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2月，贺耀组以蒋介石侍从室上将主任的身份，调任重庆市市长，他的夫人倪斐君担任重庆市难民服务团团长，参加了许多抗日救亡工作和进步活动，还公开与中共领导人和进步人士密切往来，尤其是，倪斐君一贯心直口快、口无遮拦，什么话都敢讲，经常有人汇报给蒋介石。蒋介石对此十分恼怒，他把贺耀组叫过去教训一通，贺耀组难免要辩解几句，蒋介石怒斥：“你连老婆都管不住，如何当市长啊?”
倪斐君
这个管不住的老婆早已经对共产党心有所属
倪斐君成为共产党人的朋友，最早得益于共产党人谢觉哉夫妇的引导。
1937年4月，贺耀组出任兰州行辕主任，并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兼任国民党甘肃省党部主任委员，5月即到职。不久，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中共中央即派谢觉哉到兰州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开展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工作。
谢觉哉和王定国，两个人很有夫妻相。
为什么是谢觉哉呢？因为谢觉哉不仅是贺耀组的老乡，而且他俩的关系早就不一般了！
早在1925年底前后，共产党人在湖南宁乡开展革命活动，负责人就是谢觉哉、何叔衡。当时贺耀组担任湖南陆军第1师师长，而贺耀组的父亲贺穆生和谢觉哉、何叔衡是秀才的同榜和好友，谢觉哉和贺耀组也有不少交往。就是在这个时候，1926年初，共产党员刘少奇被军阀赵恒惕逮捕，关押在长沙陆军监狱，准备加以杀害。刘少奇被捕后，共产党人马上开始营救，谢觉哉等人找到贺穆生，请贺耀组帮忙。刚好当时刘少奇的胞兄刘云连、妻子何葆珍，通过另外的关系，说服了湘军第3师师长叶开鑫，谢觉哉请贺耀组出面，联络叶开鑫以及陶峙岳、周震鳞、鲁涤平等宁乡籍党政军要人，联名向赵恒惕保释刘少奇。于是刘少奇出狱了。虽然当时并不知道刘少奇将来怎么样，毕竟贺耀组帮了共产党的忙，这种感情关系是建立起来了。
年轻时的刘少奇
毕竟又到了国共合作阶段，谢觉哉又是德高望重的乡亲，贺耀组对谢觉哉在兰州的一切活动，一律给予帮助和支持。贺耀组亲自到八路军办事处驻地，送给谢觉哉一枚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徽章，作为出入国民党省党部的证件。后来，谢觉哉在兰州营救红军西路军失散人员，贺耀组给予了极大的方便。这些原红四方面军官兵，有的被关押在监狱，有的被罚做苦役，有的则被收编在国民党部队，谢觉哉一旦得知消息，便请贺耀组出面帮忙，贺耀组总是马上下令放人。此外，八路军所属部队在甘肃的补给问题等等，贺耀组也以省政府主席名义，指令有关方面协助解决。在谢觉哉的启发和支持下，贺耀组还做了许多有益于抗战的工作。当时，中共在甘肃庆阳县组织了陕甘宁青边区政府，由袁国平任边区政府主任，贺耀组的亲信、甘肃省保安副司令陈积善也常驻庆阳县西峰镇，两人联合办公，共同整理各县地方团队，组织民兵训练，改组各县社会团体，双方没有出现过摩擦，成为国共合作抗战的一个典范。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贺耀组的帮助。
贺耀组上将
特别重要的是，就在这一时期，贺耀组夫人倪斐君和谢觉哉夫人王定国，两个人成了莫逆之交。
倪斐君不是贺耀组的原配夫人。贺耀组1932年担任参谋次长时，一次因病来到南京康济医院住院，认识了年仅20岁的护士长倪斐君，两人产生了感情。她是浙江镇海人，父亲是个商人。小学毕业后，父亲把她带到上海，把她送到上海郊区一所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女子中学读书，后考进吴淞镇中国公学附属中学学习，毕业后到南京康济医院工作。贺耀祖了解到倪斐君准备和另一位女同学在南京开办良友产科医院，贺耀组慷慨解囊全力相助，还帮她进入上海东南医学院深造。因为这时候贺耀组已经娶妻生子，又比倪斐君大23岁，所以家人不同意她与贺耀组结婚。但爱情是无法阻拦的，1934年倪斐君与贺耀组结婚，婚后倪斐君自立门户，不与贺耀组的发妻同住。贺耀组出使土耳其时，倪斐君跟随出国，并周游欧美，视野眼界更加开阔。
而王定国1913年生人，1937年才24岁，却是跟随红四方面军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具有丰富的革命经验。谢觉哉夫妇和倪斐君相识后，对倪斐君影响很大，实际上本来倪斐君对政治活动并没有什么兴趣，是在谢觉哉的引导下，她开始走出家门，担任了甘肃省抗日后援会主席，由此走上政坛。当时兰州特务很多，只要抗日人士有危险，她就挺身而出，以省主席夫人身份进行保护救援。王定国跟她一起在甘肃抗日后援会工作，积极支持帮助她开展活动，一起搞慰问、募捐、收容难民和儿童，创办《妇女月刊》，开展抗日爱国宣传。工作生活中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深厚，倪斐君思想日益进步，以至于明确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可能是因为考虑到统一战线工作更需要她留在党外，当时还没有批准她的入党申请，但从此以后，倪斐君对共产党的许多要求是有求必应，做了大量有益工作。
那么，倪斐君政治上表现得如此亲共，蒋介石对贺耀组夫妇没有疑心吗？他怎么那么信任贺耀组的呢？这也得从头说起。
蒋介石为什么对贺耀组深信不疑
贺耀组，原名贺耀祖，字贵严，1889年5月13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贺石桥，16岁时考入湖南陆军小学，3年后考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不久被保送至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在日本受到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贺耀组受同盟会派遣，回国投身辛亥革命。1912年9月，在黄兴资助下，贺耀组再度赴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1月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0期学习。贺耀组的这个学历背景，也是他受到蒋介石器重的原因。
北伐前夕的蒋介石
1916年5月，贺耀组27岁，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到湖南，由湘军团长唐生智介绍，省主席赵恒惕安排贺耀组在湖南陆军暂编第1师第1团担任中校团附。1917年，团长梅祖敏去职，贺耀组升任团长。据说当时赵恒惕称赞贺耀组“才气过人，宜于带兵，可将一个师。”因为得到赵恒惕的如此重视，贺耀组三年一个台阶，1920年5月晋升为第1旅旅长，1923年10月当上了湘军师长。
在北伐之前，贺耀组就被称为湖南的“开明师长”。1926年北伐军起，贺耀组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他任独2师师长，次年升任军长。由此，贺耀组成为蒋介石的麾下，并且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1928年，蒋介石任命他为国民政府上将参军长，1931年12月，蒋介石下野，他事先将贺耀组调任军委会参谋本部代理参谋总长，以备东山再起。五个月后，蒋介石复职，贺耀组被任命为参谋次长。在这期间，蒋介石对贺耀组几乎是言听计从。1935年蒋介石委派贺耀组任驻土耳其公使，1937回国任兰州行辕主任，1938年，贺耀组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上将主任兼军统局长。1939年，贺耀组出任驻苏特使。1942年至1945年，贺耀组分别出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重庆市长等职。
从贺耀组的这些经历来看，基本上从参加北伐起，一直是蒋介石的得力干将，打仗战绩不凡，从政坐镇一方，出使不辱使命，尤其是能够担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重庆特别市市长的人，一定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人之一。“管不住老婆”，能算什么过错呢？
当然贺耀组也曾多次劝阻倪斐君的一些做法，但她不以为然，贺耀组发脾气，她置之不理。娶了那么年轻漂亮的老婆，他只能容忍她的任性吧。1940年4月，贺耀组被蒋介石调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直接在蒋身边，倪斐君更加活跃。一次，宋庆龄举办抗日募捐舞会，倪斐君巧妙地把价格最高的那张荣誉募捐券卖给了立法院院长孙科。孙科平时一毛不拔，这次被迫为抗日“出了一次大血”，轰动一时，也让倪斐君的泼辣个性出了名。
当然，倪斐君的亲共嫌疑蒋介石并没有轻易放过，他亲自派何应钦作了调查。何应钦与贺耀组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但既然蒋介石要他调查，他只能应承下来。
何应钦
有一天，何应钦来到贺宅找倪斐君谈话，他对倪斐君说：“有人怀疑你受了共产党的骗。人言可畏，我是贵严的好友，我为你担忧啊。我劝你赶快加入国民党，以你的能力，加上贵严的威望，将来当上中央委员也不成问题。”倪斐君的回答再次显示了快人快语的性格：“首先请你放心，我不是共产党员，我要是加入共产党，以我的性格，肯定要跟贺耀组离婚。我干的是抗日救亡工作，有时与共产党人来往，你们不也经常和共产党人来往吗？这是工作关系，抗日的需要。你劝我加入国民党，我看一些老国民党员辛苦了一辈子，连吃饭都成问题，我还入什么国民党。要是我靠贵严的关系当什么中央委员，那我也成了依靠裙带关系的人，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老谋深算的何应钦哭笑不得，只好尴尬离去。
随后，国民党当局通过贺耀组劝倪斐君加入国民党，遭到断然拒绝，贺耀组也无法强求夫人。倪斐君拒绝加入国民党，表明她在思想上更加靠近了共产党。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贺耀组成为“我党挚友”
1945年8月，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到重庆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由延安飞抵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事先，谢觉哉给贺耀组写信，请其保护毛泽东的安全。毛泽东抵达重庆时，贺耀组专程去机场迎接。和谈期间，贺耀组十分关心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重庆的安全，多次严令有关方面加强保安措施。毛泽东、周恩来一道拜访了贺耀组。贺耀组作为回报，经请示蒋介石批准，以重庆市长身份，设宴热情款待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并请孙科、吴铁城、张君劢、曾琦等人作陪。宴会后，贺耀组还安排了一次小型湖南同乡见面会，原定只有10数人参加，岂料消息传出，众多的湖南老乡争先恐后赶来赴会，人数达二、三百人，这一举动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贺耀组暗中为毛泽东等人的工作提供了许多细节上的方便，被周恩来亲切地称为“我党挚友”。
毛泽东在重庆的活动中，有几次接触到倪斐君，其中8月31日他在下榻的张治中住宅桂园，接见了柳亚子、王昆仑、曹孟君、倪斐君等，稍后毛泽东又在桂园邀请各妇女团体代表召开座谈会，倪斐君代表中国妇女联谊会出席。1945年，倪斐君和邓颖超、李德全共同发起组织了“中国妇女联谊会”，她以发起人的身份积极团结各阶层妇女，成为我国妇女运动的领导人物。
当然，贺耀组作为“我党挚友”，并不只是在毛泽东赴重庆这一时。1938年12月，周恩来夫妇来到重庆，一时找不到住处，倪斐君得知后，立即找到曾家岩50号房主磋商，说服他将一、三楼房间腾出，给周恩来夫妇居住。而且周恩来夫妇与倪斐君任团长的难民妇女服务团同在一幢楼内办公，楼上楼下经常接触，倪斐君受周恩来夫妇教育影响的机会也就多了。曾家岩今天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重庆市的著名旅游景点，也有倪斐君的一份功劳。
当时倪斐君经常要求贺耀组以重庆市长身分出面解决难题，如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外文化联络社”是她请贺耀组批准备案的，夏衍组织的“中国业余剧社”也是由她请求贺耀组批准免收娱乐税的，她还请邓颖超、李德全、于立群等女界名流到家里作客，这些人成了贺市长家里常来常往的尊贵女宾。1943年6月，倪斐君创办了重庆产院，这一经历对新中国时期倪斐君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贺耀组终于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
贺耀组在任侍从室主任时，曾经受周恩来之托，为一架运药去延安的苏联飞机批准放行，这件事让蒋介石非常恼怒，免去了他侍从室主任的职务，这是对贺耀组的很大打击，但很快又任命他为重庆市长，结果在市长任上，贺耀组仍然与共产党过从密切，为共产党提供了不少方便。抗战胜利后，1945年底，蒋介石国民党还都南京，贺耀组被要求继续担任重庆市长，显示最终于失宠于蒋介石。贺耀组辞去重庆市长等本兼各职，挂着陆军上将的空衔和中央监察委员之职，迁居上海，赖其旧部、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的关照，住在上海施高塔路190号一所三层楼房的寓所内，静观局势的变化。
但是，倪斐君这个时候已经被国民党特务特别关注了，高层对贺耀组施压，倪斐君不听丈夫的劝阻，贺耀组只好提出离婚，倪斐君也准备离婚。恰巧这时候邓颖超在上海，对她说：“你不要离婚，不仅要争取贺耀组，还要考虑六个孩子的前途。”邓颖超的意见打消了倪斐君的离婚之心，贺耀组也在亲友们的批评、劝导下后悔了，一再向倪斐君道歉，夫妻俩又重归于好。倪斐君为了缓和家庭矛盾，又去上海东南医学院继续学习深造，1948年夏毕业，后到国民党第二联勤总医院工作。
由于劝说汤恩伯起义不成，贺耀组准备逃往香港。就在渡江战役打响之夜，贺耀组将蒋介石历年授予他的金质、银质勋章全部捣毁，还把刻有“耀组”二字的图章磨毁，决心以后不再用此名，改以字行，对外用“贺贵严”一名。他和倪斐君商量，决定她秘密留在上海当保姆，自己只身出走。
1949年4月24日，贺贵严从上海乘机飞抵广州，以商人身份登记住在一家小旅馆，但还是被特务发现了，立即报告给当时任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长的何应钦。何应钦立刻派人通知贺贵严去参加一个会议，“共商时局”。贺贵严知道去了凶多吉少，就推辞有病，不能参加，并立即离穗。5月2日，贺贵严到达长沙。此前贺贵严就和程潜、唐生智等湘籍高级将军就交换过意见，大家一致决定弃暗投明，站到人民一边。程潜竞选副总统失败后，回到长沙出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暗中准备起义，唐生智也从家乡东安来到长沙，发起领导湖南人民自救运动。贺贵严到长沙，即与程潜、陈明仁一起密谋起义的准备工作。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白崇禧率部败退长沙。程潜在白崇禧的逼迫下，不得不以出巡名义，暂时走避邵阳。贺贵严也改变原定计划，化装成商人，秘密经粤汉路赴港。8月4日，程潜、陈明仁等30多位国民党高级将领通电起义，湖南宣告和平解放。8月13日，贺贵严在香港与黄绍竑、龙云、刘斐、刘建绪、李默庵等44人联名发表了反蒋起义通电，表示脱离国民党，站到人民一边。这个通电声明让蒋介石大为震怒，派特务到香港要暗杀贺贵严等人，中共方面早有警觉，周恩来指示有关人员进行保护，后将其护送到华北解放区。1949年冬，贺耀祖来到北京，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并设宴招待。因为贺耀组曾经出使苏联，毛泽东也请了苏联大使罗申，毛泽东向罗申介绍说：“贵严先生和我们是老朋友了，他在重庆请我吃过饭，今天算是我们回请吧！”谢觉哉也和贺耀组见了面，两个老朋友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一起。
1949年5月，倪斐君在上海迎接解放。8月25日，倪斐君被周恩来指定以宋庆龄的秘书身份，陪同宋庆龄一起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8月28日到达北京。周恩来征求了倪斐君的意见后，任命她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和中国红十字会副秘书长。为了表彰她的工作，毛泽东亲自把她请到家里做客。贺贵严到北京之后，终于和妻子团聚。见到妻子后，贺贵严高兴地对倪斐君说：“是你把我引向了革命道路……”贺贵严到北京之后，毛泽东也请他到家里做客，长谈了两个多小时。
民革中央常委贺贵严
当年11月，贺贵严在北京参加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即民革二大），当选为民革中央21名常委之一。后连任第三、四届民革中央常委。12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在汉口成立，贺贵严被安排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交通部部长，1953年2月兼参事室主任。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并兼任全国政协地方政协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期间，贺耀组积极参政议政，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交通建设、改进政府工作、发展统一战线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不少建议被有关方面采纳，成为一名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真诚朋友，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的肯定和赞扬。
倪斐君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报名参军，担任了东北军区总医院副院长。后来在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中国红十字总会副秘书长的任上参加了许多外事活动，1954年作为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成员赴日访问，她先行赴日本打前站，为打开中日关系立了首功。她在担任全国妇联第二、三届执委和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期间，还作为中国妇女代表团和全国人大代表团成员访问苏联、越南、柬埔寨、缅甸以及东欧一些国家，成为一名外交活动家。1958年4月，倪斐君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来的梦想。
1961年7月16日，贺贵严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73岁，骨灰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1966年“文革”开始后倪斐君家被抄，自己被隔离，9月的一天，倪斐君以死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年仅55岁。1978年平反昭雪。
参考文献：
萧志华、,施裕文：中共“挚友”贺耀组，湖北文史资料.2001-06
周德民：贺耀组三走光明路，红岩春秋.1995-10
任承：一片冰心在玉壶──记原中国红十字会副秘书长倪斐君，中国统一战线.2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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