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丁盛，1982年被强制退出现役、同时开除党籍，他对这一处理结果不服，问自己怎么就被定为相关集团“从犯”了？丁盛要求看认定书，但未被同意。起初丁盛夫妇被安置在江西南昌，按规定不能到大城市住，后来改革开放深入，丁盛也能去外地拜访一些故旧。1989年前后，他在广州的几位战友，劝丁盛要多写材料、多去相关部门申诉，受到重视后或许还有机会恢复党籍。
这令丁盛燃起了希望，1990年夏季，他带上妻子孟文虹进京申诉。夫妇俩先是找到了中央组织部，但组织部的同志告知丁盛，他们主要负责落实干部问题，丁盛已经不是现役的军队干部，并且连党籍都没有，来错了地方。丁盛追问：那应该去哪里申诉？对方答复，可以到中纪委问一问，因为丁盛当年正是因为牵扯“两案”，才被审查并处分的，而中纪委有专门负责“两案”的部门。
两人又找到中纪委。确如组织部所言，中纪委对丁盛的事情更清楚一些，并派专人接待了夫妇俩。一位副处级干部对丁盛说：翻案、恢复党籍，都没法实现；如果生活上有需要组织照顾的，我们可以帮助协调。丁盛听后无比失望，此前数年，他了解到得到政策就是这样。沉默了一会，丁盛只好先提出一个比较现实的请求：自己的安置地在南昌，但年纪大了总是生病，最近常在江苏南京住院。原本票证就不够用，到了南京后更困难，请组织适当提高待遇，并协调供应关系。
中纪委的同志听后，表示问题不大，帮丁盛联系了解放军总政治部，让丁盛去那里实际办理一下。于是夫妇俩又赶往总政治部，这个地方丁盛几年前就来过，但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让他吃了闭门羹，后来上任的领导也没有解决丁盛的问题。这一次来，过程还是不很顺利：丁盛叫了号，一直在外面等着，等了半下午也没人接待。
后来还是妻子孟文虹坐不住了，到里面的小办公室里喊人，说丁盛是快要八十岁的人了，不能一直这样等，体力受不住。这一喊真有效果，很快走出来一位副秘书长，具体处理了丁盛的诉求。丁盛忍不住又跟这个副秘书长多念叨了几句，称自己当年是被人串供冤枉的，希望能重新调查、恢复党籍；但对方只说可以提高补贴标准，案子的事情就不要多谈了，他做不了主。丁盛夫妇没放弃，第二天又去了信访办，反馈自己的问题，结果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答复。
这一年丁盛已经77岁，来一趟北京花费很高，且耗费气力。事情没有办完，老两口不打算走，索性在附近租了一个单间，住下来继续申诉。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丁盛在一个月里跑了很多部门，搞得动静不小。老四野有不少干部在北京工作，特别是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得知丁盛来了，一些昔日下属不避忌讳，到丁盛那里送米面粮油，有的甚至直接给夫妇俩带来了住宿费用。丁盛推辞不收，但还是被硬塞了一些钱，其实他心里是很感动的。
丁盛这次来北京，不能说没有收获，但未能恢复党籍。在拜访完老首长聂荣臻后，应几位老战友的邀请，丁盛夫妇去天津等地游览参观，多少也舒缓了心情。那里的战友，基本上都是1949年初四野入关解放天津，直接留在当地的。丁盛当年还是师长，也在天津战斗过，回到故地十分感慨。为了方便丁盛夫妇出行，战友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专门开车接送，丝毫没有因为对方的“身份”问题而避嫌，感情非常真挚。
他俩在天津住了近两个月，才乘火车回了南方。经过不断申请，后来丁盛得以前往他最熟悉的广州居住。因为历史原因，那里也是老四野战友最多的地方，令丁盛倍感亲切。此外丁盛的儿子和女儿，九十年代都在广东发展，照顾老人更方便。丁盛在广州度过了晚年，1999年9月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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