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国是中国古代西南地区的一个民族政权，存在于公元前278年至公元前109年，领土范围主要包括今天的云南省中部和东部地区。从《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历史文献记载、考古发现等可看出，古滇国与中原地区有着广泛而深远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这些交往交流，推动了古滇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变革。
政治交流
加快地方政权融入一统
在中原政权介入云南之前，云南一直处于部落制形态，不具有成熟的政权形式。《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这里的6个“以什数”说明那时的云南具有许许多多大小不一、总体不大的部落；“有邑聚”说明一些地方已经有了较大的聚居区（小城邑）；而“毋常处”说明更多地方还处于迁徙状态。而中原政权的直接介入，才促成了古滇国政权的建立。
公元前278年，楚国大将庄蹻率军攻占滇池地区，建立了滇国。滇国在庄蹻的统治下逐渐发展壮大，成为西南地区的一个强大政权。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遣将军郭昌率军攻占滇国，并在这里设立了益州郡。《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述了这一情节：“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从此，滇国作为西汉的地方政权，纳入了中央王朝的政治版图之中。这是云南地方政治变迁、制度变革的重大转折点，加速了古代云南政治制度的“中原化”进程。在益州郡刺史与滇王共治时期，古滇国的传统政治形态加速演变，与中央王朝的政治冲突日趋激烈，最终造成了古滇国政权的消亡，使其完全融入了“大一统”之中。
经济交流
促进古滇国地区快速发展
经济落后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交流活跃，必然推动落后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这是历史的规律。古滇国与内地的经济交往主要体现在贸易和移民两个方面。
在贸易方面，陆路是主要贸易通道。早在秦孝文王元年（公元前250年），蜀郡太守李冰招募劳力开山采石，修筑巴蜀通滇道路（僰道）。由于工程难度太大，仅修通从成都到宜宾的道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派遣常頞续修，并把道路扩宽为五尺，沿朱提江上溯，经今盐津、大关、昭通、威宁、宣威至曲靖，全长2200余里，史称五尺道。后来西汉又对五尺道进行了续修加宽。这条五尺道作为连接云南与中原的“血管”，在经济文化交流、贸易往来、国家统一治理、民族融合等各方面全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五尺道也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西线的一部分，贯通了云南与南亚东南亚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
滇国以丰富的资源与中原地区进行贸易往来，如铜、锡、玉器、陶器以及牲畜、土特产等，中原地区则向滇国输送了丝绸、铜镜、弩机、铁剑、玛瑙等各种生活用品和手工艺品。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的殷商时期青铜器，其铜料产地有的就来自今云南东川、会泽等地。
滇国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贸易多通过四川进行。四川是长江中上游最早开发的地区，到了西汉时期，四川已以富庶闻名全国。《战国策·秦策》记载：“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巴蜀与滇地地理毗邻，又有交通相连，四川的商人早就开启了两地以物易物、以有易无的商业旅程。1982年，在今昭通市东郊汉墓出土了西汉开始发行的“五铢钱二千二百枚”。此外，云南其他地方还有西汉时的货币出土。这表明，当时两地商业往来十分频繁。
滇国与域外的经济贸易交往不仅局限于中原地区，甚至扩展到了国外。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西域归国，向汉武帝禀说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邛竹杖、蜀布。这些中国商品，就是从云南经缅甸、印度交易到大夏的。这是南方丝绸之路早已存在之明证。
在移民方面，滇国地处偏远、人口稀少，中原地区的人民不断涌入滇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滇国的经济发展和生产力的提升。
文化交流
推动文化多样性和共同性的统一
从出土文物可以看出，古滇国与中原地区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交往，下面列举部分古滇国的出土文物加以说明。
海贝：据钱币学家彭信威研究，亚洲、美洲、非洲和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曾使用海贝作为货币。1955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古墓中发掘了数量庞大的海贝。专家们认为，此海贝来自印度洋和太平洋水域，这或可佐证云南很早就与沿海和南亚东南亚地区有着交往。 铜鼓：这是古滇国的一种重要乐器，也是战争中的重要礼器。这些铜鼓的鼓面上装饰着精美的图案，反映了滇国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特色。铜鼓最早出现在中国南方地区，后来传播到了南亚东南亚等地。从考古看，中国南方铜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商周时期，铜鼓开始在南方地区流行，并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礼器和乐器；秦汉时期，铜鼓的制作技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形制和纹饰也更加丰富多样。古滇国的铜鼓和其他地方发掘的铜鼓共同成为古代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确实存在联系。虽然不同地区的铜鼓在形制、纹饰、用途等方面可能存在一些差异，但它们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铜鼓的形制可以分为鼓面、鼓身、鼓足和鼓耳等部分。鼓面通常呈圆形或椭圆形，鼓身通常呈圆柱状或扁圆柱状，鼓足通常呈圆形或椭圆形，鼓耳在铜鼓的两侧，通常呈圆形或椭圆形，每个部分均有各种纹饰和图案，常见太阳纹、云雷纹、几何纹、动物纹、人物纹等。从不同地区铜鼓的形制、纹饰和图案等细节可以探寻出，各个地方是存在文化交流交往的。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铜鼓 资料图 贮贝器：这是古滇国特有的青铜器，因其外形酷似“马镫”，也被称为“滇式马镫壶”，用途相当于今天的储钱罐。这些贮贝器上装饰着各种精美的图案和灵动的人物，有结髻的滇族人、编发的昆明族人，从服饰面容等还可以看出有北来的氐羌人、南来的越人、西来的濮人，甚至有南亚和西亚人等，反映了古滇国与国外地区存在广泛交往。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 动物搏斗铜贮贝器 资料图
古滇国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过程。这种交流不仅丰富了云南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也促进了文化共同性的形成和演进，推进了云南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进程。
政治、经济、文化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古滇国的对外经济往来推进了经济的发展，为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与中央王朝政治融合的过程，又反过来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文化交流带来的文化进步也为政治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条件。三者相互促进，推动了古滇国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虽然受历史条件的影响，当时古滇国与中原地区的交流是有限的，但古滇国时期却成为云南与中原地区加快交流和融合的新起点，开启了云南发展进步的“闸门”。
（作者单位：中共玉溪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
作者 张兴林
责任编辑 吕世成 陈洁
责任校对 杨飏
主编 武熙智
终审 编委 李荣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