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干部”时期的毛泽东、周恩来信函，对于反映时代情境和个性特色颇为传神。
1923年至1927年初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活动的范围大致在广州、上海、长沙、武昌等地，他一方面参与组建中共的地方组织，领导农民运动；另一方面也在国民党内主持宣传刊物，宣扬孙中山思想，具有国民党重要干部的身份。
第一封信是1924年5月，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执政委员会上海执行部的短函，内容是：“平教委员会所（按：为‘平民教育委员会’的简称）诸同志：弟因脑病日增，组织部及秘书处事务又繁，平教委员会常务委员势难胜任，恳予准许辞职，另推一人接替。本月常务委员会议请到伯伦同志代理出席。毛泽东。”
第二封信是1925年10月，毛泽东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理部长时写给中央秘书处徐苏中的信：“苏中先生：宣传部管审员张克张同志，因工作繁忙，请求由录事地位升为干事，增加薪水以维生活，是否可行请讨论为荷，此颂，大安，弟毛泽东。”
第三封信则是1926年2月14日，毛泽东写给中央秘书处林伯渠的请假函，信封上注明“报告中央”：“中央秘书处常务委员诸同志：因脑病增剧，须请假两星期，转地到韶关疗养，宣传部事均交沈雁冰同志办理，特此奉告，即祈察照为荷！毛泽东。”
这三封信都是毛泽东担任国民党职务时写给党中央的，他当时负责的工作为请假、提干、加工资等诸事。其字体清晰可辨，大体上都写在行间，但字的霸气依然隐约可见，信中流露着对官僚日常工作的不耐，向党中央请假时用的是“特此奉告”，信封上“报告中央”4个字压在红线上，据心理学分析者认为，这是潜意识里十足叛逆性格的表现。
另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不同时间的两封信都提到自己“脑病增剧”，似乎有头痛的问题，可是过去公开的有关毛泽东健康状况的相关文献，并没有提到这件事。如果未来继续公开的毛泽东信函还有类似内容，说不定就能引出重要的历史线索，因为身体的病痛对于解释人的特定行为始终是重要依据。
此外，周恩来也有信留档。1925年7月28日，周恩来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写给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一封信：“敬启者，党立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副主任之委任，为不发委任状，务祈陈一公函与学校，正式通知此项决议，以便正副主任得以就职任事，至要至盼，此致秘书处诸同志大鉴，周恩来。”
国民党“一大”时，周恩来人在欧洲，任中共旅欧支部书记，因国共合作，又出任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科总务科主任，1924年7月，周奉调返国，11月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封信显示，周被任命此要职半年后一直没有拿到“聘书”，没有任何正式文件可以作为这项任命的法令根据，因此周要求中央秘书处出一份函给学校。
作为日后的中共领袖，周恩来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做事的细心以及调和复杂人际关系的能力，即使年轻气盛的时候，他也已表现出这种人格的特点，放低姿态，坚持底线，争取最大的团结。
毛泽东、周恩来的信函外，早期中共领袖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前写给廖仲恺、张溥泉等人的信，也值得一读。信中说：“弟与仲远兄来津讲演，此间青年倾向吾党的意趣甚浓厚，党员增加率极速，现已超过百人，日内即开选举代表大会，青年学子颇愿多一、二人到广州大会，拟请以于树德兄归于指派之列为荷。诸先生同意，即乞电请总理指派直隶代表三人时，于溥泉、励斋两先生外，并指派于树德先生，而弟之出席可以代他种名义出席，京津代表由津到沪之旅费暂由他项款下借用，又山西太原部已成立，拟赴会，已函令举代表三人并闻。弟李大钊。”
这封广州“一大”前信函并未展现新的史料，不过却生动地反映早年中共革命领袖的某种行动和精神风貌，十分传神。从中共“一大”到广州“三大”大约有两年的时间，中共的发展实际上很慢，李大钊的信显示其主要活动方式还是大学里的演讲，以召唤知识青年为主，对“党员超过百人”也称之为超过“增加率极”，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跟日后毛泽东在农村发动成千上万的队伍，实不可同日而语。这多少解释了，共产国际何以最终决定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求迅速壮大，因为李大钊这批高级知识分子实在很难迅速壮大队伍。
从这个角度看，国共合作确实双方互蒙其利，国民党获得大量武器，建立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和严明的组织纪律，势力一日千里；共产党则开始操作庞大的政治、军事机器，原来纯学者型的党领袖逐渐由真正的行动派和实践者所取代，这样的改变不谓不大。
缅怀伟人。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