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代，为了鞭策自己，我在笔记本上写了这么一句话：“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问心无愧地说，我做到了。我不属于聪明的学生，但我肯定属于勤奋的学生。大学时代，为了勉励自己，我在笔记本上写了这么一句话：“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问心无愧地说，后半句我没做到，但前半句我做到了。从大学一年级到博士研究生毕业，整整十年。那十年里，有间屋子经常呈现北窗夜夜进寒风，窗下有个读书人的“景观”。那个读书人就是我。那时的我，心里一直萦绕着一句诗：“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这是周恩来总理的诗句。我在吉林长春赴日留学生预备学校完成了一年强化训练，将要负笈东瀛之际，代表全体学生发言。当时，我引用了周恩来总理在赴日留学前说的一句话：“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以治学为业后，我为自己确立了十六字治学原则：“博采众长，标新立异，史论结合，经世致用。”是否做到，我难以自我评判。但是，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始终关注学术动态，不人云亦云，努力言必有据，弘扬“以史为鉴”，可以算作对这十六个字的实践。
2008年，我出版了《日本通史》。2012年，拙著得以重印。之后承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错爱和广大读者的支持，拙著多次重印并出了平装和精装两种版本。在拙著最后的“未了章平成时代”，我写了这么一句话：“再过20年，我将把‘未了章’补充完整。”如今，我提前兑现了承诺。明仁天皇生前退位、平成时代已经结束，固然是我这么做的重要原因，但不是我撰写《日本通史（修订本）》的根本原因。不然，我只需要将平成时代补充完整即可，不必颠覆性地全部重写。恕我直言，许有人说：“好不自量力！”是的，但按照我的理解，想写一部“传世之作”是态度，不是结果。“‘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至于是不是“传世之作”，必须在经历了岁月的洗涤和淘汰后，才能由社会判定。复旦大学鼓励和支持“坐得住冷板凳的人”，鼓励写学术精品，并从中产生“传世之作”。我作为复旦人，理应以实际行动回应这种鼓励和支持。令我修订《日本通史》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拙著出版后，在获得肯定的同时，也收到了一些批评指正。例如，有一位读者专门写信给出版社，指出了拙著引用中国古籍的讹误，令我感动和感激。因为读者的关心爱护和鞭策是我治学精益求精的强大动力。本书写于在日四年时间，引文大多采用当时的日本版本，此次修订，又再加核对。
学术研究如同“滚雪球”，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经过十多年的学习研究，我取得了一些新的认识和体会。这些认识和体会，也是对这本新版《日本通史》和旧版《日本通史》存在哪些差别的说明。
第一，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在《方法论》一书中提出：“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日本通史的书写必须首先确定方法论原则。概括而言，世界历史的书写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按照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的顺序，即“断代”地进行书写。这种书写方式以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为始祖，迄今仍是最“正统”的写法。另一种是将世界划分为若干文明或文化区域进行书写。这种方式书写的历史，被称为“文明形态史”或“文化形态史”，由俄国学者尼古拉·达尼莱夫斯基振翮，由英国学者阿诺德·汤因比集大成。中国传统的历史书写也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以《春秋》为滥觞的“编年体式”，另一种是以《史记》为嚆矢的“纪传体式”。经过近些年的学习和研究，我认为日本通史，最恰当的写法应该是“在历史坐标上”进行书写。中国有强调“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所谓“经”就是纵向的历史。因此，历史学在中国始终具有“兴替之鉴”的功能。但是，正如第二代“京都学派”代表宫崎市定所言，作为历史，不仅要关注“经”即纵向的政权“兴替”，而且要关注“纬”，即不同国家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及其影响。这样，既能取得通史应有的“贯通古今”的效果，又能取得将重大事件和人物置于特定时空中进行研究评判的效果。这是我最近十多年的学习和研究体会的“新发现”。当年写《日本通史》，我没有按照这个构架进行铺陈，我为之感到遗憾并决意弥补，而弥补这一遗憾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重新建构框架，重新谋篇布局，呈现一本全新的《日本通史》。
第二，人是历史舞台的主角。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有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因为只有人才能理解社会，说明和解释社会，评判和驾驭社会，按照人的目的、需要、意志、能力，去建立或改变社会。毋庸赘言，人在这种建立和改变中必然或隐或现地显示人的本性，包括人性的善和人性的恶。按唐代刘知几在中国第一本系统性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中的说法，治史或书写历史的目的，就是要“惩恶扬善”。所谓的善恶当然是指人的善恶。日本历史风云激荡，历史人物如过江之鲫，如何显现他们的善恶，理应成为《日本通史》的重要内容。然而，遗憾的是，我在此前的《日本通史》中缺乏这方面的“问题意识”。因此，在这本新版《日本通史》中，我对一些重要人物，特别是作为日本统治阶级的天皇、将军、首相，做了扼要介绍和评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了统治阶级的重要地位：“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第三，英国评论家马修·阿诺德认为，“历史是一条充满谬误的浩渺的密西西比河”。但我认为，历史是一片充满谬误的汪洋大海，故被称为“史海”。为什么充满谬误？哲学家黑格尔说得好，“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就日本而言，他们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了吗？“史海”不是“死海”，日本历史和整个世界历史一样，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涛汹涌，有顺流，有逆流，有海沟，有浅滩。作为世界历史一个篇章的日本通史，应该写出“史海”的这种特性。
第四，迄今为止，日本通史类著作就篇幅而言，主要存在两个偏向：一是卷帙浩繁但缺乏通史应有的“通达”，而是如专题研究和论文汇编。毋庸讳言，日本学者撰写的日本通史类论著，大都存在这种偏向。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多人合著，学术兴趣和评判标准各异。正如日本著名史学家久米邦武所言：“学者应该禁戒以个人好恶判断是非。然而，历史书写就是好恶聚集的仓库，其中会有个人好恶的情感起伏。”一是篇幅过于简略，以致原本应该是“风情万种”的“少女”，被描绘成“瘦骨嶙峋”的“老妪”，让人无法“一见钟情”。更关键的是，通史应该是“连续剧”，不是“系列剧”。历史事件的发生基本不会离因果律太远，尽管偶然性也是历史的要素。但很多日本通史类著作，往往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分门别类，从而无异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外交史的“汇编”。拙著老版《日本通史》也存在类似问题。例如，每个时代我大都将外交放在最后，这显然不利于读者理解“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一基本原理。在这本全新的《日本通史》中，我努力将日本历史写成“连续剧”而不是“系列剧”。不过，我对每个时代的文化特点都做了扼要论述。这不仅为了使内容更完整并使各时代论述均衡，前后一贯，而且为了强调文化和文明的差别。按照德国学者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提出的观点，“文明”是“求同”的，即文明使人类趋于“一致”，而“文化”是“存异”的，使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存在“差异”。虽然日本总体而言不断趋向“文明”，但日本“文化”特点始终鲜明。
第五，历史学一代宗师兰克在其处女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序言中称，他写作该书的目的，“仅仅在于说明史实之真相”，并由此确立“兰克史学”的一项基本原则：“史料本身会说话。”按照西方史学的观点，“历史学就是史料学”。这种说法或有偏颇，但对于史学研究者而言，纵然有敏锐的洞察能力和独到的分析能力，没有史料终究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西方史学认为，“史料沉默的地方，历史也在沉默”。史料之于史学，犹如皮之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过去十多年里，诸如《大正天皇实录》和《昭和天皇实录》等原始文献的公开，为我重新认识和评价这两位天皇及其时代，提供了新的史料，使我感到必须重写这两章。因为这两个时代前承明治时代，后启平成时代，其间还隔着战前和战后这个“分水岭”，在日本历史上是非常厚重的两个篇章。我在这本新版《日本通史》中充分运用了这些原始文献，因此较之旧版《日本通史》有显著不同。
韩愈在《师说》中写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虽然三十余年在日本史这块土地上的耕耘，使我自认为有些心得，写了这么一部自认为融知识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的专著，但日本通史上下数千年，涉及广泛领域，以我绵薄学力，要深入正确地阐述拙著所涉及的每一个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有鉴于此，后学哪怕是我的学生，或许也能够凭一得之见，指出拙著中因学识的浅陋所产生的讹误，更何况学术精湛的学长和学术前辈，肯定能够赐教于我。我真诚地欢迎和期待读者诸君能不吝赐正。当然，这么做的前提是您先花时间读一读拙著。我相信，您在发现问题的同时还会发现我问心无愧的这句话：拙著涵盖了日本史的主要知识点，信息量不小，而且相对很多类似史书的“严肃”，拙著大多数章节都比较“活泼”，略有文学色彩。我这么做是为了增强可读性。“自古文史不分家”，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文和史的关系同样如此。“严肃”未必“严谨”，“严谨”未必一定要“严肃”。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克说：“以轻松活泼的方式完成别人必须严肃认真才能完成的事，需要一种智慧。”我并不具有这种智慧，但我想努力这么做。这也是我撰写本书的一项原则。当然，本书略有文学色彩，但绝没有文学的虚构。
迄今为止，中国的日本史著述未形成统一的纪年格式，本书的年份在1873年（明治六年）日本采用公元纪年前，均以日本年号附括号注公元纪年表示，1873年后采用公元纪年，除必要情况，不加括号附注日本年号。这样做，一是为了显示日本史的特点（改用公历纪年，也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一项重要内容），二是有利于区分公历和阴历的差别，使读者能一目了然。特此说明。
最后做一个友情提示：读了“前言”，建议您再读“后语”，看我是否“前言不搭后语”，然后决定是否有必要读一读这本篇幅不小的著作。如果您真这么做了，我谨向您表示敬意。因为，这说明您尊重我的意见。
【内容简介】
本书为《日本通史》全新修订本，分上下两册。
上册始于史前时代，终于江户时代末，扼要阐释这一历史时段涉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主要论说“国家三个要素”即国土、国民、政权的形成；叙述“文化三根支柱”即神道、佛教、儒教的由来及思想主张；分析“武家三个时代”即镰仓、室町、江户时代的兴衰和武士道的渊源；梳理“日本战国三杰”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结束纷乱的战国时代，使日本进入长期和平统一历史的进程。
下册始于明治维新，终于平成时代，主要阐释下列问题：为什么明治维新是一场集政变、革命、改革为一体的变革？为什么甲午战争深刻影响了日本以后的历史？为什么日俄战争后日本加入了“白人俱乐部”？为什么大正时代被称为“日本的乌托邦时代”？为什么昭和时代军国主义甚嚣尘上？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能够迅速实现经济复兴和高速增长？为什么平成时代日本会形成“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崩溃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对日本国家与历史的全域呈现！
《日本通史》自2008年出版之后，一印再印。
此版为第一版推出之后，作者又以数十年研究日本史的积淀，耗时十余年对上自史前时代下至令和时代的日本数千年历史，以及日本疆域的演变，作了条分缕析的论述，凸显了时间和空间两大要素。
本书既遵循中国“编年体”史书按时间叙事的传统，也兼顾中国“纪传体”史书评人论事的要求，对日本每一任天皇、将军、首相，均作了介绍和点评，既有通史的通达，又有对影响日本乃至整个世界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和人物的论述，既秉承“论从史出”的治史原则，注重以第一手资料为据，并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引述的文献详细注明出处，又参阅了最新解密或公开的原始文献，尽可能反映日本史研究的最新学术动态。
【作者简介】
冯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赴日本京都大学留学，1993年获博士学位。自1995年后历任日本神奈川大学客座研究员、韩国高丽大学客座研究员、日本庆应大学客座教授。主要学术成果：著有《日本经济体制的历史变迁：理论和政策互动》《日本史的路标：要素和真相》《〈菊花与刀〉精读》《日本风情志》《日本外交简史：锁国·扩张·依附》等10本图书；合著有《东亚发展模式与区域合作》等7本图书，另有日译汉《昭和时代见证录》和英译汉《犹太思想》《犹太人》等译著多本。以中文、日文、英文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日本学刊》和东京大学《社会与文化》等国内外权威、核心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曾获上海市教学科研一等奖、复旦大学教学一等奖等多个奖项。
热门跟贴