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7世纪,一场持续数百年的大降温(小冰期)席卷了整个北半球。在亚欧大陆,严寒驱使众多的北方游牧族群南迁,就像同时推倒了好几处纵横相连的多米诺骨牌,最终形成了一个波及整个“文明世界”的大乱世。在西方,日耳曼人、凯尔特人等罗马人眼中的“蛮族”南侵,西罗马帝国被摧毁——欧洲史学称之为“蛮族入侵”,而在东方,数支游牧民族也大规模迁徙到南侵腹地,这便是我国古籍所谓的“五胡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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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灾还是人祸?五胡乱华为何会发生?

五胡乱华的时间一般从成汉政权和刘氏政权建立的公元304年开始算起,一直到鲜卑北魏统一北方的公元439年结束,这段魏晋之后、南北朝之前的历史,着实有点令人困惑。因为此时活跃在北方黄河流域的,是一些我们相对陌生的“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简称“五胡”,不过事实上,这五胡只是西晋末各乱华胡人的代表,数目远非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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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晋之后长达130余年的混战中,五胡驰骋中原,建立起的时间相对较长且具有影响力的政权就有“十六国”之多,这些政权强弱不等、大小各异,跟欧洲中世纪的乱局颇为相似。持续135年后,随着北魏统一北方才终结五胡乱华的时代,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但最终结束南北分治局面,还要到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并于589年灭陈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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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乱华的起因,除了自然因素外,也跟西晋内部八王之乱后,国力衰弱无力阻挡关外游牧民族内迁有关。由于历经三国60年的战乱,中原人口锐减,魏晋便不断“招抚五胡”,百年间内迁的五胡人数达数百万,其中匈奴约70万,羌人80万,氐人100万,鲜卑约250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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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之历时十六年的八王之乱爆发,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皇族内乱之一,八王之乱以极端的形式向世人昭示社会风气的畸变,“自永熙以来,十有一载,人不见德,惟戮是闻。公族构篡夺之祸,骨肉遭枭夷之刑”,造成了社会秩序的崩溃,西晋的国力被消耗殆尽,隐伏着的民族矛盾爆发形成“五胡乱华”,把整个北方推向了动乱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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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斥着动荡和血腥的至暗时刻

匈奴、鲜卑、羯、羌等北方少数民族进一步南徙,进入黄河流域与当地汉族人杂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原地区的民族构成,民族分布格局也相应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晋初,曾经是汉族聚居地的关陇地区变成了“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的局面,到西晋末年,关陇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已经数倍于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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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匈奴南下可以说是五胡内迁的序章,匈奴在历经两汉的打击后,分裂为两部分,北匈奴向西迁至欧洲,南匈奴于公元48年归附东汉,其数万部众被安置在河北至甘肃的长城沿线。约一百年后,南匈奴发动过一次叛乱,但很快被东汉平定,其民众被继续往南迁移,一直来到了山西中部的汾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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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91年西晋历时16年的内战—“八王之乱”。在权力真空之际,匈奴趁机大规模移民占地盘,20多万匈奴人口,纷纷迁徙到山西、陕西、甘肃三省境内。304年,山西太原一带的匈奴贵族刘渊积蓄了足够力量,在平阳(今山西临汾)建立王朝,史称“前赵”。不久后,前赵迁都长安,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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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匈奴之后,还有羯、鲜卑等少数民族闻风而动,特别是与匈奴关系密切的“羯人”,它们原本生活在西域,归附匈奴后也被称为“匈奴别部”,与匈奴同进退。西汉时已有部分羯人居住在河套一带,东汉时,羯人的脚步追着南匈奴,也进入宁夏和山西,甚至接近当时的首都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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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西晋,山西已经成为羯人的大本营,羯族著名的首领石勒就出生在上党武乡(今山西省榆社县)。在匈奴的前赵政权之后,石勒建立了“后赵”,疆域最大时几乎囊括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后赵建国后,羯人的分布区域铺展开来,内迁的人数不少于30万人。石勒去世后,他的侄子石虎篡夺了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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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虎是十六国时代最臭名昭著的君主,他荒淫残暴,肆意奴役和残杀汉人,激化了民族矛盾。后来,汉人将军冉闵推翻了羯族政权,建立冉魏,随即颁布了一道“杀胡令”,号召各地汉人“清扫中原”,一时间河南、山东、山西、河北的无数羯人遭到灭族式屠杀,从此再无力恢复。这是十六国史中最为血腥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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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同汉民族一样都是农耕民族的氐人,他们的姓氏皆为汉姓,多精通汉语,曾广泛分布在川西北和陇南地区,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先后建立过仇池、前秦、后凉等政权。不过由于族群汉化程度很高,南北朝以后氐人逐渐融合于周边的民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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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鲜卑,限于篇幅和鲜卑本身的影响,下期我们单独拎出来细讲。总之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混乱中,既是北方汉族的浩劫,造成了人口数量剧减,但相对应人口大规模的迁徙也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特别是在频繁的政权更迭中,统治中心也不断迁徙,随之迁徙的还有数量众多的人口和复杂的民族成分,比如北魏先是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后又在孝文帝时期迁都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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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乱华既是“汉化”也是“胡化”?

杂居的结果是相互融合同化,民(少数民族)中有汉(汉族)、汉中有民,民中有民,主要同化于汉族之中,所以从两晋到南北朝以后,匈奴、鲜卑、羯、屠各、卢水胡等族的活动便告消匿。这很大程度上跟五胡居"中国"而变华夏有关,也就是五胡占据中原后便用汉族礼制,以中夏自居,称其他胡人为戎狄,称避居江南的东晋为“扬越”,视作“蛮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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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历史学家陈寅恪对魏晋南北朝的总结:既是“汉化”也是“胡化”的双向过程。匈奴、鲜卑等族的消失,其实是不断地与汉族通婚,消失在汉族当中,从《晋书》中的《北狄传》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其实放眼中华文明五千年,游牧民族统治北方乃至全境的时间,基本上和农耕民族平分秋色。不过史书基本是由农耕民族书写的,视角也是农耕文明的视角,对游牧民族的描写,基本都是“烧杀抢掠、屠城奸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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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历史注定只能算半部历史,中国的另外半部历史,是传唱在广袤的草原上、艰难沙地中的史诗。就像中国八大古都、世界四大古都之首的西安,它既是周、秦、汉、唐的都城所在,也是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的都城,而后面这几个朝代均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可以说西安的历史,就是农耕的汉民族与游牧或半牧半农的少数民族轮番的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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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另一个层面而言,我们的历史,既是游牧民族“汉化”的过程,同样也是农耕民族“胡化”的过程。我们的意识和历史观是农耕的汉民族的,但我们的基因、肉体却是融合的。游牧或半牧半农的少数民族与农耕的汉民族互相争斗,不断融合,互相带来新的技术和思维,互相逼迫促进对方不可松懈,终形成了我们无比精彩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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