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土耳其3-1战胜格鲁吉亚的时候，整个德国都陷入了疯狂。多特蒙德的威斯特法伦球场被红星月旗、红白T恤、居莱尔和恰尔汉奥卢的球衣涂成鲜艳的海洋。
从柏林到科隆，从汉堡到埃森，数十万的土耳其球迷游行狂欢，庆祝自己1200公里外的另一支国家队取得8年来的首场欧洲杯胜利。
土耳其中场尤素福-亚兹奇说：“当我们身处德国，我们真的感觉这里是我们的主场一样。”
对于这一点，因伤未能参加本届欧洲杯的后卫卡巴克早有预料：“有很多土耳其人生活在德国，等到欧洲杯的时候，那里土耳其球迷的数量会让人感觉我们是主办国。”
不过，这群土耳其球迷中绝大多数人的身份，是德国公民。
早在2020年，就有多份调查报告显示，德国超过700万居民拥有土耳其护照或土耳其血统，是土耳其的海外最大分支，其中三分之二都定居德国20年以上。而让这个信仰、文化、政治观念都与老欧洲差异明显的群体安心融入德国社会的，除了肉眼可见的经济引力之外，足球当然是最好的文化认同抓手。
从1996年帮助德国队赢得欧洲杯冠军的默罕默德-绍尔，到如今2024年的德国队长京多安，土耳其血统的德国名将不胜凡举。本届欧洲杯上，德国队也有三名土耳其后裔，除了京多安之外，还有埃姆雷-詹和丹尼兹-翁达夫。
据不完全统计，如今在欧洲主流联赛踢球的土耳其裔德国球员更是多达67人，而土耳其队包括恰尔汗奥卢在内的5人也都生于德国，足见两国关系之复杂交错。
德籍土耳其人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16世纪，奥斯曼和奥地利的战争持续了几百年，在波兰翼骑兵扼住奥斯曼扩张的势头前，有上千名土耳其战俘和原住民被迁到现在的德国境内。得益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影响，这群“异教徒”在西欧境内平凡地生活，不至于挨十字军的刀。
到16世纪，走先军路线的腓特烈大帝不拘一格笼络兵源，当时土耳其战士的骁勇还牢牢刻在欧洲人的记忆里，于是腓特烈大帝大手一挥，把上千名土耳其雇佣兵拉进军队，甚至为他们修建了清真寺。
几百年前的种子在异国生根，自然有时间助其发芽。两国自此保持着长期暧昧的关系，土耳其直到1945年4月才匆忙向德国宣战。二战期间，德国本身就损失了四成人口，战后又被柏林墙分走1500万，在这片瓦砾堆和尸骨收容所中，战后德国新生儿的夭折率高达16%。西德劳动力匮乏、土耳其政治经济一团糟，内外合力，从1961年开始，土耳其人有了名正言顺的北上理由。
大量土耳其劳工的引入，促成了西德经济腾飞，也在逐渐改变德国的人口和社会结构。等到1973年西德终止劳工入境，已经有一百多万年富力强的土耳其人在德国扎根。1974年西德向劳工派发家庭签证，又有一百多万劳工家属来到德国开枝散叶。
于是，一个与传统欧洲差别迥异的，有自己的语言、文化、习俗、宗教，身份认同不随时间和血脉稀释而淡化的庞大群体，就这样深深嵌入了德国社会。作为打开话题的最佳选择、世界通用的全民爱好，足球就成了老德国人和新德国人和谐共存的抓手，用埃森土耳其研究中心的话来说：“足球创造了人们的身份和社区。”
几乎每个土耳其裔都有两支俱乐部主队，一支在德国当地，一支在遥远的土耳其。当然还有两支国家队主队，当你询问如果德国和土耳其队伍相遇，他们会支持哪边时，有部分人会严肃地分析：“我支持德国，但德国打土耳其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而更多人则毫不犹豫地支持土耳其，同时重申自己的德国身份。
所以也怪不得德国人向他们展现足球的另一面——在没有利益冲突、不同群体间的缝隙被上涨的经济填满时，足球当然能作为和谐社会的润滑剂。可一旦戳到老德人的痛点，或是经济下滑改变了社会风向，足球就会化身蹦蹦炸弹， 足球场也会立刻变成和平时期的战场。
2018年厄齐尔退出国家队是矛盾最外露的一次，当年5月，在勒夫的陪同下，厄齐尔和京多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见面，立刻在德国引发了轩然大波。德国人对这个恶名在外的独裁者毫无好感，但考虑到距离产生美和埃尔多安的“埃苏丹”人设，德国的土耳其人比土耳其本国人更愿意给埃尔多安投票。
这种理念的冲突随即演变为网络风暴，愤怒的德国人迫使德国足协和京多安都出面澄清，甚至官方和民间舆论都反对厄齐尔入选世界杯大名单。可直到世界杯出局，厄齐尔都没做过任何回应，他的身心状态仿佛浪里飘舟，在世界杯拉了泡大的，又在七月底憋了个更大的：一封长信，宣布告别德国队。
“我有两颗心，一颗是德国，一颗是土耳其。在我童年时代，我母亲教育我要心存敬意，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来自那里，直到今天我还是这么想的。
“在我看来，与总统埃尔多安的合照跟政治无关，这只是我对家人祖国最高领导人的尊重。我是足球员，不是政治家。”
厄齐尔的言论非常有代表性，就像埃尔多安在德国访问时， 对当地土耳其人说的那样：“是的，你们要融入德国社会，但不要同化自己，没人有权利剥夺我们的文化和身份。”
当一个庞大的族群在异国坚守自己独有的文化和身份，即使在异国传承了两三代，依然会庆祝千里之外的精神母国赢得一场小组赛的胜利，那右翼分子的侮辱攻击、拜仁厂长的公开指责、民间舆论的群起而攻，就是意料之中的结果。就算厄齐尔在世界杯上发挥出色，这种声音也只会暂时减弱，等到下一个爆点再卷土重来——而这几乎是必然的。
厄齐尔的发言狠狠击中了大部分土耳其移民和球员的心窝。的确，德国崛起有他们的功劳，宝马工厂里一度有六千多土耳其人日夜上工。但德国人似乎从未视他们为真正的自己人，比起信仰伊斯兰的移民聚落，他们显然更青睐文化习俗相仿的“自家人”。
一个Quora（美版知乎）上的德国答主写道：“德国的土耳其人经常把自己塑造成美国的黑人。我见过不少友善、睿智的土耳其人，但我的经历依然真实。”
美国黑人与白人不存在宗教上的巨大差异，尚且念叨了几百年的种族问题。而德国这边，这种源自内心深处的“非我族类”的排他性，和土耳其人坚持文化独立的群体意识，始终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也难怪当土耳其后裔说“我是德国人，直到我成为土耳其人”的时候，厄齐尔也用同样的公式予以回击了——
“我们赢球的时候是德国人，输球的时候就成了移民。”
随着欧洲大环境的持续恶化，德国经济的不断下行，右翼抬头已成定势。在欧洲杯开始之前，德国公共广播公司ARD进行了一次民调，有21%的受访者希望“有更多白人球员加入德国国家队”，还有17%的人对于“球队队长拥有土耳其血统”感到失望。
尽管德国主帅严词驳斥了这种观点，但保守化、民族化的叙事依然在生长，右翼民粹“德国选择党”的高层在2018年就对厄齐尔恶语相向，近期更是在欧洲议会的选举中获得了15.6%的选票，比执政联盟的三政党都要高。
这不是高举自由开放的旗帜就能平息的暗流，只要民族主义的叙事依然占主导，经济大环境还没好起来，种族矛盾的纷争就还会继续。
身处其中的人并不傻，越来越多德国出生的土耳其球员回到了土耳其，他们知道，加入德国队会被两边骂，德国人让他们滚回去，土耳其人说他们是叛徒。而在土耳其踢球，没人拿他们“德国佬”的身份说事。毕竟就连厄齐尔，最后也回归了伊斯坦布尔。
足球是动乱时代最管用的融合剂，也是和平时代最激烈的战场，这里挥洒的不只是汗水，还有血泪。它承载的远不止体育，还有整个社会、不同族群的矛盾与悲喜。
这样的故事到处都在上演，德国的土耳其人还会支持两支主队、坚守他们的文化认同，德国本地人也还会在心底保留几分成见、回想自己的民族叙事，在结构性的矛盾彻底爆发之前，足球场依然是他们彼此包容的空间，和互相攻击的舞台。
作者：潘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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