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1月，主席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召见了15位省级行政区的党委书记，谈论如何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当时，有很多来自农村的声音反映“麻雀成群，祸害庄稼，一起一落，粮食上万”；于是，主席提出要将麻雀和老鼠、苍蝇、蚊子并列，作为七年之内予以消灭的“四害”。
1956年1月8日，中科院动物研究员郑作新发表题为《麻雀的害处和消灭它的方法》的文章，文中说：据我们饲养试验，一只体重约六钱多的麻雀，每天所吃的谷子约二钱，为它体重的四分之一强。
如果根据这个数字推算，每只麻雀一年中消耗谷物约四斤。在野外活动的麻雀，因为终日飞翔跳跃，食量当更大，被它们吃掉和糟蹋掉的粮食一定更多……有人认为，就是这篇文章导致了麻雀被列入“四害”。
郑作新，祖籍福建省长乐市，1906年11月18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他是中国现代鸟类学的奠基人、中国乃至全世界鸟类学和动物学界的一代宗师。
1956年8月，中国动物学会在青岛举行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一些生物学家批评了消灭麻雀运动。胚胎学家朱洗(1900年10月14日—1962年7月24日)说，麻雀食谷，不可否认是有些害处，但它们同时还大量吃虫，总的说来还算是益鸟。
他提供了一些历史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 “有一次，弗里德里希大帝（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下令悬赏除灭麻雀。谁杀死一头雀子，就能得到六个芬林的奖金。于是大家争相捕雀。
“几年来，为了这个缘故，政府一次次地付出几千、几千的法郎。不久以后，麻雀果然被捉光了。可是，让我们来看看结果却是如何呢？
“从前，有人说，果园里的果子都给麻雀偷去了；而现在呢？果树上到处都满住着昆虫的幼虫和成虫，果子既找不着，连树叶也没有了……”
郑作新在发言时重申了自己的两点意见：一、麻雀是消灭不了的，因为它的分布是世界性的，防治麻雀、不是消灭麻雀本身而应是消除雀害；二、麻雀在饲雏期间是吃虫的，故在这一阶段是有相当益处的。
郑作新说：对麻雀的益害问题应该辩证地对待；并建议农业发展纲要中说的“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消灭麻雀”，改为在“一切麻雀可能为害的地方消除雀害”。经过一番讨论后，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李汝祺总结说，将讨论的记录整理后送农业部参考。
1956年夏天和秋天，灭雀较多的上海、南京、山东等地爆发虫灾，许多公园和道路两侧种植的白杨和法国梧桐只见树枝不见树叶，上面布满皮虫。冬天，一些地方的树木因此而枯死。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薛德焴认为这与消灭麻雀运动导致的麻雀减少有关；随后于1956年12月、1957年1月，先后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把关于麻雀益害问题的争论推到公众面前。接下来，郑作新在《动物学报》1957年03期发表了文章《麻雀食物分析的初步报告》，介绍麻雀的益和害。
尽管专家们还在为这个问题争论，但是灭麻雀运动却没有暂停。尤其到了1957年11月下旬以来，全国各地纷纷开展“除四害”突击周、突击月运动。一直到了1959年初，消灭麻雀运动仍在继续。但是就在那年春天，虫害开始在全国大爆发。上海、扬州等城市的行道树的叶子几乎全被吃光，在农村也出现了虫害情况。
对这种现象，许多人认为是消灭麻雀的恶果。生物物理学家徐京华在一次会议上、联系郭沫若为曹操翻案，俏皮地说：“替麻雀翻个案，比替曹操翻案意义大”。
中国科学院党组就此事派人专门访问了朱洗等专家。朱洗对郑作新的实验进行了批评：有人解剖麻雀的胃，发现胃中食物虫占2/10，谷物占8/10，以此来说明麻雀害多益少。这是不科学的。理由有二：一是虫在胃中较谷物容易消化；二是虫吃掉不能繁殖了，虽然吃掉一只虫，实际数字比这大几百倍、几千倍……
中科院党组又征询郑作新的意见。郑认为：1959年害虫多的原因并不单纯是因为消灭了麻雀；但，城市行道树的虫害严重、确与消灭麻雀有关。1959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张劲夫根据专家们的意见、写报告给主席。
1960年3月18日，毛主席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时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1998年6月27日，郑作新在北京医院逝世；此去数十年，如去惟愿郑院士安息！
后注：
如去看到有人在2013年写的一篇文章，说在朱洗死后六年、被一帮造反派翻后账，连尸骨都被扬散，真是伤天害理。可就在这篇文章里，在说到郑作新、毛主席时，作者多处使用了情绪化的语言。如去想问一下作者：如果说造反派在翻后账时、那样对待死去的朱洗非常野蛮，那么你也是翻后账，把情绪化的语言用到已经作古的郑作新、甚至毛主席身上，是不是也非常无礼？！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