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直在读陈寅恪及相关研究论述，其中有某大学博导以讲义编成的《读懂陈寅恪》一书，作者对陈寅恪的家世家学渊源、个人学术成就等阐述和总结都很到位，足见确实下过一份苦功，但其《陈寅恪学术成就论衡》一章评价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时写道：
在书中，寅恪的精辟见解比比皆是。如南明弘光政权瓦解后，钱谦益投降清朝。寅恪认为他臣事贰主，身败名裂，“乃其一生污点”，但又看到，钱谦益背明降清，亦非死心塌地当汉奸，不同于那些汉奸文人之处。钱谦益的不同在于天良未泯，降清不久即有悔意，在柳如是的推动之下，直接参加反清复明的活动。
寅恪对钱谦益降清和后来的反清作了具体分析，颇符一分为二的马列观点，很有创见。
读至此处不禁哑然，这本书有两点是我不能理解和认同的：
其一，作者在书中直接称呼陈寅恪为不带姓的“寅恪”。不仅这一段，全书除少数几处外均是如此，但对其他人又是姓名全称，比如梁启超、赵元任、梅光迪、王国维等。
在我的理解中，称名不带姓一般是长辈对晚辈、师长对学生、或者领导对下属表示亲近的称呼，又或者夫妻之间、相熟朋友、同辈亲戚等等，但晚辈称尊长、下属称领导、后学称前辈有此种情形的还未见过，包括普通人交往似亦当称全名。
所以，如果王国维、吴宓、傅斯年等人这样称呼陈寅恪我觉得没有问题，但不知作者称“寅恪”算不算是一种冒犯？或有我未曾学习明了之来源出处、亦或作者家乡有此风俗而不得知，还请诸君赐教。
其二，对于作者既积极肯定和追捧陈寅恪的学术成就、又以“马列观点”加之于陈寅恪的做法我也很难认同。
1929年，陈寅恪在王国维投湖自沉两周年所撰《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见《陈寅恪全集·金明馆丛稿二编》）”
1953年12月，陈寅恪在给中国科学院的文章《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再明心志：“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并对“俗谛”作出了更为明确之解释：
“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的背景广为人知。1953年，由毛泽东亲自指定陈伯达领衔的中共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成立，随后即决定在中国科学院增设“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三个历史研究所，“确立马列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领导地位”，所长名单分别为郭沫若、陈寅恪和范文澜。
人选名单有了，但陈寅恪此时还身处远在两千公里外珠江之畔的中山大学康乐园（原岭南大学校区，1952年合并），在讨论派谁前往劝说陈寅恪离开中大北上的问题上，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陈寅恪曾经的门生和助手、积极转身的马克思主义者、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汪笺出现了。
汪笺怀揣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与副院长李四光写给陈寅恪的亲笔信，主动请缨踏上了他“光荣”的南下之旅，最终以“被逐出师门”的代价带回了陈寅恪给郭沫若和李四光的回信，以及《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
1953年11月22日，由唐筼（陈寅恪妻子）执笔，陈寅恪向郭沫若和李四光提出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这封信的内容流出后，成为当时学界流传“陈寅恪公开表示不学习马列主义”的源头。
12月1日，陈寅恪与汪笺在康乐园闭门长谈，并由陈寅恪口述、汪笺执笔写下长文《对科学院的答复》，再次明确提出学术研究要脱离于马列主义：“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文中陈寅恪对给郭李所提两个条件做出解释，并进一步阐明自己的立场：
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是后世研究陈寅恪学术思想的重要史料，从后一段可以明确看出陈寅恪本身是极其不愿意北上的，因此才提出这两条不可能被接受的条件。
至此，陈寅恪对“三民主义”、“马列主义”等政治思想的态度，以及他坚持学术研究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宗旨已经非常明确，因此，我不知《读懂陈寅恪》的作者将“马列观点”加之于陈寅恪的学术著作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1958年7月，陈寅恪在当年的运动风暴中结束了他在中山大学的教授生涯，自1926年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至此时，陈寅恪执教三十二年后黯然退出讲坛，从此开始专心写作及整理个人著述生涯。
1961年8月31日，至交好友吴宓来访，陈寅恪以七律《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赠之以示晚年境况：
五羊重见九回肠，虽住罗浮别有乡。
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
钟君点鬼行将及，汤子抛人转更忙。
为口东坡还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
陈寅恪诗集中，“著书唯剩颂红妆”句后有备注曰：“近八年来草论再生缘及钱柳因缘释证等文凡数十万言”。
——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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