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大清拥有的兵力在八十万左右。
而且，这八十万，指的是八旗和绿营这样的常备军。
如果加上当时已经颇具规模的湘军及各地团练，兵力恐怕要到百万了！
然而，在损失两、三万兵力的情况下，大清就轻易地败了！
而且，这次战败，与第一次鸦片战争又不同！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敌人沿着海岸线运动，你大清还可以说你海岸线漫长，不知道敌人会打哪里，因此不好集中兵力。
而这一次，人家直接登陆大沽口，直接一口气就把你大清的京师干下来了！
京师，无论如何都是防御重地吧！这次你总不能拿国土庞大，“不知敌之所攻”来说事了吧！
既然如此，为何你大清还是不能集中大军与敌一战呢？
八十万大军在干什么？
大清的八十万大军，在干什么呢？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正值太平天国、捻军等各地起义发展的时候。
据粗略统计，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大清用于镇压太平军、捻军和其他起义军的兵力约40万。
而在英法联军所及的广州、津京地区，兵力只有27万余人。
而且，这27万人，大多数都没有与侵略者交锋。
比如，在广州战场，当时广东清军约为7.36万人。
驻守虎门、广州至佛山珠江沿岸的清军仅2万人。
而两次广州之战，广州城的守军加上团勇，只有14000-15000人。
这种情况下，叶名琛不但没有调省内部队来援，反而让省内部队在各地镇压广东天地会起义军余部。
1857年底，英法联军攻占广州，扶持傀儡，盘踞广州3年多，直到1861年才退出去。
整个过程中，大清从来没有出过一兵一卒去尝试收复广州！
而在津京地区，清军总兵力约20万左右。
但是，真正跟英法开仗的，不过5万多人！
这个情况下，大清没有从内战战场上调过一兵一卒，相反，在1859年7月，还让僧格林沁抽调马队2000人到山东、安徽镇压捻军···
因此，说起来拥兵八十万的大清，实际真正与英法开仗者也不过5、6万人而已···
而大清的错误思路，又使这一情况更加严重！
战广州：思路清奇、自缚手脚
如果说“安内”和“攘外”，还能说是大清的战略选择的话，那么，在组织上的问题，就是单纯的不智了！
1、第一次广州之战：单纯挨打。
1856年10月，英军进攻广州，拉开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序幕。
当时，广州城内清军1.3万，其中防守虎门、广州至佛山珠江沿岸各炮台的清军约2000人。
而当时所谓英法联军兵力未集结，参与此战的只有英军的小型军舰3艘及划艇10余只，海军陆战队数百人。
但是，叶名琛却下令：敌船入内，不可放炮还击···
理由是：英军也没有多少人，不能持久，此次只是来打一下就会撤走。我们还击反而会给他们开战的借口！
结果，各炮台守军或不发一炮，或“遵令走避”，结果，英军轻易控制了从虎门至广州的珠江水域，并不断炮轰广州城墙和衙署···
2、第二次广州之战：无组织抵抗。
1857年12月，英法集结军队后，再犯广州。
这一次，叶名琛依然不组织抵抗！
叶宣称，自己算了一下，“十五日（12月30日）后便可无事”。英法不过是做样子来吓唬人罢了，“我不与和，彼必蹙甚矣”。
结果，整个过程中，只有部分爱国将士进行了自发抵抗，而1万余广州守军自始至终没有统一组织的抵抗。
到了敌人进攻的次日，广东巡抚柏贵和广州将军穆克德衲竖白旗，开城门投降···而叶名琛不久也被俘，被押往加尔各答，绝食而死。
遇到叶名琛这样的领导者，清军将士，纵然有心杀敌，恐怕也是难以阻织！
窝囊！
3、严禁反攻广州。
随后，英法联军北上，进攻大沽口。
此时，敌人在广州的防御下降，正是收复广州之时。
尽管南方清军大部分在与太平军鏖战，但仅广东省内6、7万清军，仍然有能力收复广州！
但是，咸丰的思路却很清奇。
咸丰下谕两广总督黄宗汉，不许兵勇进攻广州！
理由是：一经用兵，彼必驶往他处，肆其报复，设被另占一处，更多掣肘···
显然，按照咸丰的思路，如果你趁虚反攻敌人，敌人又会去其他地方报复你，不划算···
按照这个思路，大清虽然兵多，也不能主动反击，只有在敌人攻过来的时候才能抵抗一下···
如此，不独广东6、7万清军被束缚手脚，不能反攻，其余各处清军，恐怕也不能主动出击了···
如此，兵虽多，也不过是被动挨打罢了，大部分兵力用不上···
总之，在广州及附近的作战中，大清或因担心冲突升级而不反击，或因迷信而不组织反击，最后，又因为“体贴”地担心收复广州后，离开广州的敌人进攻他处而不反击···
如此，集结了7万多的广东清军，被自己的政府束缚起手脚，始终不能真正的投入反侵略战争，令人痛心！
不知己不知彼，错判形势
随后，英法联军转攻大沽口，开始威胁津京地区。
其间，爆发了三次大沽口之战、张家湾之战、八里桥之战···
大清在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中取得胜利，其余皆一败涂地。
此时，敌人都已经打到你都城了，你总不能还害怕敌人是“寻衅”，自然是在所必保了吧！
然而，大清依然没有增兵来战，主要作战兵力也只有5万余人。
这又是为何呢？
后世专家多认为主要原因是大清仍然“以抚为主”，求和思想导致不增兵作战。
其实，这并不是主要原因。
毕竟，虽然当时咸丰君臣仍然有“抚”的求和思想，但是，对于京师的安全还是很重视的，谁也不愿意拿着京师安危来冒风险。
大清不增调兵力的主要原因是：大清认为，大清在附近的兵力，已经足够了！
当时，大清上下有一个错误认识：洋人船坚炮利，海战厉害，但陆战不行！
所以，即便第二次大沽口之战取胜，大清仍然认为：沿海炮台不一定守得住，但洋人要直入京师是没有可能的！
在第三次大沽口之战前，咸丰就告诉僧格林沁，“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设法迎头自北而南截剿，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切要！”
军机处也认为“断不可计较一时之胜败”，只要把兵力撤至天津，则“无妨”。
僧格林沁也认为，利在“野战”。
而咸丰表示与英法决战时，也只是让军机大臣增加调部队到通州后，就要“亲率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了！
总之，从咸丰到僧格林沁，上下皆认为，如果在利于马队纵横驰骋的通州与敌人决战，“用我所长，制彼所短”，英法非我之敌！
而在具体作战方法上，咸丰也有自己的思路。
咸丰认为，英法作战，“逆夷用兵，马队在前，步卒在后，临阵则马队分张两翼，步卒分三层前进。前层踞地，中层微俯，后层屹立，前层先行开枪，中层继之，后层又继之”。
对此，大清派马队绕至马头一带，以牵其后，“并用暗袭之法，于夜间更番出击，使其自相惊扰”，正面则分兵三路，坚决阻击，用奇正结合的战法，使其进退两难。
种种迹象皆表明：大清认为，以手头的兵力，于陆战击败敌人，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后面的事情咱们也都知道了：在清军自以为最擅长的野战，自以为最有利的通州平原，清军被英法重创了！
吓破了胆：十四万人齐卸甲
其实，即便在此时，大清仍然未必必败，至少京师未必必定要沦陷。
当时，北京城内尚有满汉守军13.3万人，城外另有马步万余人，仓谷钱粮皆有储积。
而且，北京城墙高厚，外城、内城皆有宽深护城河，城上安设大小火炮数千门！
而当时的英法联军，虽然携带了精良的野战炮，但并没有攻城大炮，且补给也面临严重困难。
对这样的城市进行围困，特别是在全然没有攻城大炮的情况下，就很可能旷日持久。而严寒即将来临，我们所得到的全部情报均不允许我们在十一月一日后仍停留在城前。——《孟托班将军，八里桥伯爵回忆录》
所以，当时的敌人，也认为不可能破城而入，甚至只有选择暂时后撤！
因此，清军如果上下一心，激励士气，哪怕拿出他们在抵抗太平军时守长沙、南昌、怀庆的劲头来，仍然有很大可能守住京师，迫使敌人后退！
然而，皇帝跑了···
留守京城的大臣们，也都认为“城不可守”，完全丧失了抵抗的信心！
10月10日，英法联军下通牒：限于三日内将安定门交给联军把守，否则即行攻城！
在敌人的恫吓下，城内大臣们不敢违抗，如期开门！
如此，英法联军不损一兵一卒，一开一枪一炮，就进入了北京外城！
随后，英法联军在安定门城墙上安设大炮，对准内城、紫禁城，摆出攻城姿态，并再下通牒。
然后···火烧圆明园、《北京条约》，国耻！
”十四万人齐卸甲”的历史，再次上演！
只是，这一次，更为屈辱！
大清，因重“安内”轻“攘外”，认为太平军、捻军是要夺他统治地位，是心腹之患，而英法不过“但求通商”，故始终将主要力量用于“安内”。
如此，八十万大军的大清，只有20余万人被部署于抵抗侵略的方向。
大清，“爱好和平”，却不知“能战方能和”，在广州等地的抵抗中，因为担心破坏“抚局”而不积极组织抵抗，甚至严禁趁虚反攻，由此不但广州轻易沦陷，而且在广州空虚后，广东7万余清军仍然无所作为！
大清，不知己也不知彼，以为洋人不擅长陆战，自以为凭借4、5万人足以在通州击退敌人，因此，依然没有再增调兵力到京师方向。
而在错误的认知被无情的打击后，大清的怯懦充分暴露，六神无主，天子出逃，大臣失胆，10余万京师守军未经一战即开城！
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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