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种说法开始流行：我们正身处“历史的垃圾时间”。
这句话大意是指，在历史的进程中，总会有那么一些阶段，社会不再有强烈的进取心，也不再相信希望，而是充斥着失望、争议、怀疑与担忧。
思想家路德维希·米塞斯对此说道：一方面，社会的运行发展已经违背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另一方面，其中的个体又根本无力改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社会必然走向失败。
在这些历史过程中，总是伴随着经济危机、发展停滞、文化萧条，直到最后才会导向战争或者彻底的变革。但彻底变革之前，这种无聊的社会低迷状态可能会持续很久。
这就是为什么会产生“历史垃圾时间”这个概念——在篮球比赛中，当两队表现无聊、比赛只是为了熬完最后的时间，就被称为“垃圾时间”。在历史语境中，垃圾时间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煎熬。
在历史的垃圾时间，作为个人能感觉到的常常有资产的缩水、收入下降、原先的希望和信仰破灭。
无聊伴随着迷茫，就是这一期间的个人命运，但我们却无力对抗和改变它。
30年，是一个很常见的周期，有时候甚至50年。一个垃圾周期很可能会耗掉作为个人的半生，如果凑巧是生命的黄金时间，那就更倒霉了。
大明帝国的末期，就是一个典型的垃圾时间。
如果从万历皇帝开始执政的1573年算起，一直到明朝正式灭亡的1644年，这个垃圾时间长达71年。
万历执政后，社会日益腐败和僵化，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部分人手中。另外，在东厂、西厂、锦衣卫等特务机构的折腾下，社会监管日益严厉，让人们压抑不堪。
这一期间的社会风气也趋向保守化。张居正改革，尽管看似是给社会“刮骨疗毒”，但依赖的方式却是权力的不断扩张、学术自由和舆论自由的明显收紧，这其实进一步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僵化。
明朝在一轮又一轮改革中走向衰败和灭亡，而清初的社会一片凋敝，也并未让社会很快走出痛苦。
如果再算上清初社会逐渐恢复的时间，明末清初带给人们的垃圾时间，长达100年左右。
以当时人的寿命，大概有三代人深陷其中。
曾经看到过一个研究，有人统计了上个世纪美国社会出现各行业精英（科学家、思想家、作家、艺术家等）的人数和比例，在美国1929年大萧条之后的30年左右时间里，这样的人数急剧减少。
也就是说，一场大萧条，让那30年走向社会的美国青年“倒霉”了，他们的理想很明显被现实严重干扰了。
虽然1960年代开始，世界进入新的黄金时代，上述的精英开始出现井喷，但此前那30年的煎熬，却是一场所有人共同的代价。
另外一个相对较短的垃圾时间典型，就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清朝。在那十来年的时间里，所有人除了等待清朝灭亡这一件事情之外，好像并没有什么活着的意义，整个社会一直处于迷茫的内耗状态。
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
首要原因在于，历史进程呈现螺旋化上升的规律，所以我们必须忍受一些时候历史进程的停滞甚至倒退。
其次是对个人来说。社会的生命周期与发展进程，速率比个人的生命要慢许多，所以社会这艘巨轮拐个弯的时间，对一个人来说可能就是半生。
所以，理解自己所处的历史周期究竟在哪个阶段，虽然很难，但确实是有必要的事情。对于个人现实选择和看待生命的态度来说，这样的清醒的确是有必要的。
对政府和有权力的人来说，就更重要了。就像慈禧太后，她但凡稍微开明一点，清末的垃圾时间也不至于那么久。1900年之后的帝国，都只是在等待她的死亡。
前面提到的张居正改革也值得思考。在历史的垃圾时间，权力究竟该怎么做？
一般情况下，权力都会更加焦虑，不安全感也会明显增加，所以会收紧对社会的控制、加强对思想的监管。
这是类似于人的一种应激反应：当你感觉到焦虑疲惫的时候，就更容易对别人发火，也更喜欢控制别人。
在这时候，尽管权力会设法改革，去做一些看似正确的事情——这时候你甚至会看到，权力所做的每一个尝试都是合理而且正确的。但收紧权力之手，还是会让本就疲惫不堪的社会更加紧绷，从而失去活力以及对未来的信心。
所以这时候恰恰应当放松权力之手，让社会自行恢复它的弹性，让自我修复机制运转起来。
从这一点来说，历史的垃圾时间和篮球的垃圾时间何其相似。
在篮球的垃圾时间，球员们都迷茫而颓靡，这时候如果教练在场边嘶吼，往往适得其反，但如果给一些新球员以上场和自由发挥的机会，却常常出现令人惊艳的逆转之战。
所以，在历史的垃圾时间，松手、信任和放权，对权力者来说可能反而是良方。
如果一味收紧和控制，除了拉长垃圾时间之外，还有可能导致真正的动荡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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