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陇集团是以宇文泰为首的西魏北周上层统治者组成的政治集团，集团的成员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是“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其人“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西魏北周在当时是先进还是落后，也就是关陇集团之为先进抑落后，应该首先从这两点来观察。
当时中国三分，西魏北周占有关陇外，还有东魏北齐占有山东，梁陈占有江左。这关陇、山东、江左都只是地理上的习惯用语，并非政区的正式名称。今天成为政区的山东省，是由金的山东东西两路而来，到明代才有山东布政司，清代才成为山东省的。而早在战国秦汉时候，是把崤山、函谷关以至华山以东统统称之为山东的。以后长江中下游逐渐开发，为东吴以至东晋南朝所据有，时人称之为江左。从而山东只指崤山以东、江左以北的地区，但仍大体包有今日政区中的河南、山西、山东、河北以及江苏北端和内蒙古，大部分是当时经济最发达最称富庶的黄河下游地区。其次是江左，也称江东，萧梁时包有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四川、河南和陕西南部，以及福建、湖南、两广、云南、贵州。不过当时经济重心还未完全转移到长江流域，福建等地尚有待开发。至于宇文泰的西魏所占有的关陇，即今陕西及洛阳以西的河南西部和山西的西南一小角，加上甘肃、宁夏等当时的边远地区。即使其中尚称沃土的陕西关中地区，到唐代农产物仍不能充分供给帝王宫卫百官俸食之所需，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财政”章所说。从而文化上也如“礼仪”章所说：“洛阳文物人才虽经契胡（尔朱氏）之残毁，其遗烬再由高氏父子之收掇，更得以恢复炽盛于邺都。魏孝文以来，文化之正统仍在山东，遥与江左南朝并为衣冠礼乐之所萃，故宇文泰所不得不深相畏忌，而与苏绰之徒别以关陇为文化单位，虚饰《周官》旧文以适鲜卑野俗，非驴非马，藉用欺笼一时之人心。”所以关陇集团不是不要用山东、江左的人才，而是山东、江左的人才看不起经济文化都远逊的关陇，而不愿西投为其所用。这虽不能给此集团之仅能“融冶关陇胡汉人才”戴上落后的帽子，仍要看到这是本地区经济文化都落后因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讲“无文武分途”也就是文武合一，这牵涉到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转型问题，这里可简要地把这文武合一与分途的历史过程说一说。即早在西周春秋时，上层统治者是文武合一不分途的，因为当时是封建领主制社会，文武合于领主一身正是这个社会的特征。到了战国封建领主制社会转型进入封建地主制社会，文武合一的领主消失，此后除开国君臣仍不免身兼文武外，政坛上文武分途已成为正常的局面，这较过去文武合一的领主统治自是极大的进步。无如事物的发展常有曲折，大至社会的转型也未能例外。封建领主制的残余势力到东汉末年又养成气候，形成了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作为封建领主制彻底死亡前的一次回光返照。于是在这一段时期里又重新出现大量文武合于一身的事例。如汉末群雄中的曹操、二袁、刘备、孙坚父子，稍后的司马懿父子，东晋时王、庾、桓、谢等世家大族的首脑，无一不是文武合一的人物，更不说本来就习惯于文武合一的所谓“五胡”了。这些北方的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社会组织上和汉族虽有较大的差异，在文武合一这点上当时却走着同样的道路。到他们接受汉化，也产生了自己的门阀后，和汉人世家大族的文武合一自然越加合拍了。关陇集团的文武合一，也就是这种条件下的产物，和前此汉族、少数民族的文武合一，实质上并没有区别。从历史发展来看，当然不能说是先进的。何况这时江左的梁陈已经向文武分途回归，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一二“江左世族无功臣”“陈武帝多用敌将”等条以及陈寅恪先生《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书魏书萧衍传后》都有所涉及。山东地区东魏北齐的文武分途也如上一章所讲。这就更加显示了关陇集团的落后。这是从理论上说。
事实上，关陇集团的落后野蛮也够突出，其中表现得充分的要算西魏恭帝元年（554）破灭江陵梁元帝萧绎政权这一役。这是在宇文泰设置八柱国建立关陇集团之后，任命柱国于谨统率府兵出征的，胜利了居然把对方的百官士民没为奴婢，如《周书》卷二《文帝纪》所说：
〔魏恭帝元年〕冬十月壬戌，遣柱国于谨、中山公护、大将军杨忠、韦孝宽等步骑五万讨之。十一月……丙申，谨至江陵。……〔辛亥〕克之。擒梁元帝杀之，并虏其百官及士民以归。没为奴婢者十余万，其免者二百余家。
卷一五《于谨传》也说：
虏其男女十余万人，收其府库珍宝，得宋浑天仪、梁日晷铜表、魏相风乌、铜蟠螭趺，大玉径四尺围七尺，及诸舆辇法物以献，军无私焉。……赏谨奴婢一千口，及梁之宝物并金石丝竹乐一部。
这所谓“军无私焉”，本是讲所收的“府库珍宝”都归了公。实际上并没有做到，这只要看《周书》卷三四《裴尼传》所说：“以本官从于谨平江陵，大获军实，谨恣诸将校取之，余人皆竞取珍玩，尼唯取梁元帝素琴一张。”以及卷三二《唐瑾传》所说：“于谨南伐江陵，以瑾为元帅府长史，……及军还，诸将多因虏掠，大获财物，瑾一无所取，唯得书两车，载之以归。”便可知当时军纪之坏，只取琴书已为难得。至于奴婢，也有幸免的，如《唐瑾传》说：“江陵既平，衣冠仕伍，并没为仆隶，瑾察其才行，有片善者辄议免之，赖瑾获济者甚众。”又于谨子于翼有传在《周书》卷三○，也说：“谨平江陵，所赠得军实分给诸子，翼一无所取，唯简赏口内名望子弟有士风者，别待遇之。”但这恐怕只是极少数。整批地放免这些奴婢，要迟至十八年后的北周武帝建德元年（572）。《周书》卷五《武帝纪》说：
〔建德元年〕冬十月庚午，诏江陵所获俘虏充官口者，悉免为民。
这是放免“官口”即官奴婢。官奴婢以外的放免，还得到建德六年（577）正月武帝入邺城灭北齐之后，即《周书》卷六《武帝纪》这年十一月诏所说：
自永熙三年七月已来去年十月已前，东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后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旧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
永熙三年（534）七月是东西魏分立之年，这是指此后西魏北周从东魏北齐抄略来的奴婢，以及从江陵俘获来的奴婢，统统放免。只是还拖了一条可让“旧主人”“留为部曲及客女”的尾巴。部曲和客女对主人仍有依附关系，说明这种放免还是不十分彻底。
关陇集团为什么如此落后，西魏北周为什么会做出当时已很少见的大量俘奴蓄奴的事情？这当然得归之于经济文化远逊于山东、江左，其中除地理因素自然条件外还有个民族问题。这民族不是鲜卑，因为六镇鲜卑大多数为高欢所接收，进入关中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下面第三章讲府兵时有考证。如果真是鲜卑在起作用，那何以高欢的山东地区反较关陇文明？这要看编在《隋书》里的为梁陈齐周隋所修《五代史志》的《地理志》，方可以得到解答。《地理志》在北周所辖的雍州之下说，三辅“人物混淆，华戎杂错”，雕阴、延安、弘化“连接山胡，性多木强”，平凉、朔方、盐川、灵武、榆林、五原“地接边荒，多尚武节”，河西诸郡“其风颇同，并有金方之气”。梁州之下也说汉阳、临洮、宕昌、武都、同昌、河池、顺政、义城、平武、汶山“皆连杂氐羌，人尤劲悍，性多质直，皆务于农事，工习猎射，于书计非其长矣”。而北齐所辖山东地区的豫、兖、冀、青、徐诸州便绝无这类记录。可见从民族角度来讲，这自东晋以来尚未与汉族很好融合的后进的氐、羌、山胡，才是关陇集团所以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里接着需要解答一个问题，即关陇集团既是落后而非先进，那为什么最后是北周灭掉北齐而不是北齐灭掉北周？过去有些历史书上不常说胜利者必定是先进的一方吗？例如说西周之所以灭掉殷商，是因为西周把农业抓得紧，连周文王都“卑服即康功田功”（《书·无逸》）。说秦讲究农战，所以灭掉山东六国。这实际上是传统的以成败论英雄的一种新式翻版。这些先生忘掉了落后灭掉先进在中外历史上本来就有的是，尤其在使用冷兵器的时代。就众所周知的金灭北宋、元灭南宋、清灭明来说，哪一个不是落后灭掉先进。被他们出力美化的西周，在殷墟遗存大量出土之后本已足够说明其为落后，顾颉刚师在中华书局《文史》第二辑上发表的《〈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更论证其灭商是野蛮的掠夺。秦灭六国的野蛮自不用说，其落后从先秦诸子几无一出于关中便可证实。而这些落后野蛮的一方在使用冷兵器的战斗中特别易于凶残，就使他们常居优势把对方打败吞灭。北周在组建的府兵壮大后最终灭掉本来强盛的北齐，无非遵循了同样的规律。
灭掉北齐当然要掠夺，不过像破灭江陵那次把官民整批没为奴婢的惨剧倒还不曾发生。这当然是由于北齐拥有的山东地区委实广大，人口委实众多，不好那么干，但其他措施还是免不了的。《周书》卷六《武帝纪》说建德五年（576）十二月庚申攻占并州后，过了六天即丙寅日就：
出齐宫中金银宝器珠翠丽服及宫女二千人班赐将士。
第二年建德六年十二月庚申又记载：
行幸并州宫，移并州军人四万户于关中。
这“军人”即“军民”，令狐德棻等在贞观时撰修《周书》要避李世民的御讳，把“民”改写成“人”字。这种强制性地叫军民大批背井离乡自然又是一种虐政。再看《隋书》卷四五文帝长子杨勇的传，还可知道当时施加在山东地区的虐政绝不止这一些。这是隋文帝杨坚受禅即位，杨勇被立为皇太子后的事情，说：
上以山东民多流冗，遣使按验，又欲徙民北实边塞，勇上书谏曰：“……有齐之末，主暗时昏，周平东夏，继以威虐，民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厌家乡，愿为羁旅。加以去年三方逆乱，赖陛下仁圣，区宇肃清，锋刃虽屏，疮痍未复。若假以数岁，沐浴皇风，逃窜之徒，自然归本。……”上览而嘉之，遂寝其事。
这“三方逆乱”是下一节要讲到的尉迟迥以及司马消难、王谦之反杨坚，被平定后山东逃亡之民仍未回归，足见周灭北齐“继以威虐”造成“民不堪命”的惨状之严重。而在《北齐书》《周书》《隋书》诸史甚少这类记载，当缘此三书虽均修在唐贞观之世，所本实为隋牛弘、李德林、王劭等所撰《周纪》和齐、隋史，别详《史通》外篇“古今正史”。而隋文帝杨坚其时正以右三军总管躬预灭齐之役，因而此诸史涉及灭齐威虐之事不能不有所讳饰。至前此平江陵之役杨坚之父杨忠虽亦参预，而没其官民为奴婢之事仍备详《周书》者，则不特事属久远，且其后施仁政放免奴婢之诏令需要登载，其前没人为奴婢的史实就无从刊削了。
本文节选自《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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