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记本”注：本文作者为李晔，中国古典文学硕士，中国当代文学博士，现任美国南卡州科克大学中文副教授。本文为李晔纪念夏志清教授诞辰100周年的一篇文章，首发“语言学世界”，本文为节选，特此分享。
1921年2月18日－2013年12月29日
研究中国文学的人鲜有不知夏志清（“必记本”注：文学评论家，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抗战胜利后任教北京大学英文系。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奖学金赴美深造，1951年获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先后执教美国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等校。1961年任教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1969年为该校中文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文名誉教授）的大名的，他于1961年在耶鲁出版的英文专著《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在当时那个年代可谓震聋发聩的惊世之作。
六十年代初的大陆正值文革前夕，政治挂帅，不少文学家相继被审查；六十年代的台湾正在施行查禁文学的制度，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都被归于禁书之列。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在美国的年轻华裔学者秉承以文学本身的美学特质与普遍人性关照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和评价那些自“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与作品。他摒弃了地缘政治的偏见，跳脱出两岸流行意识形态的束缚，重在“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夏志清语），以其深厚的西学理论和文学功底，纵横开阖，中西比较，写出了这部独特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中国大陆八十年代末的“重写文学史”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60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初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17-1957》，奠定了夏志清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上大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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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了被历史尘埃湮没的三位文学大师
探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贡献，我们不能不提及夏志清通过这部专著，慧眼独具地“发掘”了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并以雄辩的论证确立了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今天这三位作家都是在海内外被推崇的炙手可热的大家，但在夏志清的《小说史》发表之前，他们不仅没有被得到重视，反而被攻击和诟病。
张爱玲从1943年开始发表作品时，不过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虽然作品畅销，成名也早，但一直被归类为“新蝴蝶鸳鸯派”的通俗作家，完全没有得到评论界的重视。钱钟书是学贯中西的知名才子，但他的《围城》自1946年出版以来便受到了诸多的批评，被认为那“只不过是供有闲阶级消遣的玩意罢了。”三人中沈从文的创作最丰，在1948年封笔以前已经发表了八十多部作品，然而他的境遇也是最糟糕的。他在三十年代就被列为“自由人”、“第三种人”而被批判，以后历次文学论争、政治运动他都是被批判的对象，致使他心灰意冷，彻底退出文坛，“转业”去博物馆研究文物了。
这三位作家都不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所认可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是“政治以外”的人，他们的“自成一格”是游离于时代主潮之外的。而夏志清却从永恒人生的视野、普遍人性关照的角度发掘了他们的作品对于人性的深刻写照和在文学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在他的《小说史》中，他评价张爱玲“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她认识过去如何影响现在—这种看法是近代人的看法。”张爱玲写出了变动的社会中不变的人性。她笔下的平庸小人物表现了在乱世中人生无常的无奈的悲凉。夏志清用了本书三十七页的篇幅详细解析、论述了张爱玲的作品，让读者深刻体会到了她的作品的“苍凉”的韵味。他同时称赞道：“她小说里意象的丰富，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对于钱钟书的作品，夏志清重点分析了他的长篇小说《围城》，称“《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作为讽刺文学，它会令你想起《儒林外史》那一类的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但它比它们优胜，因为它有统一的结构和更丰富的喜剧性。”透过小说表层的幽默、调侃，夏志清解读“《围城》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间的无法沟通的小说。”
在论及沈从文时，夏志清的观点也很精辟：“沈从文的田园气息，在道德意识来讲，其对现代人处境的关注之情，是与华茨华斯、叶慈和福克纳等西方作家一样迫切的。”在艺术方面，“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他能不着痕迹，轻轻的几笔就把一个景色的神髓，或者是人类微妙的感情脉络勾划出来。”
夏志清对三位大师的评价在六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是精准的；而他是做如是评价从而确立三位大师在文学史上地位的第一人。
夏志清写《小说史》时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何以能够写就这样一部中国文学评论的开山之作？这与他的天才与际遇是分不开的。他1942年从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1946年9月便随兄长夏济安去北京大学任助教。1947年，一位纽约华侨富商赞助了北大的年轻教员三个留美奖学金的名额，文、法、理各一名。选拔通过英文作文考试和新近的英文论文成果而定。刚到北大工作不久的夏志清文科考试拔得头筹，研究威廉·布莱克的英文论文更使他脱颖而出，遂取得留美奖学金，得以去耶鲁攻读英文专业的硕博。美国的文科博士学位常常比理工科的博士学位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拿到，而耶鲁英文系的博士更是全美最严的，在夏志清之前，仅有两名华人拿到过耶鲁的英文博士学位。
夏志清天赋禀异，仅用三年半时间就拿下了耶鲁的博士（来美国之前，他只有学士学位）。在他拿到学位为工作犯愁之际，没想到他的仅有两页纸的一篇撰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计划书帮他拿到了洛克斐勒基金会的研究补助金，使他能够有三年的全职研究与写作的时光。在这三年（1952年到1955年），他以耶鲁英文系的研究员身份在研究、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原本就有很好的西学底子，加之耶鲁英文系的严格训练，夏志清对西方文学理论驾轻就熟。
而有意思的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在美国他却很难找到国内最新的研究现代文学的资料；这反而使他能摆脱条条框框，他从作家作品中读出自己的心得，并以西学的理论与比较文学的视角来写这部《小说史》，从而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与自成一体的批评风格。
在耶鲁做研究员的三年，他已经完成了《小说史》的主体部分。后来他因为结婚生子，又换跑道去其它大学教书谋生，致使《小说史》的写作慢了下来，一直到1958年底才彻底完稿。经由专家的评鉴，耶鲁大学出版社同意出版，但建议夏志清补写台湾作家的部分。补写完善于1959年底，这部著作终于于1961年出版。
《小说史》一经出版便语惊四座。它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跨越了国界，也使钱钟书、沈从文和张爱玲进入了海外研究者的视野。这三位大家及他们的作品后来在海外、港台及大陆先后引来研究与阅读热潮，都始于夏志清的《小说史》的精辟评论。
《小说史》引起了当时美国汉学界的掌门人—哥伦比亚大学的王际真教授的重视。他当时准备退休，正在物色接班人。
《小说史》这部别具一格的著作充分展现了夏志清的才华与见解，使他成为接替王际真的不二人选。1962年他被聘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的长俸副教授。他不负众望，1968年另一部英文扛鼎专著《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问世。1969年，夏志清成为哥大的正教授。此后他再接再励，论文、论著频仍发表，成为了继王际真之后的名副其实的美国汉学界的掌门大师。
读夏志清的《小说史》可以发现，他对每位作家的评论是非常个人化与个性化的。他仿佛一位老朋友，深入到所评作家的生活中，与作家对话；无论批评与褒奖，态度都很真挚。在生活中，他也是这样一个对朋友付出真情的率真之人。这从他与这三位作家的交往中可以表现出来。
在去美国以前，夏志清与钱钟书仅有一面之缘，但他对这位年长自己九岁的前辈学者十分钦佩。后来他们虽然几十年没见面，但1976年当夏志清听到误传的钱先生去世的消息，遂写了“追念钱钟书先生”一文，表现他的仰慕与追悼之情：“我国学人间，不论他的同代或晚辈，还没有人比得上他这么博闻强记，广览群书。……”随后才得知钱先生那时只是病重，去世只是讹传。
三年后，钱钟书托友人代话，欲随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哥大，盼望相见。夏志清闻之十分兴奋。他为如何给钱钟书写信踌躇不已：用文言文写，怕自己文言根底不够深厚；用白话文写怕不够尊敬；用英文写又怕有些“班门弄斧”。最后他决定用浅近文言夹白话写，想来钱先生知道他是英文系出身的不会怪罪他的中文。而收到钱钟书的毛笔字回信，他当做至宝保存。
为了迎接钱钟书，他这么个不善操持的人把接待访问团的任何一个细节都照顾到了，也为他与钱钟书期待已久的单独会面做了安排，并提前两天彻底打扫了他在哥大的办公室。这两位学界泰斗在哥大办公室畅谈中国现代文学、古代文学与西洋文学；钱钟书还特意要求一阅夏志清为他撰写的那篇追悼文，令他们相见的场面变得更加有趣。两位文学知音相谈甚欢。钱钟书放弃参观哥大校园的节目，自请拜访夏志清的家，夏志清第二日又特意去钱下榻的酒店一叙。他们虽然四十年没见，但彼此间的情谊正如钱钟书给夏志清的信中写道的：“少陵诗所谓‘文章有神交有道’，初不在乎形骸之密，音问之勤也。…… 何啻管仲之叹，知我者鲍子乎？”他们之间确如管鲍之交(有关夏钱相会的细节参考夏志清的“重会钱钟书纪实”)。纽约一别，二人彼此甚是怀念。四年之后，钱钟书出面安排了夏志清的回访大陆之旅。
1979年夏志清（左）与钱钟书（右）于哥伦比亚大学（照片取自北美华文作协网站，由夏夫人王洞为该网站提供）
夏志清与沈从文在1980年以前从未会过面，但夏志清似乎比国内任何人都更了解他。沈从文在他创作最旺盛的三四十年代，就不断受到批评与攻击；其唯美风格的文学创作与主流文学格格不入，令他一直感到“寂寞”和“苦闷”。而夏志清却读出了他的作品的超越时空的永恒的审美价值，《小说史》让世界认识了这位已经退出文坛多年的作家。
1980年沈从文访美，两位素未谋面的知音终于见面了。夏志清请沈从文在哥大做了演讲，并亲自做主持；沈从文也将自己原版的作品签名赠与夏志清留念。1983年夏志清回大陆做寻根之旅时，沈从文恰巧病重住院，夏志清便直接去北京的医院探望。
1980年于纽约，自右起：夏志清，沈从文，从甦（照片取自北美华文作协网站，由从甦为该网站提供）
在三位作家中，夏志清与张爱玲的接触最多。夏志清1961年把新近出版的《小说史》寄给张爱玲时开始了他们的交往。那时张爱玲已来美国几年，并与美国剧作家赖雅结了婚。赖雅年迈多病，张爱玲性情孤僻不善交际，他们的生活一直很拮据、困窘；后来赖雅又数度中风，生活上便完全仰赖张爱玲。夏志清虽然总共只与张爱玲见过六次面，但他们之间通信过百封，是彼此信任的朋友。张爱玲时常求助，夏志清也尽其所能地帮助她。他不曾为自己的事求过什么人，却为张爱玲出书、为张爱玲找工作不断地托人、求人。他代张爱玲与香港皇冠杂志签约。那些年皇冠出版社提供的版税是张爱玲的唯一收入来源。他后来又帮助张爱玲取得了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的位置，只可惜张爱玲不善与人相处，只做了两年便被解聘了。
夏志清惜才爱才，一直关心着她。在张爱玲写给他的百余封信中，大多数都是谈出书、找工作的事宜（见夏志清做按语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一书），其间他们也交换了不少文学批评的意见。张爱玲在1967年5月14日给夏志清的信中说：“你已经给了我这么多，我对不知己的朋友总是千恩万谢，对你就不提了，因为你知道我多么感激。”这正是所谓的大恩不言谢。夏志清与张爱玲三十多年的友谊可谓文坛佳话。从他们之间的交往中足以看出夏志清为人的赤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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