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最大的丝绸商沈一石，本是执行“改稻为桑”的国策，备好粮食去灾县买粮，却突然变“运粮买田”为“奉旨赈灾”，令前来交涉的海瑞始料不及。
随后，沈一石自知没有活路，葬身火海，效仿嵇康魂归于邙山。
高翰文奉命抄家，才发现，沈一石家中总共不过一万多两白银，丝绸仅100多匹。
这位人尽皆知的浙江首富，家底竟薄到如此地步，不及一个普通中产之家。
他赚的钱，到哪里去了？
江南织造局总领太监杨金水，是威风八面的角色，行走在浙江官场，连浙直总督胡宗宪都得给他几分薄面。
他是尚礼监掌印太监吕芳的亲信干儿子，上承皇恩，办的是皇差，张口之间便同外国商人谈下了50万匹丝绸的大生意，能给国库增加七八百万两银子的进账。
然而，当赵贞吉接任浙江巡抚的位置，把郑泌昌、何茂才都下了狱，海瑞审理浙江贪墨案时，杨金水突然疯了。
这一疯就是3年，昔日精明强干的杨公公，变成了一个废人，连宫里的小太监都敢欺辱他。
不少人怀疑他装疯，但无论旁人如何试探考验，杨金水都没有露出马脚。
历史剧《大明王朝1566》中，本应富甲一方的沈一石，葬身火海，家底微薄，杨金水装疯三年，对贪墨案未曾吐露一字，他们一一掐断了贪墨案继续深查下去的可能性。
无论是自焚还是装疯，都是闭嘴的手段，用以掩盖那无论如何都不能宣之于世的真相。
他们的背后，隐藏着大明帝国的巨贪，不是严嵩父子，而是当朝皇帝。
作为江南织造局合作的官商，沈一石打理丝绸生意二十年，共计生产丝绸四百万匹，上缴织造局二百一十万匹，一百万匹由各级官员分利，仅存九十万匹生利，用以生产再制造，艰难维持至今。
这20年间，历经四任织造，五任巡抚，唯有胡宗宪一人，未取沈一石一分一毫。
“改稻为桑”的计划失败，朝廷盯上了浙江首富的家产，指望着抄家之财能抵军费之急，却不料，沈一石哪有什么巨额家财，他做生意的钱大部分都被贪墨了。
那些丝绸与钱财流向了郑泌昌、何茂才、严世蕃、严嵩等官员，还有大批的流向了宫里的尚衣监、针工局、巾帽局。
其中，织造局拿了大头，沈一石丝绸生意最大的贪墨者是皇室，背后就是嘉靖皇帝。
沈一石的账册若是传了出去，嘉靖的颜面不保。
杨金水若是没有装疯，接下来就得接受海瑞审讯，织造局就会被牵扯进来，真相呼之欲出。
那年天灾，入冬无雪，嘉靖言：“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从初一到十五，嘉靖一个人在玉熙宫斋戒祁雪。
冯保带着东宫太监，在午门把直谏的周云逸打死了。嘉靖事后出来说，周云逸的事情，他想起来觉得惋惜，“他也没有私念，只是他的话有扰朝政，朕也就叫打他二十庭杖，可没想到他就……”然后喊吕芳，“东厂的人你也该好好管管了，查一查谁掌的刑。”
最后嘉靖还记挂着周云逸家里有一大堆孩子，上面还有老母亲，吩咐拨些银子安抚家属，银子由大内出。
如果不了解历史上的嘉靖皇帝，这部剧中看了前面几集，可能会觉得这个皇帝还不错。
掌刑的太监下手太狠，打死了臣子，皇帝深感惋惜，在商议完国家财政大事，还记挂着抚恤周云逸的家属。
天灾频出，战事不断，国库亏空，缺钱啊，御前会议争来争去，无非是一个“超支了”与“没钱花”。
严党提出推行“改稻为桑”，打通海上贸易，可增加国库收入，然而“改稻为桑”一旦实行起来，百姓无粮，维生艰难，由于党派之争，他省借粮救济难以实现，胡宗宪恐生民变，地方官员难做，朝廷大臣难平衡。
嘉靖不糊涂，心里跟明镜似的，还能与这些下属共情，道一句：“朕知道你们难，朕也难，我们就都勉为其难吧！”
然而，嘉靖口中的“勉为其难”，到底是难在了谁身上？
严党为了强推“改稻为桑”，出了“毁堤淹田”这样的馊主意，几十万百姓的生计没了着落。
东南抗倭，军粮告急，赵贞吉筹军费，赠赋税，一而再再而三地“苦一苦百姓”。
嘉靖44年，查抄严党主要成员的家产共计一千多万两，兵部军需、地方赈灾、官员俸禄都得用钱，留了一百多万两给工部，用于万寿宫、仁寿宫的修建。
嘉靖对此十分不满，不予披红。
内阁没办法，专门开会讨论，议题只有一个，各部如何省出钱来给嘉靖修道观。
兵部减少开支，拨出50万两，吏部高拱气呼呼地说，各部堂官或家境尚好的官员表示可暂不领俸禄，拨出40万两给工部。
户部赵贞吉说得更漂亮些，“天道损有余以补不足”，相对富庶的省份可以拨出钱粮接济灾民，可以拨出60万两给工部。
如此才又凑了150万两，给嘉靖修宫殿用。
嘉靖话说得冠冕堂皇，“朕食不过五味，四季常服不过八套”，实际上嘉靖炼丹修道，27年不上朝，对吃穿不怎么在乎。反而炼制丹药所需原材料昂贵，在这方面没少花费。
万寿宫、仁寿宫，宫殿道观一座座地建，嘉靖不顾民生艰难，不惜减少官员俸禄，也要执意花费巨资为自己修建道观。
嘉靖明知道严嵩一派贪墨，但仍然坚持用严嵩用了很久，说是“旧衣服穿着贴身，老人用得舒心”。
直到那年入冬第一场瑞雪，严世蕃一袭大红披风，意气风发，亲自去接负责收盐税满载而归的鄢懋卿。
平时盐税一年只能收缴一百万多两，而鄢懋卿一出马，为朝廷贡献了330万两，其中230万两上缴国库，100万两孝敬了嘉靖。
严世蕃以为，这一场瑞雪是个好兆头，严党立了大功，大明不能没有他们，谁能帮皇帝弄这么多钱去？
但严世蕃怎么也没有想到，嘉靖比他所想象的要精明得多，这笔账他算得比谁都清楚，皇帝的特务班子盯着鄢懋卿的人马呢！
实际上鄢懋卿巡盐一行，共收取盐税530万两，除了上缴国库的230万两，分了100万给嘉靖，而鄢懋卿与严世蕃拿了200万。
得知实情的嘉靖气得够呛：“朕的钱！他们拿二百万！给朕一百万！”
这下嘉靖终于忍不了了，三下五除二迅速倒严，严世蕃被杀，严嵩致仕，鄢懋卿被抄家流放，朝廷再无严党，清流掌权。
嘉靖临终前曾对裕王传授他的帝王心术：“没有真正的贤臣，贤时便用，不贤便黜。”
而嘉靖关于“贤与不贤”的标准，并不在于是否对于国家社稷、天下苍生有利，而是对于他是否有利。
明知严党贪墨， 嘉靖仍用严嵩，正因为严嵩一派善于为他敛财，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朝廷贪墨横行，源头便是皇帝贪，任用贪官。
嘉靖后来下定决心倒严，则是因为严党一派贪欲太大，自己拿大头，给嘉靖分小头，嘉靖气愤不已，只得砍掉这条大尾巴。
嘉靖是个玩弄权谋的高手，是天生的政治家。
作为藩王入京，少年天子便在与强大文官系统的“大礼议之争”中获胜，避免了成为一个傀儡皇帝，把皇权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
嘉靖聪明过人，若要励精图治，本应是个文韬大略开创盛世的明君，但可惜此人私心太重，掌握权力之后，追求长生不老，一味求仙问道，想要永享权力巅峰。
嘉靖善于玩弄权术，既任用贪官为皇家敛财，又任用清流来制衡严党。内阁议事，他先不露面，隐于内室，听具体内容而时不时地敲一下磬，由属下揣度圣意，高深莫测，御下有方。
虽二十多年不上朝，但却能把控好各方势力，把群臣玩弄于股掌之间。
有人说嘉靖自己就是户部尚书，因为他对朝廷财政状况了如指掌，有自己的会计班子，当时沈一石的四箱账册入京，嘉靖手下的会计班子连夜核算这些账目。
可惜嘉靖的聪明与天才没有用在励精图治上，在求仙问道中把自己变成了大明的巨贪，二十多年间，严党把持朝政，朝廷贪墨横行，嘉靖帝才是背后最大的罪魁祸首。
这位皇帝霸道惯了，修长寿宫、仁寿宫耗资颇巨，且在国家灾祸饥荒不断的情况下，嘉靖枉顾天下苍生，一意孤行，可谓是从灾民生计与百官俸禄乃至军资粮饷里榨取出钱财，来为自己修建道观。
可惜了这天下之大，除了之前钦天监的周云逸，后来也只有一个海瑞，敢出来批评这位皇帝。
一篇《治安疏》，堪称天下第一疏，将嘉靖皇帝骂了个透彻，嘉靖虽然不是明君，但他亦不是昏君，他不糊涂，知道海瑞骂得对，恨得牙痒痒，却不能杀此人。
嘉靖即便有心悔改，然而他的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故而把海瑞这把国之神剑，留给了自己的儿子裕王。
嘉靖皇帝这一生，聪明绝顶，权术一流，帝王心术玩得炉火纯青，轻轻松松拿捏朝中不同势力。
然而，他空有帝王之形，而无帝王之心，帝心自用，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产，敛财于百姓，导致治下贪墨横行、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大明朝的里子已然腐朽，嘉靖驾崩77年后，大明朝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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