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五年家访，发现教育的意义|何健|家庭教育|家访

文｜惟寅

在完成《我的二本学生》四年后，2024年，黄灯延续了对二本学生的观察，推出新作《去家访》，开始了学校教育以外，对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思考。在她看来，五年的家访经历，纠偏了很多自己关于二本学生的成见。坐在一家又一家普通家庭的屋檐下，黄灯意识到，对更多年轻人而言，哪怕进入二本院校，除了自身的竭尽全力，同样离不开家庭奋不顾身的托举。她看到了年轻人身上与生俱来的生命力，意识到无论社会的缝隙怎样狭小，年轻的个体终究在不同的处境中，显示出了各自的主动性和力量感，并由此散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而这正是教育的意义。

《去家访》

黄灯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走出学校

2005年，黄灯从中山大学毕业，在广东一所二本院校从教，长期的课堂教学以及课后的师生交流，使她成为这群学生成长变化的见证者。《我的二本学生》相当于她的教学札记，里面有她15年一线教学经验的分享，对学生的长期观察和长达10年的跟踪走访，也有她作为两届班主任工作的总结思考，更有近100名学生的现身说法，是黄灯向读者描摹一群年轻人生活剪影的尝试。

为了让读者真切了解二本学生这一群体的社会现实，在书中，黄灯做了跨越时间的、空间的、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对比，借以考察时代变化、生源地、家庭流动情况对学生就业去向和人生目标设定的影响。“二本院校的学生是最能倾听到祖国大地呼吸的年轻群体。他们的信念、理想、精神状态，他们的生存、命运、前景；社会给他们提供的机遇和条件；及他们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黄灯写道。

《我的二本学生》出版后大热出圈，二本学生这个隐秘的群体被“看见”的同时，曾一度引来对“二本学生”标签问题的争论。黄灯并不同意“打标签”这一说法。“我没有给我的学生打标签，因为我在一个二本大学教书，我觉得我说‘我的二本学生’是一个很正常的表达。尽管我写的是二本学生，但是思考的问题并不仅限于这个群体，我表达的是对中国年轻人一个整体的思考。所以，别的大学，包括一些重点大学的孩子读后会有同感，因为他们面临的基本的东西是差不多的，只是程度不一样而已。”

在完成《我的二本学生》四年后，2024年，黄灯延续了对二本学生的观察，推出了新作《去家访》，开始了学校教育以外，对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思考。

故事要从２０１７年暑假说起。当时，应学生黎章韬邀请，黄灯开始了去学生家看看的漫长旅途。首站是云南腾冲，黎章韬是黄灯2010级中文班的学生。随后五年，黄灯利用周末或者寒暑假，断断续续去过郁南、阳春、台山、怀宁、东莞、潮安、陆丰、普宁、佛山、深圳、饶平、湛江、遂溪、廉江、韶关、孝感等地。

为了更完整地俯览村庄的全貌，学生李敏怡曾带黄灯爬上老房子的屋顶；为了进到废弃的小学看看曾经的课桌，学生何境军多次示范怎样翻越学校的狭窄围栏；为了告诉黄灯养蚝的流程，学生罗早亮的爸爸亲自驾船，带她穿梭海湾抵达蚝场；为了感受茶园的辽阔，学生林晓静的妈妈豪情满怀地开着摩托车，载着黄灯在崎岖的乡村小径一路驰骋；为了体验家人的工作强度，学生于魏华和黄灯一起溜入了韵达快递辽阔的分装车间；为了更清楚地还原高三的紧张和劳累，学生张正敏翻出她尘封已久的日记，翻出她高三用过的近两百支圆珠笔，黄灯到现在都无法忘记，圆珠笔摆满一地给她带来的震撼和触动。

当然，更让黄灯触动的是，在这种走访中，以家庭为锚点，往往能轻易看到其所带来的丰富链接。所有的片段、场景和抵达，在她脑海中绘就了一幅动态而清晰的画卷，接通了一个丰富而真实的社会。

被遮蔽的力量

相比《我的二本学生》在较长时空中对学生群体的整体性叙述，这种贴近大地、回到起点的走访，让黄灯从另一个视角获得了讲台之外的更多观察，由此看到了一个开阔、丰富、绵密而又纠结的世界。这个世界链接了学生背后成长的村庄、小镇、山坡和街巷，也召唤了他们的父母、祖辈、兄弟、同学和其他亲人的出场。

更重要的是，通过家访，黄灯对学生家长有了切近的观察和理解。在家访过程中，黄灯清晰感知到父母的生计、劳动的历练、祖辈的陪伴、兄弟姐妹之间的相处等具体的日常生活，在学生漫长的少年时代，怎样以“教育资源”的面目，渗透到他们的生命成长中，黄灯由此切身感受到了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所形成的复杂关联和参差图景，感知到了学生背后的故土、家庭、亲人所链接的教育要素，以及曾经驻留的小学、初中和高中，相比大学的一览无余，才是他们更为根本的成长底色。

当然，让黄灯感触最深的是，陪伴学生回到他们成长的地方后，一种被遮蔽的力量，总能在年轻人身上神奇地复苏。“我不否认，囿于校园的狭隘和对年轻群体理解维度的单一，在此以前，我对二本学生群体整体的去向过于悲观，当我有机会贴近他们的来路，看清他们一路走来的坚韧和勇气，我发现，往日的担忧，竟然得到了不少释放，他们作为个体所彰显出的自我成长愿望，让我清晰地看到，无论社会的缝隙怎样狭小，年轻的个体终究在不同的处境中，显示出了各自的主动性。

“我想起第一站到达章韬家，坐在雨天的茶桌旁，听他爸爸讲起早年在缅北的伐木经历，他平淡地叙述一切，我却听得心惊肉跳；我想起正敏带我穿梭在童年常走的泥泞小径，想起我们在村庄高高山岗上的小学所感受到的绝对宁静，尽管妈妈不在身边，但在故乡的山间田地，无处不是妈妈劳作的身影；我想起源盛带我重走课堂上描述过的‘打火把上学的路’，目睹他最喜爱的堂弟车技惊人，却无法获得驾照进入城市谋生的事实，而我在此种遗憾和现实中，突然理解了无法与我谋面的妈妈，为何在生完孩子后，一定要走出大山的坚定；我想起晓静妈妈跨上摩托，带我在茶场的山路上风驰电掣，她人到中年，却依然活力四射，我一眼就能感受到，只有同龄人才能明白的孤独和不甘；我想起境军妈妈站在村口人行道的桃树下，和我讲起儿子的懵懂给她带来的忧虑和无奈，以及决定留守家中陪伴孩子的挣扎和坚持。”黄灯在《去家访》中深情分享道。

突围的可能

黄灯说，正是通过家访，激活了自己很多关于教育的想法，也解除了此前的诸多困惑。

如果说，《我的二本学生》从“学校教育”的维度进入，凸显了年轻群体越来越难以立足社会的趋势，这固然显示了流动性时代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遭遇的危机，但也从另一个侧面，暴露了“学校教育”裹挟在现代分工之上，悄然将“完整的人”置换为“工具的人”这一过程所遭遇的挑战。那么，从寻找新的教育资源的角度来看，“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是否蕴含了一直被疏忽和漠视的地方？那些我们早已视而不见的日常，湮没在个人化话语中的定见，是否真的失去了讨论空间？

正是五年的家访经历，让黄灯挣脱知识包裹的学院氛围，通过特写镜头般对学生个案的聚焦，获得了对上述追问的直观答案。比之大学校园中对年轻人生活的熟悉，以及他们毕业去向的明了，通过家访，黄灯直接感知到了学校以外的更多维度，“具体而稠密的日常生活”到底从怎样的层面，塑造了一个个“立体而丰富的人”。

比如，尽管在和年轻人的交流中，黄灯不止一次地感受到他们和祖辈之间的深厚感情，但只有目睹文瑜给奶奶剪指甲的一幕，目睹何健站在爷爷坟前的郑重和追念，目睹章韬外婆慈爱地注视着眼前健康黝黑的外孙，目睹何境军扶着中风的爷爷在宽阔而简陋的客厅走来走去，黄灯才清晰地意识到，相比课堂的粗疏所得，在他们的生命成长中，隐匿了很多看不见的场景。

黄灯甚至判断，廖文瑜、何健、黎章韬、何境军，之所以更有立足社会的勇气，正来源于他们和父辈及祖辈深刻的情感链接。在别人眼中，他们统称为“懂事的人”，在黄灯眼中，他们是一群内心柔软、情感丰沛、充盈责任感而不乏力量的人。黄灯在课堂的驻留和观察中，无法从同质化的教育里，发现他们情感教育完成的具体路径，也说不清他们和其他孩子差异的原因，但回到他们的出生地，回到他们的村庄和亲人身边，一些更合理的判断便会浮出水面。

黄灯表示，这也是《去家访》书中，除了观照学生的求学和就业层面，更为侧重叙述村庄的变迁、父母的生计、和祖辈的关系、家庭模式甚至同龄人分野的原因。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清晰地看到，“背后的村庄”作为生命的原点，怎样成为年轻人“社会化”的发端；才能明确感知，渗透在父母生计中的“劳动”，怎样作为教育资源浸润孩子们的价值建构；才能进一步确信，祖辈毫无保留的情感滋养，怎样给孩子们传递直面现实的力量和勇气；也才能看得更清，在庞大的年轻群体中，就算只能来到一所二本院校的课堂，相比更为多数的同龄人，也算得上巨大的突围和幸运。更幸运的是，这些年轻人没有被现实中无处不在的压力打败，终究依仗更为本源的滋养和力量，在喧嚣世界中找到了安放自己的地方。

黄灯由此意识到，任何群体都受制于时代大势所决定的趋势和路径，但从微观角度看，个体一直拥有社会夹缝中突围的可能，这恰恰是教育之于年轻人的重要意义。而黄灯所谓的“建构性企图”，除了具体的教学实践，更为根本而切近的路径，正来源于和年轻人站在一起，直面真实的社会、自主抵挡生命的惯性消耗、尽可能和更多的人建立关联，并在具体的生存细节和生命场景中，以下蹲的姿态，激活各自的生命活力，积蓄可持续的起跳能量和力气。毫无疑问，这是家访旅途所构建的丰富链接，对黄灯回到现场的最大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