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这两年很火，丽江、大理、西双版纳，满大街都是宽檐帽子、碎花裙，还有烤乳扇和鲜花饼。2023年，有10.42亿人次被“有风的地方”吸引，扑入这里。
在一片推推搡搡的人潮里，昭通显得中规中矩。10.42亿人次里，来昭通的只有5000多万；GDP年度排名不高也不低，全省第6名，全国第181名。
我出生于昭通的小城里。在洒满不真实感的互联网之中，这一小片云南既不耀眼也不峥嵘，但它独属于我。
云南昭通，昭阳古城，老街上的游客往来
电视剧《漫长的季节》里， 追凶18年，从秋天开始，到另一个秋天结束，以至于范伟饰演的王响在最后说：“这个秋天咋这么长呢，感觉像过了一辈子。”
昭通的别称，就是“秋城”——秋天的城市。就像剧中的桦林一样，这里的人们自然地生活着，欢笑着，被一些事困惑着。但不同的是，这里更加复杂，更加声嘶力竭。并且，它永不落幕。
昭通是一个由县城组成的城市，11个区县，只有一个市辖区（昭阳区），9个县城，一个代管县级市（水富市）。受益于行政机构、飞机场驻于昭阳区，这里比其他县繁荣一些，于是各个县的人都喜欢来这里生活、工作。
从某种角度来说，昭阳是昭通的缩影，昭通也是无数个昭阳的集合。而我们统称自己，昭通人。
最深处
小城印象，首先从群体性的漠视交通和现代化规范之间的冲突开始。
在一阵剧烈震动后，飞机停了下来。客舱中开始变得充满生活气息，嘈杂着。行李、背包，在过道中互相招呼。
出了机场，老三正在等我，开着他那辆抵债收来的标致汽车。我曾经开着这辆车带人出去玩，过路口没注意，闯红灯被扣了6分。第二天，老三把驾驶证给我，让我去交警队处理违章。去了，人家说处理违章要车主本人在，我只能回去；回去的路上没礼让行人，又被扣了3分。
老三对这件事愤愤不平，每次聚会、喝酒都要拿出来说一阵。每次那些朋友——我们各自的同学、老友、邻居——都会笑得前仰后合，毫不节制。聚会通常在烧烤店、酒吧、大排档，我们像是电视剧里那种会被当作背景或者工具，在主角交谈时用来推进剧情的人。
这种角色定位，和昭阳区差不多。这里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县城，任何地方走路40分钟就能到，街边巷里商业和居民混杂，在街上总能遇见熟人。我的朋友中90%都没有听说过这里，剩下的那10%是离云南比较近偶尔听过。
昭阳古城
但在离开家乡，第一次以他人的视角看到昭通后，我才意识到它的不同。
18岁的夏天，我离家读书，在个人信息中写下了昭通。令人意外的是，我的新闻学老师知道这个城，“哦，那个地方啊，我知道”。不止他，几乎所有新闻相关的老师都知道昭通。
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昭通总会出大新闻——赛锐案、李昌奎案、孙万刚案、巧家爆炸案、3·3灭门案、悬崖白骨案……这些发生在昭通的案件引起过巨大关注，其中一些还成为了中国司法界的例案。
这些在同一个地方发生的不同大案，在那个通信不便的年代，吸引了许多记者蹲守。有的走街串巷询问线索，有的干脆蹲守派出所，闻风而动。我的老师，以及后来遇到的一些新闻“老炮儿”，还会和我聊他当时住在哪条街、蹲守哪个派出所。有时候聊到熟悉的地方，我也说“哦，那个地方啊，我知道”。
在我成长过程中，混乱和暴力是常客。在高中收心读书之前，我一度是混混中的一员，放学后聚集在网吧、台球室、光碟室（另一种游戏厅）；不可避免地，也参与了许多斗殴。
这些充满了混乱、负面的事，混杂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我太习惯这些事，以至于默认每个人在年轻时都是其中一员。但等到扎入大城市中我才发现，人们都活得非常具体、干净，而且天真。我在其中显得格格不入。
昭通给我留下了混乱和暴力，但我无法讨厌、憎恨起它，不仅因为它是我的家乡，更是因为某种程度上，它也保护了我。
在离开家乡后的日子里，我和同龄人一样要去迈过许多关卡，考试、答辩、面试、演讲、表演，或者去和一个资深前辈聊天。我常常看到朋友被这些事折磨，焦虑、紧张在他们身上蔓延，在事情来临前夕，甚至有人会紧张到呕吐。但我从来没有过。
最开始，我盲目自信地归结于我准备得很充分。后来发现，那些比我准备更充分、更好的人也会如此，于是自信转变成怀疑，怀疑自己成为了“夜郎”，又转头去看书、学习。久而久之我才发现，不管准备得如何，充分还是不充分，我都不会紧张，甚至想紧张都紧张不起来。
我像所有人一样尊重规则，也像所有人一样担心无法通过面试，担心被人揶揄排挤。但不同的是，我的这些担心仅仅限于这件事本身，无法弥漫到我的内心或其他地带。
许多年以后，在一次又一次重返家乡后，我开始意识到，是那些混乱和暴力的过程铸造了我——它将“暴力”作为一种方法，置于我所有决策的最底层。当然，我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这么做。
云南昭通，绥江县临湖体育公园
但正是这种可能性，保卫了我的独立，使我不再害怕任何人或事。同时，我也意识到，这种可能性不仅置于我的意识底层，也置于其他人的意识底层。或许正是这种可能性，为那些恶性事件的发生提供了预热。
在这一刻，人的智识和独立判断力，县城对秩序感和现代化的追求，这些看似麻木和臃肿的规则的重要性，突然涌现了出来。
被围住的
昭通被山、风，以及其他看不见的东西围住。
这些年在外奔波，说起昭通，常有人问这里是不是四季如春，就像昆明、大理一样？不是的。
云南腹地的四季如春，得益于重重的乌蒙山脉挡住寒流。而昭通位于云南东北部——刚好处于乌蒙山脉之中。所以这里没有四季如春，它的气候更接近贵州、四川凉山。而且昭通很湿冷，那些被乌蒙山脉挡住的寒流，全都带着怒气涌向了这里，正如这里口口相传的“昭通昭通，下雨如过冬”。
云南昭通，乌蒙山脉
围住昭通的不止乌蒙山脉，还有风。
在昭通各种没有建筑物遮挡的平原、坝子、阔地，都被一阵又一阵大风占据。无常的大风刮动着地面，在漫长的岁月里，迫使人们聚集在一起，抵御狂风。
受影响最明显的是飞机。昭通机场由一个旧机场改造而来，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32年。对一个机场来说，历史悠久意味着小、窄，难以降落，再加上凶猛的大风，使得飞机的起降对飞行员和乘客都是一种折磨。
昭通的航班很少，出发航班目的地仅有十多个城市，大多为每天一班。并且这些航线大部分都是亏损航线，至今保持运营的一部分原因是国家补贴。
昭通机场 / 图源：作者供图
这种“被包围”不仅在山脉、狂风上，还体现在那些看不见的文化、社群之中。
昭通少数民族众多，民风彪悍。早年改革开放后人们外出打工，与周围环境发生过许多摩擦。而这些摩擦引发的争斗、对抗，又导致了对“昭通人”的固有印象。
这实际上是一种死循环——摩擦导致矛盾，矛盾导致排挤，而排挤又迫使这些人更紧紧地聚集在一起，以对抗外界压力。
在这种循环之中，昭通出现过许多帮派群体。周围县城上的“镇雄帮”“盐津帮”“鲁甸帮”，这些组织又延伸到昭阳区，与昭阳区本地的帮派和少数民族群体共存着。
这些组织不是黑帮或黑社会，而是一个群体内部自发形成，以抵抗外界的群体。群体中老老少少有男有女，以血缘或亲缘关系作纽带。群体中的一个人寻到好的活计时，会帮扶纽带上的其他成员。但也不可否认，当寻到“不那么好”的活计时，往往亦然。
这些“不那么好”的行业和生计，属于今天扫黑除恶的范畴。
这些事的具体形态，只有本地年长者的视野能够触及。我无法看清。趁着某个亲戚的喜事，家人齐聚，我在饭后的闲谈中抛出了这个话题，向长辈们收罗看法。
他们的叙述中，早些年出去打工，近一点的昆明、成都，远一点的广州、上海，这些地方的企业主或老板，“一听到是昭通哩（的），说啥子都不要。为啥子，那些出克（去）的，好些整（做）歪路子”。
这些“歪路子”，指的是偷盗、抢劫、工伤诈骗、组织赌博等等。严格来说，这些事广泛且普遍地发生于那个年代，只是在一众相同的案子中，犯罪嫌疑人的户籍就变得扎眼。再加上民族习性的不相融，情况不可扭转。
在说这些事时，空气里很安静，席间只留下我敲打备忘录的声音。
在谈话开始以前，我担心对待我的问题，他们会像对待小孩子要糖的请求一样，用那种笑呵呵、简短的话回答，然后用一个玩笑把话题转回到他们之间。但没有。空气安静着，所有人都在听一两个人说。这种安静来自第一次有人去记录和询问他们的想法，且这个人的身份是个写作者。
从记事那天起，我周边的朋友就来自许多少数民族，回、彝、苗、白、土家、布依等等，各种民族的气质融合着。我太过习以为常，以至于很多年后才发现，“民风彪悍”是用来形容我们的。
苗族小男孩
这种情况持续很久，直到2015年后才开始逐步好转。到了2018年以后，扫黑除恶开始，那些陈年旧案被翻出、清查，再次引起了讨论和唏嘘。
到这里，无论从哪一点看，昭通都像是一个在中国西南，充满黑暗和混乱的小城。但不是。昭通有它自己的风骨。
精神内核
在这个小城中，文化之绚烂超出人们想象。
昭通的文学历史悠久，是云南文化三大发源地之一，同时由于乌蒙山脉的包围，昭通是中原文化在云南保存最完好的地区。云南文化、中原文化，以及昭通本土文化，于历史的洪流中蓄在这里融合、交织，培育出一片文化沃土。这里甚至出现过佛、儒、道三教合一的“观斗天下绝”。
在近一点的视角中，自1980年代后，昭通涌现出许多作家、诗人，不断引起中国文学界的关注，文学界将这些作家和其代表的精神称为“昭通现象”；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授予昭通“中国文学之乡”的称号；在中国社会学的词典中，有一个“昭通作家群”的专有名词。
昭通获得全国第五个“中国文学之乡”称号 / 图源：昭通广播电视台公众号
并且这种“涌现”不是阶段性的，而是一直持久绵延的，直到今天。文学界将其描述为，“就像一个山脉，不是孤峰耸立，而是连绵不绝”。
这种连绵不绝的“文气”包裹着昭通的每一个人。它滋养了一个广袤的文学群体，昭通作家群的职业分布包括公务员、教师、医生、警察、保安、老板、企业员工、农民工。群体的中坚力量还包含许多女性作家。
对昭通文化的兴盛，我身处其中，但后知后觉，就像那些混乱一样。
小时候那些天真烂漫的日子里，无论是茶馆、按摩店、洗车场，只要有供人坐着休息的地方，旁边总有一个报架，上面是各类报刊依次列开：《昭通日报》《春城晚报》《人民日报》等等。我小时候以读这些报纸为消遣。
这些报架大多都很杂乱，这是件好事，一是代表它真的在被使用、阅读；二是我可以像淘金一样在许多报纸中翻阅。
在小学门口的旧货摊上，你还可以以五角或一元的价格买到、卖出许多东西。旧货摊上的读物众多。我和同学们常常把削笔刀、文具盒卖了，买一本旧书看，第二天早上再用这本旧书加上早饭钱买回文具盒；或是谎称丢了文具盒，让父母再买一个新的。我就是这样读完了《海底两万里》《汤姆·索亚历险记》《鲁滨逊漂流记》……
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向父母说自己想要一本书？我也不知道。或许是那时侯父母的实用主义让他们觉得课外书和奥特曼、悠悠球、游戏机处于同一地位。
到了初高中，读物就不局限于小说，变得广袤，《咬文嚼字》《参考消息》《半月谈》《求是》等等。很多年后离开这里，我才发现其它地方的人，大多不会在初高中读这些刊物。
我对昭通这种弥漫的“文气”习以为常，就像对它的暴力和混乱一样。直到很多年后，我才惊觉是这种萦绕在这个山脉小城中的文气，滋养了我，保护了我。
所以，我该如何理解我的家乡？它被许多东西围住，大山、狂风、排挤，以及特立独行的文学气息，这些东西一层又一层围住昭通，也一层又一层围住我。
昭阳城区 / 图源：作者供图
2020年，法国哲学家迪迪埃·埃里蓬的《回归故里》出版。他在这本书中写下一句话：“家乡是无论我如何反抗，也依然构成我精神内核的地方。”
人在成长的岁月里，总是不断想要追问自身的气质从何而来。许多次的反抗、亲近、探寻之后，我发现答案是自己的故乡。这些追问的故事中，有的走向了宿命论，有的走向了社会学。
我没有能力也无心去搞学究式的探寻。我也不曾反抗过昭通，我热爱它，即使它对我的教育中包含某种“鞭笞”。我只是想要讲出这个故事，让更多人知道小镇、县城不仅仅是一个落后的经济地带，它有其生命力，有无法被规模、大小、GDP遮盖的生命力；也因为讲述是一种重新认识事物的方式，我或许能从中探寻到新的自己。
在一个夜晚，我突然意识到，这构成我精神内核的地方，也是构成中国部分精神内核的地方。我们所有人都或多或少被围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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