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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朝的历史舞台上，回回人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或学术文化上，回回人的地位和作用都不可轻视。在元代，回回人是容易识别的。他们的名字大都是伊斯兰教徒常用的教名(经名)。
回回人很早就和蒙古人接触，其中主要是商人。但也有的商人参加到成吉思汗的创业活动中，如《元朝秘史》中的回回。
又有称为“西域部之族长”的赛夷人札八儿火者，也是早年投往成吉思汗，在成吉思汗败于王罕逃往班朱尼河时，与其共患难。成吉思汗西征前对中亚的通商也是依靠回回商人，而回回商人(使者)的被杀又是蒙古西征的直接原因。
蒙古几次西征后，中西交通非常发达。中亚和西亚的回回人通过各种途径(被俘、投降、经商、求官、应召)大批来华，其中不仅有商人，还有工匠、技师、军官、兵士、教士、贵族、平民、妇女等各色人。其中不少人在政治上取得了较高的地位。
回回商人中也有些因善于经营，得到皇帝信任而进入仕途的。如太宗时的奥都刺合蛮即因扑买中原银课，充提领诸路课税所官。其时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对扑买课税事极力反对，但无效果。这种亦商亦官、以商为官的情况，是元代回回人的一个特点。
中统元年(1260年)四月，立中书省，以王文统为平章政事，张文谦为左丞；七月，立行中书省于燕京，以祃祃行中书省事，赵璧为平章政事，张启元为参知政事。祃祃也是回回人名，《新元史·宰相年表》称其为西域人。
王文统自中统元年执政，至三年二月以参与李璮叛乱事件被诛。在此期间，虽有回回人赛典赤与畏兀儿人廉希宪与之共事，但不掌实权，无所建树。回回人在此期间，反受其压抑。回回人因管理课税财赋等事而借机贪污中饱。从此可知，元世祖即位后，为之经管财务的一般官吏仍以回回人为多。不过此等人权势不大，常受在中央掌权的汉人官僚王文统的制裁。
此辈则在王文统被杀后鸣冤告状，表白其在政治上较汉人可靠。
李璮之叛与王文统的呼应，不能不使元世祖对汉人官r猜忌疑虑，不敢过分相信他们，汉人在政治上的地位因此大受打击。回回人阿合马(中亚费纳客忒城人)恰于中统三年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元世祖且“专以财赋之任委之”，这不应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元世祖有意识地叫他代替王文统主管财赋之事。
这些满足了元世祖对于财货的需求，所谓“世祖急于富国，试以行事，颇有成绩，”因而“授以政炳，言无不从”。阿合马则仗势为奸，专横跋扈，终于引起汉人朝臣及广大人民的怨愤，为益都千户王著等刺杀。阿合马死后，其亲党类多伏诛或罢黜，但回回人的政治地位并未若何动摇。元世祖对善理财者如此眷顾，是回回人得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谓善于理财，除少数人外，多半是向劳动人民巧取豪夺，而掌其事者又不免贪污中饱。因此这些人的命运，或由于劣迹败露与不见成效而被杀，或为其他朝臣攻击以去，或受人民唾骂甚至引起暴动，最后则以“奸臣”恶号载入史册。
在元代，这些“长于理财”的回回人的下场也大抵如此。然而，在元代的回回人中，也有具有理财之长而获得好评得其善终者，那就是赛典赤·赡思丁。
赛典赤·赡思丁，一名乌马儿，《元史》卷一二五有专传，称其为"回回人，别庵伯尔之裔，其国言赛典赤，犹华言贵族也。”赛典赤升中书平章政事后仍兼管钞法。当他升任平章时，政府颁发给他的“制辞”称赞他“两朝眷遇，凡事精勤。常办集于军前，能经营于意外。”这是表扬他“办集经营”也就是筹办军费财务的功劳。
在元世祖一朝中，还有一个回回人麦术丁。他在至元七年阿合马立尚书省时为尚书省参知政事，九年尚书省并入中书，为中书参知政事，十四年升中书左丞，十九年五月阿合马被刺后为中书右丞；至元二十四年桑哥当权时他升为平章政事，直至元世祖死，成宗元贞元年仍居其位。
回回人的得到信任和重用，和他们有理财之长有关，这在元世祖时期还是很明显的。但这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元武宗时，回回势力比较消沉，而当时政府财政困难，钞法大坏，因于至大二年立尚书省以“分理财用”。这一理财机构在阿合马、桑哥当权时曾两次设立，其目的一方面是理财，一方面也是分夺中书省之权，使其办事不受掣肘。当时主持和进入尚书省的，以回回人为多。而这次尚书省的班子却是“以乞台普济(西夏人)为太傅、右丞相，脱虎脱(畏兀儿人)为左丞相，三宝奴(族籍不详)、乐实(高丽人)为平章政事，保八(蒙古人?)为右丞，忙哥铁木儿(拂林人)为左丞，王罴(汉人)为参知政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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