好评，就感觉自己在往一个成熟编辑的路上走了。
这种情况下让我放弃，我舍不得，这也是最终没有出国很重要的原因。
至于后面经商什么的也都有机会。不过归根到底，我通过编辑工作找到了自我，这个工作能给我激励和鼓舞，我应该把它做下去，所以就没有再左顾右盼。
林少：王鼎钧“鼎公”给《一生一事》的序言里提到，您是一个特别勤奋的人，这么多年来经手的书有两三千本。
李昕：应该有超过。
林少：那我很好奇，每本书都有各自的专业领域嘛，您是怎么在短时间内快速了解一个领域的？
李昕：还是要多读。如果对要做的书的内容不熟悉，那恐怕要尽快找几本代表著作翻阅一下，了解这个领域的研究达到了什么水平。
这样才可以判断，你拿到的书稿是领先的还是落后的？编辑要恶补知识，给自己找一把尺，去判断接到的稿子值不值得出版。
林少：您一手挖掘了很多优秀作者，成为一名”好的作者“需要哪些特质？
李昕：如果是文学类，那他的作品要有启人心智的思想和震撼人心的感情，他们的作品最容易产生影响力。
林少：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中文版，是您认为自己出版过最重要的一本书。
李昕：对，我记得当时有30多家出版在抢，我们三联用诚意、承诺和品牌影响力，最终取得了傅高义先生的信任。
我们和傅先生商量，怎样最大限度地保护他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符合国内的出版规定。他理解到我们的良苦用心之后，接受了我们的方案。如此而已。
当时三联大概有60多人参与到这本书的各个方面，从编辑、设计、制作到出版，这是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后面确实很成功，首印50万册，第一个星期就加印到80万册。
林少：十年前我当时也买了，虽然很厚，但一读就能读下去，爱不释手。您出李敖的书是不是也碰到蛮多挑战？
李昕：1989年，我拿到李敖的二十来本书，从中选了七本做一个系列，第一本就是《独白下的传统》。那时李敖还没人知道，我想把它做成畅销书，怎么办呢？
当时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影响很大，我就设计了一个广告词，大意是“你读过柏杨就一定要读李敖”，然后印了一万张海报，发到全国几千家新华书店。
结果发行量一下子超过20万本，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次用海报来宣传一本书。
林少：我那时候上小学，对这本书印象很深，因为图书策划很大胆，把李敖那句“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印在封底上。
李昕：哈哈哈，当时好多人批评我不严肃你知道吗？你想，人文社这种正襟危坐的出版社，敢用这种宣传语，我就解释说，这不过就是一句话玩笑，何况李敖白话文确实写得不错，你让他调侃一下又怎样？
林少：后来私下接触，觉得李敖本人和作品有区别吗？
李昕：他是非常机智也非常幽默的一个人。他疑心重，但是有点江湖义气在，一旦他信任你，什么都听你的，所以要合作就要想办法取得他的信任。
林少：那您是怎么取得信任的？
李昕：我和他算诤友，跟他吵过几次，吵完以后他发现我说的有道理，就慢慢信任我了。
他去世前签的最后一份授权书是给我的，希望我帮他安排在大陆的著作出版。
林少：编辑也好，出版社也好，如何与作者建立信任，并且让这种信任代代相传呢？
李昕：出版社的品牌影响力，编辑与作者之间的感情，这两点是最重要的。
一旦取得作者信任，作者也愿意继续和你发展合作，这样就慢慢积累下来了。人文社也好，三联也好，商务印书馆也好，都各自有很多几十年的老作者。
林少：十年前您从三联退休，当时您说，改革开放后出版业高歌猛进的时代“过去不曾有，今后也未必可以持续”，当时您就预感到出版业的危机了吗？
李昕：如果针对传统出版业，确确实实从那时到现在一直在原地踏步。
2014年退休至今，这十年间传统出版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谈不上有什么发展，甚至规模还在萎缩。
像三联、商务印书馆，现在每本书平均印量3000、4000册，我退休的时候还是6000、8000起印。
当然了，网络出版每年都在进步。今天这种多媒体的呈现方式，比起十年前又更加丰富，从这个方面来说，出版业又是进步的。所以它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不能说全是悲观。
林少：那看到大家更多用电子产品看书，而不是看纸质书，您会感到失落吗？
李昕：作为传统出版人，看到纸质书没有太广泛的发展前景，当然会有些失落。但看到新形式出现，从全民阅读的角度讲，我又觉得带来了一些新鲜东西。
林少：您最近一直在做直播，尝试做短视频，对这些新的营销方式怎么看？
李昕：我觉得我是被人推着往前走。2009年微博火，我开通了微博，每天宣传一本三联的书，坚持了五六年；
后来微博做的少了，我开通了公众号，还是讲书；再后来打开朋友圈一看，转发公众号文章的人越来越少，短视频越来越多，那么我也得转型了。
从去年2月开始，我用视频号做一些书的宣传，发现还是有效果的，它的传播量是目前各种宣传方式里最好的之一。
林少：对现在还留在出版行业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给他们？
李昕：今天做出版，比我年轻时困难得多。想要突破这种困境的话，只有用心做书，只有打造精品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我送给青年人就是八个字——用心作书，打造精品。
林少：那给普通读者的读书建议呢？
李昕：希望大家把读书作为给自己补充营养最重要的方式。读书不仅是提高实用技能，更重要的是通过读书塑造人格，修养生性。
不要带着功利读书，不要止步于实用的书，读一些思想性强、虽然看起来没什么用的人文类图书，从长远角度来讲，可能有大用。
作者 | 孙思，《我问》栏目由十点读书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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