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继荣：我所理解的北大精神|严复|北大精神|清华大学|燕继荣

燕继荣，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政治学理论、国家治理、政府管理、中国政治发展等。

回首人生路，与北大结缘四十载

1980年9月1日，我作为一名本科生进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这是我与北大情缘的开始。当时，国际政治系一年招收70多个本科生，有两个专业：国际政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我的专业是后者。那之后，我一直在北大读书和教书，未曾离开，到如今已经40多年了。

在北大的40多年，我始终关注一个话题，那就是政治学基本理论。在这个基本理论中，有不同的流派。我本科是学习和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那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是无产阶级的学说，是革命的理论。大学毕业后，我继续攻读研究生，那时改革开放已经逐渐展开，政治学学科恢复重设，学科建设也慢慢走向完善。我报考了当时新设立的西方政治思想方向，开始研修西方的政治理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欧美主流思想，其中最重要的一支是自由主义学说，这当然与马克思主义学说有重大的分歧。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是关于革命的理论，它主张通过革命消除世界上的剥削、压迫和不平等，那么欧美自由主义的学说从行动方式上讲可能是更保守的，它是有产阶级的学说，有产者的学说一定是反对革命的。所以可以说，我既研究过革命，也研究过反革命。

今天我们讲国家治理现代化，其实也就是讲如何让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公平正义，走上繁荣发展的轨道，从而不再需要暴力革命。我在北大40多年，从研究革命的学说，到研究反革命的学说，再到研究如何不再需要暴力革命，这是我学术发展的一条理路。我所理解的北大精神是与我的专业相联系的，如果我们不能把自己的专业学习研究和学校百余年历史积淀下来的精神结合起来，那么“北大精神”的内涵可能只是空泛的几个概念。在北大40多年的时间，我已完全融入北大生活，体会北大点点滴滴的变化，而这些也已经融入我们，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我对北大精神真正的体会。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北大有密切的关系，有一部很“火爆”的电视剧《觉醒年代》表现的就是这段历史。我们知道，北大是有光荣历史和崇高地位的，因此，它总是被人们高度关注，并常被人评论。我们也许会听到有人说“北大已经不是当年的北大了”。我们仔细分析，发现他们实际上批评的是北大的人，这种批评可能来自他们对北大的一种自我定义，他们赋予了北大自己心目中的理解。那些追求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和人文关怀的人士，他们盯着北大，因为他们把北大想象成一个圣地——他们心目中的圣地。而且他们的这个圣地是封闭的，永恒不变。而我们经常引用鲁迅先生的说法——“北大是常为新的”，北大会随着时代改变而变化，北大精神也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地拓展，历史越长，其积淀越厚。当我们赋予一个组织、一个机构以精神的时候，我们一般会采用加法原则，可能最早的精神要素只有一个、两个，但随着时代的变化，会越来越多，加上三个、四个，不断地拓展。这是我个人在方法论层面对北大精神的理解。

我们说北大要守正创新，应该有自己的精神、自己的创新。在不同的时代里，所有北大人都会想我们应该坚守什么、创新什么，这个问题应该放在今天的语境下再去思考。

先贤照来路，红色血脉百廿同行

讨论北大精神，我想从北大的历史和北大精神的演进开始。北大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北大的成长和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紧密相关。我们可以看到北大在国家发展变化不同时期中的表现。自晚清以来，中国一直在谋求现代化，而北京大学的建立和发展始终与国家现代化同步，所以我们要理解北大的历史，首先应该把它放在中国现代国家发展历史的总背景之下。例如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本身就是变革的一个产物。

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清政府创建了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北大的前身。这个前身又被称为戊戌大学，它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它的成立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里程碑。今天很多的研究都说，京师大学堂实际上更像清政府的一个衙门。清政府赋予京师大学堂双重身份，它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负责管理其他学校，也就是说京师大学堂既是当时的教育部，又是大学。它既要管理全国大大小小的学堂，又要从事具体的教育工作，具有双重的功能。

1904年，清政府将京师大学堂的行政职能剥离，京师大学堂变成一所纯粹的高等教育学校。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并在之前的基础上建立了现代学制，包括今天的文科、理科、工科、社会科学、农科、医科，这些学科基本上是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

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是著名的思想家严复。严复做了三件对北大有深远影响的事情：第一，主持了北大的改革，归并科目，规定在校教员需专职教学，不得在政府内兼职，另外开设外语和西学的课程；第二，提出兼收并蓄、广纳众流(后来在严复的基础上，蔡元培把这个思想进一步丰富完善)；第三，顶住了当时教育部的压力，保住北大，使北大能继续办下去。为什么呢？因为1912年教育部缺钱，无法支持北大办学，要北大停办，严复很是愤怒。他一边向银行贷款，一边倒逼教育部。最终，当局收回成命，同意保留北大。因此，北大能够延续至今与严复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严复功不可没。

1918年，北大著名的历史地标“红楼”落成，我们不妨把北大在这前后的一个时期称作“红楼时期”，这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发生的时代，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准备阶段。北大红楼实际上是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进步思想的场所，今天它也变成新文化运动的纪念馆，保存着很多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时期的史料。

晚清以来，许多中国知识精英都意识到国家处于危亡之中。其中，我们肯定要提到蔡元培。1916年12月，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转年1月，蔡元培即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独秀又邀请了李大钊加入北大，这样，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都来到了北大，于是北大也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集散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个重要场所，实际上这里有蔡元培的功劳。我们经常讲北大精神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也跟蔡元培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他办学的基本理念就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陈独秀，他创办《新青年》杂志，借此网罗了当时大批先进青年，他对于北大精神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

下面我们讲讲北大红楼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和指导思想的革命政党，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无从谈起，北大正是中国最初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最早在北大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就是李大钊。我们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北大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是北大无与伦比的历史地位。

今天去红楼，我们还可以看到“亢慕义斋”，“亢慕义”是当时的革命者对德文共产主义的音译。那时他们还成立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之后李大钊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北京早期组织——共产党小组。因此，北大的“亢慕义斋”可算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源头。实际上，北大可以视为先进知识分子精神的重要源流，从救国救亡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探索，都与北大紧密相关。李大钊在北大期间曾做了很多活动，如果我们研究中共党史的话，一定会看得更加清楚、更加清晰。

北大成为建党时期共产主义者最大的“输出地”，毛泽东也是在北大红楼做图书馆助理员时，受到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受到北大家国情怀的鼓舞而树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可以说，北大是毛泽东革命生涯的一个重要坐标，也是他传奇一生的重要转折点。

谈到北大精神，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一定要关注，那就是鲁迅。鲁迅曾兼职北大教员。他曾说“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这句话也表达了北大人希望国家往前走的情怀。他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给北大设计了校徽。

在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期间，北大也始终与国家风雨同舟。在这段时间里，北大精神和时任校长蒋梦麟密不可分，他出任校长期间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取中国之国粹，调和世界近世之精神”的教育主张。把中国传统精神和西方科学精神相结合，这后来成为北大精神中的重要内涵。

西南联大是一所很了不起的大学，有很多故事、很多重要人物，也对丰富北大精神做出了重要贡献。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京大学奉南京国民政府的命令，南迁至湖南长沙，之后又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共同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临时大学又被迫迁到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西南联大宣布结束，北大迁回北京。

在北大精神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还要提到一位重要的校长——胡适。他在1945年9月被任命为北大校长，1946年正式上任。他在任期间发表演讲，希望教授、同学都能在学术思想、文化上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大的贡献，把北大做成一个像样的大学；更希望同学都能独立研究，不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他人的信仰为信仰，强调独立思考。他说自由研究是北大一贯的作风。自由是学校给予师生的，独立则为创造的，自由是为独立思想提供空间的。

守正创新，承继时代重任

新中国成立以来，北大为国家建设砥砺前行，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49年至1950年，短短一年间，毛泽东主席就曾三次致信北大，庆祝北大的进步，并且为北大题写校名——今天的“北京大学”四个字就是毛泽东的题字。此外，时任中央领导人的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也曾多次视察北大。1952年，中国政府仿效苏联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部分文理科并入北京大学。从此，北大校址迁到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燕园本部）。也是在这一时期，北大为了继承“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决定将校庆日从原先的12月17日改为5月4日——北大精神与五四精神愈发紧密相连。1949—1965年间，北大培养了3万多名本科生和2000多名研究生。他们陆续成为国家建设的骨干，其中包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与此同时，北大为国家承续了新的使命，从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角度为国家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的论证。新时代的北大精神也因此具有“守正创新”的特征。

我们很难用简短的几句话来概括北大精神到底是什么，因为不同的时代为之赋予了不同的意蕴。正如蔡元培校长所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北大精神始终与时俱进。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多次来访北大，他在肯定“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之五四精神的同时，也对广大青年提出了几点希望。为此，我们政府管理学院始终强调“天下为公，报国为怀”，在此基础上融入科学理性、实事求是的时代精神，向时代交上北大人的答卷。

我们回首建校这一百多年，既是中国现代大学风雨兼程、上下求索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北大人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不懈努力的奋斗史。因此，我认为今天的“北大人”不仅仅是北大学生与教职工的代名词，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代名词。当我们理解北大精神的时候，狭义地讲，那是曾经在北大生活、学习的人们之精神；但广义地说，它始终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代表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集体形象。

我们坚守的应该是人的品性与精神，比如开放、包容；而我们创新的是面对现实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智慧。我们应该追求这两者的结合——这也是坚守与创新的出发点。

（本文摘编自《北大教授茶座》第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