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时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没有弄清楚；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中共的党史工作者经过考证后，才确定一大的召开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
把7月1日作为中共的诞辰，是毛先生在1938年5月在延安提出来的。当时，先生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
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次明确提出“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当时的延安，曾经参加过一大的、党的创始人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他们回忆一大是七月份召开的，但记不清楚确切的开会日期，且一时无法查证，所以就把7月1日确定为中党诞生纪念日。
在中共一大会议上有一个女性，如果不是她，中共一大能够成功召开，都是个问题。这个传奇女性叫王会悟。1921年7月23至31日，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参与者除了15位正式代表外，还有一位非正式代表、就是王会悟。
王会悟，1898年7月8日出生在浙江省桐乡县（现属嘉兴市）乌镇的一个书香之家。其父王彦臣是晚清秀才，教私塾养家；王会悟从六七岁就开始接受父亲的启蒙。王彦臣是茅盾(沈雁冰)曾祖母的亲侄儿，所以按辈份王会悟是茅盾的表姑。王彦臣教书的名声很好，所以尽管当时沈家自己有私塾，沈家还是慕名将年幼的沈雁冰送到了王彦臣的私塾来就读，和亲表姑王会悟成了同窗学友。
王会悟13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家庭随之陷于困境。王会悟当时正在嘉兴师范上学，学业难以为继，便回家女继父业、教起书来；不久便名声鹊起，乡亲们纷纷议论说“小王先生教得不比老王先生差啊”。学生很快增至百人左右。后因受到政府不公正待遇，愤而离校，来到湖郡女塾半工半读。这个女塾是美国人的教会学校，以英文为主。校长发现她中文水平较高，于是让其为牧师的夫人们扫盲。这样，教书工作代替了勤杂工。
五四运动时，王会悟接触到了大量的新思想、新文化，并通过写信和陈独秀建立了联系。五四运动后，王会悟来到上海，参加了上海女界联合会，并结识李达。李达坚定的革命信仰和渊博的知识使王会悟敬佩不已，王会悟作为新女性的革命热情和强烈的求知欲也使李达产生了深深的爱慕。
1921年4月，王会悟与李达结婚。他们没有举行仪式，只在陈独秀寓所办了一桌酒席，请了沈雁冰、沈泽民兄弟和几位朋友。当时，渔阳里二号的陈独秀寓所也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为李达和王会悟操办婚事的是陈独秀夫人高君曼。王会悟和李达的新房，后来也成了《共产党》月刊编辑部的所在地。
中共一大的召开，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和组织的。李达和李汉俊负责会议具体筹备，王会悟负责与会者食宿及开会地点等后勤。首先是住的地方。王会悟打听到法租界博文女校比较适合，而且校长又是老相识。校长同意了、但强调须在7月20日以后才可以；因为那时学校才会放暑假。
这是为什么中共一大在7月23日召开的原因。参会的上海代表住在各自家中，年龄最大的何叔衡和董必武寄寓湖南会馆和湖北会馆。陈公博带着新婚妻子住进大东旅社。毛先生、王尽美、邓恩铭、陈潭秋、包惠僧、刘仁静等人住在学校里。学校里没有床铺，王会悟就买了些芦席铺在楼板上。
开会的地点，王会悟也找了好几个地方，最后确定李汉俊寄居在法租界的洋房。房主是李汉俊的胞兄、革命左派李书城。李书城追随孙中山多年，是国民党的资深元老。
会议进行期间，王会悟在门口负责警戒。7月28日，王会悟看到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手里托着件尚未抖开的湿衣服、急匆匆地从厢房里跑出来，直奔楼上。当时代表们正在楼上开会，大门正对着晒台。王会悟问大师傅这人是谁，大师傅回答说：“大概是少爷的朋友到楼上晒衣服吧。”
右起：薛耕莘、程子卿（闯入一大会场的密探）、朱良弼（均为法捕房高级警官）
这一情况引起王会悟的警惕。她通过翻译杨明斋(山东平度人，俄共党员，共产国际的翻译)将情况报告给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马林当即宣布休会，收拾文件后便离开会场。当时的讨论正在兴头上，王会悟的报告让张国焘等代表觉得是大惊小怪。可是散会不久，便来了两辆警车，好几个法国巡捕冲进李汉俊家中。李汉俊从容应对，巡捕扑了空。
会议休会两天后，王会悟建议到自己家乡嘉兴的南湖上、租一只画舫，扮作游客继续开会。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成。当“一大”代表们接下来、在嘉兴南湖上的游船里继续开会时，王会悟一人坐在船头、扮成舞女望风。
“一大”闭幕后的1921年12月1日，中共第一个妇女刊物《妇女声》诞生。王会悟是这家刊物的主要负责人；协助她办刊的还有瞿秋白的结发妻子王剑虹等。
1921年10月，陈独秀和李达商议在上海创办一个半工半读的女校，以培养妇女运动人才，安置各地来沪的党员家属。受党的委托，王会悟找到了国民党元老黄兴的夫人徐宗汉、并争取到了她的支持。1922年2月10日，上海平民女子学校成立，王会悟担任工作部主任。平民女校虽然仅存一年，但却为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妇女干部。如初级班里的钱希钧(毛泽民之妻)、黄玉衔，高级班的丁玲、王剑虹、王一知等等。
1922年底，李达应毛先生的邀请到长沙湖南自修大学主持教务；王会悟带着出世才几个月的大女儿李心田随同前往。他们在清水塘毛先生和杨开慧夫妇的住所暂住了一个多月。当时，杨开慧正怀着毛岸英。
毛先生看见王会悟给孩子做的衣服前面长后面短，解大小便都十分方便，就打趣说：“你这件衣服也是革命的嘛！”
毛先生对王会悟全家的生活非常关心，问寒问暖；根据毛先生的建议，王会悟在湖南自修大学补习学校教英文。1923年夏，李达与陈独秀发生了很大的分歧，愤而中断了同陈独秀主持的党中央联系、离开党组织。二十年代的中后期，李达夫妇回到上海、在商务印书馆做文字翻译工作。
当时，李达夫妇虽在组织上脱离了党组织，但他们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没有动摇。在白区非常困苦的条件下，仍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31年，李达到暨南大学任教，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受到青年学生们的热烈欢迎，教室经常挤得满满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达曾想去延安为党工作；但被博古冷淡地拒绝。后来周恩来先生问起此事时，博古托词说李达向党讲条件；周先生问什么条件，博古说：“他说要有口饭吃。”
周先生气愤地拍了桌子：“他说有口饭吃，就是没有什么条件嘛！你为什么要赶他走呢？”
李达见到回党内工作没有希望，就转辗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里教书，王会悟伴随同行。1932年，李达离开上海北上到北平。北平大学学生得知多年没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创始人李达到了北平，就联名强烈要求学校当局聘用李达为教授。此后，李达先后在北平大学、中国大学和朝阳大学兼职做教授、任系主任，王会悟到中国大学任会计。1937年5月，李达名著《社会学大纲》出版，李达第一时间将此书寄给远在延安的毛先生。
毛先生接到书后异常兴奋，认真读了多遍，几乎对每个章节都作了详细的眉批；并向延安的哲学研究会和抗日军政大学推荐了这部书，指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书，十分难得；“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实际上，这本书每一章节也都倾注了王会悟的心血。李达写完每一章节，王会悟都要认真抄写和校对。全书完稿后，王会悟又分头跑印刷和发行等事宜。毛先生在写给李达的信中，热情地称赞他们夫妇"你们是真正的人"。
由于李达坚持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国民党当局唯恐他“赤化”学生、解除了他的教授职务、并通令全国不得聘用李达。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达离开北京；日本宪兵想抓李达没抓到，就将王会悟抓走。后来，王会悟被营救后，开始了流亡生活。1938年冬，王会悟一家五口逃至贵阳，在郊区花溪镇暂住。
而当时，李达也回到了家乡；他既要著述、又要劳动，难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后得知日军轰炸贵阳，花溪等地几乎夷为平地，众人皆以为王会悟已经不在，就劝说李达续弦、照顾其生活，李达就找了同乡长塘角村的20岁女子石曼华共同生活。
1945年8月，毛先生去重庆谈判时，重庆妇女界开会欢迎。当时，王会悟与二女儿李心怡正好在重庆参加进步活动，因此也参加了欢迎大会。会议中毛先生向别人打听王会悟，当听说她在时连忙说“请她不要走，留在这里”。会后，毛先生把王会悟邀请到自己的住处，亲切地询问她们夫妇的情况。谈话中，警卫员几次催请说另有客人求见，先生总是说“呆会儿去，再谈一会儿”，就这样他们促膝长谈好几个小时。
王会悟和二女儿在重庆期间，周恩来和邓颖超对她们也十分关心。周恩来曾派工作人员将从延安捎来的小米和红枣送给她们。1946年春节，周恩来还派人接她们母女到红岩新华日报社一起吃年饭。
1949年，李达应毛先生邀请到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先生亲切地对李达说：“我们解放了！快把会悟她们接来吧。”不久，李达和王会悟这一对时聚时离的患难夫妻，在北京又重逢了。
后经毛先生、周公和李维汉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证明，刘少奇介绍，李达于新中国成立前夕，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后，李达历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并被选为第一届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为发展教育事业和宣传马克思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是，他所编写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深入浅出，受到普遍欢迎。
作为中共成立的见证人，中共“一大”唯一的女性参与者，王会悟在政务院从事法制工作，一生未居要职，默默协助丈夫宣传马克思主义。1993年10月20日，王会悟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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