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平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本文发表于2024年6月19日陆家嘴论坛会刊

自上世纪六十年起，伴随着经济国际化和美元国际化，全球离岸金融市场崛起并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中的离岸金融业态不断成长。近年来高层十分重视离岸金融问题，要求加快中国离岸金融问题研究和体系建设。中国离岸金融面临新的发展需求与机遇，应加快离岸金融制度创新步伐。

离岸金融是指在境内外相关领域、由非居民包括法人和自然人、企业及金融机构相互之间，以可自由兑换货币开展的金融活动。其所涉及的金融领域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租赁以及理财等，是一种国际化程度很高的金融业态。中国离岸金融则是指在中国境内的特殊领域如自贸试验区，在非居民之间以可自由兑换货币包括人民币开展的金融交易活动；在境外由中资企业和中资银行等法人机构与外资企业与外资银行之间，以可自由兑换货币包括人民币，以及外资企业和外资银行之间以人民币开展的金融交易活动。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和扩大，我国经济的离岸金融成份不断增大。离岸贸易和离岸投资持续增长，离岸银行业务持续开展，离岸债券发行规模大幅波动，离岸人民币交易稳步增加，自贸试验区离岸金融迅速崛起，对我国离岸金融体系尤其是制度建设提出了不断增强的需求，呼唤离岸金融制度创新和体系构建。

时至今日，中国已是全球首屈一指的贸易大国。中国出口已占全球市场的约七分之一。随着交易规模的增大，交易双方均为境外主体、而境内金融主体提供服务的离岸贸易必然大幅增长，需要境内相关金融主体提供离岸结算的功能。全球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通常具有这类离岸金融服务的功能，如伦敦、新加坡和香港，这种功能是主要国际金融中心金融服务功能的重要构成部分。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连续12年位列世界第三，2023年已仅次于美国。中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通常在当地新设法人企业，以独立法人的身份与当地金融机构包括中资法人银行开展信贷、融资、保险等活动。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以人民币开展的投资和信贷活动与日俱增。中资企业的离岸经营和金融活动规模不断扩大，对离岸金融服务的需求持续增长。

中资银行的境内离岸银行业务是中国离岸金融的重要构成部分。自上世纪九十年中期开始，我国已有四家商业银行在境内开展了离岸银行业务，即在境内面向全球经济主体提供包括支付结算、货币汇兑和信贷等在内的离岸金融服务。鉴于监管秉持审慎原则，离岸银行业务范围相对有限，尤其是在人民币主体跨境支付结算后仍不能经营人民币业务，四家银行的离岸业务增长较为缓慢。尤其是2018年美国针对中国加征高额关税和2020年疫情冲击，近年来四家离岸银行业务明显收缩。自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资银行在海外设立法人机构的数量不断增大，成为各国际金融中心经营离岸人民币的主体。

中资企业境外债券发行是中国离岸金融的重要构成内容之一。伴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发展，中资企业离岸债券发行规模曾一度大幅增长。从2014年的1.45万亿人民币大幅增长至2019年的4.44万亿人民币；五年内增幅约为200%，说明中资企业对离岸债券发行的需求巨大。由于疫情冲击、境内房地产低迷和民营经济困难重重，2022年离岸债券发行降至1.31万亿，较2019年大幅收缩239%，虽然市场波动很大，但离岸债券市场的需求发展潜力犹在。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离岸金融发展的重要具体表现。随着人民币跨境交易的发展，全球各金融中心离岸人民币交易规模持续增长。在离岸人民币存款方面，截止2022 年末，主要离岸市场人民币存款余额超过 1.5 万亿元。其中，中国香港市场人民币存款余额为 8357 亿元，在离岸市场中排第一位。在离岸人民币融资方面，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22 年末，境外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国家和地区共发行人民币债券 4838.7 亿元，较2019年增长 21.9%；人民币存单（CDs）发行余额 5264.5 亿元，较2019年增长514.3%；离岸人民币贷款规模保持增长，主要离岸市场人民币贷款余额为 5955.5 亿元。这些数据表明，尽管国际环境复杂性不断上升，离岸金融市场上人民币交易需求总体上稳步增长。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盟以及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人民币被接受程度正在不断提升，中资企业和机构，外资企业和机构越来越多地用人民币进行交易。伴随着人民币作为国际支付结算货币、国际投资和交易货币以及国际储备货币，境外经济主体持续增加人民币资产。截止2023年一季度末，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股票、结算、存款等金融资产总额合计9.87万亿元人民币，是2013年末的3.43倍。伴随着这种趋势的发展，境外经济主体在国际金融中心进行的离岸人民币交易规模正在不断增大。

自贸试验区的蓬勃发展导致境内离岸金融市场迅速崛起。从第一个自贸试验区成立扩展至目前的22个，离岸金融性质始终是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试验的核心内容之一，涉及到离岸交易结算、离岸债券以及离岸租赁等。自贸试验区的交易涉及非居民之间、也涉及非居民与居民之间，居民还在某些业务上以非居民的方式开展交易活动；自贸试验区内既有可自由兑换货币之间的交易、可自由兑换货币与人民币之间的交易，也有人民币之间的交易；既有境内与自贸区之间的交易，也有自贸区与境外之间的交易；还以各种功能不同的账户来承载各类人民币交易活动。自贸试验区内离岸性质的交易方式比较复杂，且还在进一步拓展和繁衍。

我国离岸金融业态的发展对离岸金融体系的构建提出了越来越多和越来越紧迫的需求，呼唤创新和健全离岸金融制度。然而迄今为止，有关离岸金融发展问题，相关方面的意见尚不统一，远未形成共识，因此政策制定存在不小的困难。自自贸试验区开建以来，上海自贸试验区和全国各自贸试验区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有关离岸金融的政策和制度，但尚未形成具有较好覆盖各类业务的体系。从整体上看，离岸金融政策和制度存在许多空白，不利于甚至束缚了离岸金融业务创新和发展。各地自贸试验区有关离岸金融政策政出多门，缺乏统一和规范的政策和制度，离岸金融实践发展步履维艰。当务之急是尽快创新和构建离岸金融政策和制度，以促进我国离岸金融业态规范发展和风险有效控制。

我国离岸金融制度的创新和健全符合金融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离岸金融业态的发展有助于实现金融强国的各项要求。离岸金融体系健全和制度建设有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支持中央银行提升全球金融治理能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人才队伍，构建和提振境内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和层级，增强我国货币当局的国际金融监管能力。

发展境内离岸金融市场是我国全球金融战略的关键环节。全球主要国际金融中心都存在境内离岸金融市场。在外部不确定性不断上升、挑战日趋严峻的环境下，我国的对外贸易、对外投资等涉外经济活动需要金融给予更多支持。而在美元信用江河日下和美元体系日益武器化的影响下，国际货币体系将持续动荡不安，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加快发展步伐并给予有效的支持和管理。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境内离岸金融市场，将有助于我国构建人民币国际体系，更有效地管理境外人民币的流通和交易，更便利地支持中资金融机构在全球开展业务活动，更直接地管理和调节人民币汇率，更有力度地支持中资企业跨国经营，更好地管控国际金融风险。从现实的角度看，我国为全球贸易和投资大国，但与之相关的金融交易较大部分却不在中资金融系统中交易，使我国丧失了这部分本可归属我国的收益。发展离岸金融市场，将会明显改变这种状态，增加相应的国际金融收益。从中长期看，境内离岸金融市场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随着国际经济金融环境日趋复杂化，建立境内离岸金融市场的迫切性与日俱增。

发展我国离岸金融体系健全和离岸金融制度创新首先需要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摒弃墨守成规的思维方式。境外离岸金融体系和制度通常为国际通行规则和所在地的管辖，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加快推进境内离岸金融体系和制度建设。未来需要针对性地改革和创新相关的金融体制机制，积极寻找合理的创新突破口。考虑到离岸金融创新涉及到较为复杂且风险较大的涉外金融领域，改革创新可以以小切口的方式审慎推进，大胆地实验制度型创新。为使改革创新能有效推进，有必要深入展开离岸金融业态的研究与分析，构建相关的统计分析基础性设施。

境内离岸金融业态发展需要获得相应的税收优惠。曾经快速发展的避税范型离岸金融中心以及离在岸一体型的国际金融中心如伦敦、新加坡和香港等，都曾实施而且目前还在实施较低的或很低的税率。我国境内的离岸金融市场虽在境内，但其交易相当部分是面向境外，开展的交易主要为非居民交易。如果没有税收优惠，或税收优惠与国际上差距较大，境内离岸金融业务就难有竞争力或竞争力不足，就难以实现发展离岸金融市场的初衷。因此，有必要尽可能做出与国际水平相等或较为接近的税收优惠制度安排。既然离岸金融是一种业态，就需要有相应的专业法规来进行管理。建议在现有相关法规的基础上健全和完善离岸金融管理办法，使得境内离岸金融业务活动有法可依，依法管理。

在离岸金融发展问题上，上海责无旁贷地应该走在前列。上海已是全球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同时还是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科创中心。上海的金融市场体系较为健全，各类金融业态蓬勃发展；上海又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币资产交易中心，拥有人民币股票、债券和理财等各类产品交易的平台；近年来上海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外资参与的程度在波动中提升，上海拥有不断增加的离岸金融业务需求。上海是自贸试验区发展的先锋，全国各自贸试验区的发展都紧随上海之后，大部分试验区内有关离岸金融业务的创新和制度建设都以上海的实践为参照或在其基础上再做改进。相比之下，作为全国金融研究中心的上海具有较好的专业研究分析能力、业务创新能力、政策制订能力和体制机制改革能力。上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有两家银行在总行开设了离岸银行业务单元，积累了大量离岸银行业务经验。上海应在我国离岸金融业态发展、市场体系构建和制度改革创新中发挥关键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